长沙有一个何顿

作者:何顿

  长沙有一个何顿,写小说的。而且他的小说长沙味很地道。

  《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弟弟你好》、《太阳很好》、《就这么回事》、《无所谓》、《我们像葵花》、《荒原上的阳光》……何顿的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写长沙,写长沙这座城市里的故事和人物。这些很“长沙”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近两年来接连不断在《收获》、《大家》、《花城》、《钟山》等全国一流文学刊物亮相,年轻的何顿日益引人注目。

  何顿的小说首先是在人文荟萃、信息灵通的北京、上海反响热烈。

  “何顿像太阳,读者像葵花。”《北京青年报》以此来比喻何顿小说的读者之多。《中华读书报》将《就这么回事》评为1995年最好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另一部是莫言的《丰rǔ肥臀》)中央电视台派记者专程上门采访何顿。《新民晚报》多次介绍何顿其人其作。《文学报》发了何顿小说专版。小说评论家程德培先生《终于出了个何顿》一文在香港某大报发表,后又被台湾报纸转载。何顿的小说被译成英文,在英国、澳大利亚出版……评论界忙着给何顿戴上各色“帽子”。陈晓明把他划为“新表象”,张颐武、王干把他纳入“新状态”,更有人称他是“新生代”,是一匹南方的“黑马”。影视界在重金争购何顿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张艺谋买断《就这么回事》,社宪任董事长的北京先奇影视制作中心买断《我们像葵花》……可何顿还是长沙的何顿,他照旧日复一日呆在南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写他的小说。1月25日,当记者来到何顿家中,说起他目前走红的种种情形,何顿一脸平静。此时,他刚刚在386电脑上写完7万多字的中篇《面包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实际上讲的是‘爱情会有的’。”记者的思绪随着他典型的长沙话跳跃开来。

  “在何顿的血脉中有高贵的文化的皿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民倾向。”

  何顿扎扎实实是一棵生在长沙长在长沙的树。

  出身书香门第的何顿是街上长大的孩子,家住一条叫青山祠的小巷子里,街头巷尾就是小何顿的乐园。“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这支英雄的顺口溜就是细伢子们喜欢一路上吼的,几个小家伙还常常钻进附近书院路异南春茶馆玩,竖起耳朵,听大人们讲张家李家的故事。

  身为教育工作者的父亲也常给何顿讲故事。何顿称父亲对他的教育是“庞大而影响深远的”。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父亲讲韩信甘受胯下之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读中学的时候,何顿的书包里多了一本厚厚的《水浒传》。他迷上了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他爱画画,画得最多的,除了飞机大炮,就是黑旋风李逵和浪里白跳张顺。

  跨进湖南师大美术系学油画的何顿,曾立志成为“中国的列宾”,创作像《伏尔加纤夫》那样的世界名画。谁知本为加强艺术修养翻开文学名著,竟一看而不能自拔。《红与黑》、《包法利夫人》令他如痴如醉。理想的航船从此转向文学,何顿以“初生牛犊”的气概一起手就弄了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幽寂的黄昏》,写身边的大学生活。结果当然没有发表,后来这书稿被他付之一炬,十几年来何顿共烧了五六十万字的书槁。

  “这可能是命!”每当有人问起何顿为何改行搞文学,他总是这样回答。

  何顿在选择文学创作的同时,自然而然就选择了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他在长沙这座社会大舞台上苦心排演一出出“戏”,他在不自觉中一步步向他心中的这座主藏艰难拓进。

  “在何顿的血脉中有高贵的文化的血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民倾向。”何顿的朋友林乐之说。

  “在长沙,这些人是很‘海’的满哥,但他们的内心又是那么脆弱。他们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编造,比编造的更生动。”

  长沙南门口几个做生意的小老板,听别人传何顿的小说如何如何,他们找来《我们像葵花》看。一看就丢不开,看完后惊讶万分:“咯就是写我们!”前不久,几个人拐弯抹角与素不识的何顿联系上,非要请作家去吃饭不可。在“金三角”吃完饭,又拉着去他们店里坐,很激动地跟何顿谈小说中的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

