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菱风景

作者:刘绍棠



  且剪取村北两家的三分春色,以小见大;看鱼菱村这二年吉星高照,时来运转,桃红柳绿中喜眉笑眼的风景人情。

  早年,北运河上的渔家船户,中途遇上顶头风雨,进退两难,便河边抛锚,老柳拴船,上岸找一道沙岗,搭起窝棚栖身;大家萍水相逢,雨过天晴之后又各奔东西。但是,也有人随遇而安,贪爱这一方白沙绿水,鱼大蟹肥,不愿再四处奔波,就在这道沙岗上落地生根,安身立命了;一家两户,三亲六故,日久天长便形成村落。一百年过去,小小鱼菱村,眼下也不过三五十户人家。

  鱼菱村远看像一条卧鱼,近看像一只菱角,村北也就好比是鱼头和菱角尖子;书中两家,正坐落在鱼菱村的门面上。

  东院那一家姓杨,西院那一家姓邵,早年两家只隔一道柳篱,来来往往跳篱笆,并不出门入户,好得像一家人。五七年两家失和,拔掉篱笆当柴烧,两院之间垒起墙;两家人出门见面,路上相遇,头碰头撞个青包,谁也不抬一下眼皮。已经冰冻三尺,六六年更结下深冤;院墙长高,高出院界上那棵祖辈传留的皴皮老枣树,墙头上还嵌满玻璃碴子和枣核钉子,像一面断崖峭壁。而且,两家人出门见面,姓杨的仰起脸,姓邵的低下头,路上机遇,姓邵的赶忙闪身路畔,垂手侍立,姓杨的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而过。但是,八○年一个大喜日,这两家却又扒倒高墙,重归于好;而且,好过早年,不再栽起一道柳篱,东西两院合二而一了。

  杨邵两家二十几年中的颠颠倒倒,至少可算是北运河两岸农村生活的一幅缩影。

  两家合二而一,必得人财相当。量财是一杆秤,看人是一把尺;鼠目寸光的量财,就像奥棋篓子见子就吃,眼光远大的看人,就像棋坛国手眼观全局,棋走三步。

  只见钱而不见人,杨家好像吃了大亏。

  这两年,杨家老少六口人中有四口,就像直上青云的风筝,又像一帆风顺的行船,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他们看准了城里人吃菜紧张,中央书记处和市委都为首都的蔬菜供应问题着急,便打定主意在鲜鱼水菜上下功夫。他们跟大队管委会订下合同,包下几片池塘养鱼栽藕,自留地上种葱、姜、蒜和辣椒,家里大养猪、羊、鸡、鸭,京津路畔搭两间豆棚卖大碗茶,自由市场上鼓捣小生意;每日都有活钱进门,虽不是雪片飞来,却也是细水长流,一年到头就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大河涨水小河满,鱼菱村生产大队这两年的工值,也是直线上升;年关分红,杨家的几个劳力更分到一大笔现款,鼓囊囊的装满了腰包回家来。

  京郊的农民常见大世面,开口吐字,京腔京韵,衣、食、住、行,紧追城里人,眼下,虽不能迎头赶上,可也不是望尘莫及。住房上,这两年,京郊农村只差没有高楼大厦,要看三合院和四合院,早已把北京城里的一般住户比了下去。

  杨家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财大气粗,就想跟城里人比个高低上下;于是,大兴土木,先在“住”字上抢个上风。

  这十间大房,高高坐落在鱼菱村北口,一下京津公路,站在运河桥头,远看真像一座拔地而起的青山。一色的扁砖到底,房上游龙起脊,铺盖鱼鳞红瓦,又都是一溜坐北朝南,全长九丈九,一丈五尺五的柁头,屋内相高一丈,三尺顶棚,格局十分高大壮观。四面虽是泥坯土墙,却是麦芋熟泥挂面,手工又细,平整明光,就像四大块水晶玻璃,镶嵌这座青堂瓦舍的四框。杨家跑马占圈,南北院墙十丈长,整个院落占地三亩开外,等于多得两份六口人的自留地。老头子迷信,偷偷找了个七老八十、运河滩上硕果仅存的阴阳先生看风水;阴阳先生投其所好,赌定砌起一座飞檐走领的花门楼,杨家的后辈儿郎,必出文官武将。走进院去,又有一道半人高的矮墙,隔断内外两院,外院满是猪圈,羊栏、鸡窝、鸭舍、柴禾垛,内院只留一条羊肠子小道,两旁是两座菜园,葡萄、黄瓜、豆角、茄子、萝卜、芹菜、西红柿、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每座菜园都有一支自来水管子,几朵莲蓬头,浇园像下小雨;鱼菱村家家户户吃自来水,队里免费安装,只收工钱,杨家一口气安装了六处,大占便宜。一亩园十亩田,这两座小菜园的一年收入,足够翻盖旧房的花费。新房的费用,来自其他的生财之道。