  何顿大熟悉他们这些人了。用何顿自己的话说,他对这些人的了解是“一碗饭”。小时候玩在一起,停薪留职搞装修生意又成天与这些人泡在一起。好几年时间里,一个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何顿同他的个体户朋友,在“新华楼”、“玉楼东”喝茶喝咖啡谈天说地。

  而对把喜怒哀乐摆在脸上的他们,何顿感到他们活得很真实,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何顿在感受他们的同时又时时以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看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没有背景、没有依靠;靠时代赐予的机遇,靠他们自己的挣扎和拼杀,甚至靠不择手段和铤而走险,他们发了点财。但是物质上的享受并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充实。文化贫乏症使他们无力摆脱金钱的怪圈,他们于是不断地寻找刺激,不少人在寻找刺激中“失控”,何顿还看到了这些城市小市民身上活跃着市场经济的“细胞”,看到了这些人庸庸碌碌的身影隐约着真、善、美的闪光。

  “在长沙,这些人是很‘海’的满哥,但他们的内心又是那么脆弱。他们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编造,比编造的更生动。”何顿要表现他们的慾望越来越强烈。在这个装修和那个装修的间隙,199o年10月,他终于完成了中篇《生活无罪》。这部5万多字的成名作成名不易,两年多时间在东南西北多家刊物屡屡碰壁,飞来飞去作全国漫游。直到经知名作家何立伟力荐,《收获》的编辑肖元敏女士慧眼识珠,发表于《收获》1993年第1期。有了《生活无罪》的面世,才有了何顿士气大振一发不可收,日后最终放弃了更赚钱的装修生意而专心创作。

  早在3年前何立伟就预言何顿会走红,他评价何顿的小说写得“扎实”,“具有一种物质的硬度,残酷的真实,达到了文学的纯度。”而何顿对自己的创作追求则讲得很通俗:“我追求平实。文学的魅力和张力在真实上。”

  “本来《我们像葵花》不是现在这个结尾,开始设想让冯建军东山再起,但写的时候发现爱情的创伤对他打击实在太大,他再也不可能站起来。我只有听从人物性格的真实。”何顿说。

  “福克纳用美国南方的方言描绘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越来越多的长沙人在读何顿的小说。长沙人读何顿,比外地人更容易“入境”。这小说里有火宫殿臭豆腐的飘香,有琴岛俱乐部的笑声,有黄兴路时装屋,有烈士公园人工湖的游船……更奇的是这小说里来来往往晃动的人物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长沙话,譬如把“讲笑话”说成“讲相声”,把“流浪”说成“打流”,把“解决问题”说成“了难”。

  “地域色彩就是世界色彩。”何顿说,“福克纳用美国南方的方言描绘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语言是思维的现实。长沙人何顿习惯用长沙话思维,他压根没想过长沙话会有人看不懂,相反他觉得长沙话有魅力,长沙方言的顿挫感节奏感很强韵味十足。在何顿的小说中,一般叙述用书面语言,人物对白几乎全是长沙土话。这样,标准的书面语和特色的长沙话形成两个不同的层面,起到了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事实证明,驾轻就熟地大量运用长沙方言,并未影响何顿小说的传播,倒是成就了他“这一个”。

  何顿的走红的确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在先锋派小说越来越远离读者的今天,何顿的小说迅速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赢得了广大读者,这意味着什么?

  ——何顿擅长写城市下层的小市民个体户,他写小痞子而不像王朔那样有痞气,更没有王朔小说的反道德倾向,他是如何把握的?

  ——何顿的大部分作品表面上看似直白晓畅,实则在技巧上针脚细密,叙述的穿插,场景的勾勒、细节的润色均有讲究,这是否与他的绘画素养有关?

  何顿告诉记者,在市委宣传部的安排下,他已到长沙手中集团兼职,任副总经理,体验生活。他说他要守住长沙这一片“阵地”,“在这片阵地上可拓展出商界、政界、知识界、文艺界等等各色画面。”

  何顿没有时间停顿。

          原载《长沙晚报》 文 许参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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