  十间大瓦房的格局也出奇:正中两间,左右两侧四间一套。正中两间高出左右两侧一头,住的是一家之主的老两口,古色古香,正像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佛龛,凌驾于小字辈之上,才显出尊卑长幼之分。老两口子的这两间高堂,上富是雕花窗棂,糊高粱纸,贴红喜字,下窗倒是整幅玻璃,却不挂花花草草的塑料窗帘,而是纸帘倒卷,古朴土气;屋里,方炕苇席,墙柜、春凳。八仙桌,一色的老式家具。但是,左右两侧的四间一套,可就是京城风味,现代化的模样儿了。这两套住房的前脸,十三层砖以上,双层开合的玻璃窗,上下都钉起草绿窗纱,流通新鲜空气,室内明光亮堂,还不进蚊子,后山墙一张双人床,不打土炕,头上白灰吊顶,不是粉莲纸糊棚,脚下是溜光的水泥地面,不是方砖墁地。左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儿子,右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女儿。儿子已经成了家,满堂的大立柜。梳妆台、酒柜、沙发、折叠桌椅;虽然是自制土产,可全是北京家具公司的最新样式,乡下人手巧,尺寸上不差分毫。女儿还待字闺中,正在一件一件地筹办嫁妆,所以右侧一套虽不是满堂光彩,却也并非四壁皆空。

  相形之下,跟杨家一墙之隔的西院邵家,可就暗然失色了。

  这两年,邵家也眼看着步步登高,只不过没有杨家的招数多,也就比不上杨家的财源茂盛。宅院仍然是三间土房,水柳篱墙,但是房上铺起了红瓦,像一个身穿破旧衣裳的人,却头戴一顶华贵的峨冠高帽,土房的前脸满换上了玻璃窗,也算面目一新。邵家手头上本来存有四五百块钱的现款,把三间旧房翻盖一下,也拉不了多少亏空;可是他们却偏偏买了一台十二时的电视机,真叫异想天开,却是出奇制胜。不过,邵家的这个院落,又是一座花果园:水蜜桃、香白杏、雪花梨、火柿子、红海棠、饽饽枣儿、黄元帅苹果、玫瑰香葡萄,都有几棵。每到阴春三月,绿叶成阴,花香四溢,邵家只有风光景色高出杨家一头。

  风光不能卖,景色也换不了钱,两家合二而一,岂不是抽肥补瘦,亏损了杨家,便宜了邵家?但是,且慢!杨家的灶王爷花轱辘老头,金箍棒过他的手,都得捋下一层皮,不是本小利大,冷手抓个热馒头,他才不会如此大方。




  杨家轱辘老头,自幼给地主家当猪倌,没进过学堂,所以只有小名,没有大号。他的小名就叫轱辘,又生得鬼头蛤蟆眼儿,比个头一般高、年龄一般大的小伙伴们花活多,眨巴眼儿就是一个主意,小伙伴们都管他叫花轱辘。运河滩有句俗谚:人不得外号不发家。小伙伴送他这个外号,他不但一点不恼,而且十分得意。这个外号一直叫到他三十岁,才有所变化;那一年正是土改以后,民主政府颁发土地证,小名儿落到土地证上,工作队队长吴钩觉得有失庄严,咬文嚼字了半天,轱辘来轱辘去,忽然灵机一动,把轱辘改成国禄,谐音而另有新意,就像北京城里,把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不过,杨国禄这个大号,后来也很少使用,只在户口本、选民证和工分手册上,端端正正写上这三个字;鱼菱村的大人小孩,面前背后还是管他叫花轱辘,只不过小字辈在花轱辘之后,加上大叔、大伯、爷爷之类的称呼,也不能算是不够尊敬。

  这些年,风风雨雨,鱼菱村也气候多变,花轱辘老头不但没有伤筋动骨,脱皮掉肉,而且逢凶化吉,脚步老是走在鼓点上;这全靠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看此路不通,赶快拨马回头转弯子。

  有一首民歌,从黑龙江唱到北京,有线广播的大嗽叭,一天放三遍;花轱辘老头沾耳朵一听,就学会了两句,唱得很有韵味:

   大轱辘车呀,
   转呀,转呀!
   转呀转……

  以下的歌词,他就不再感兴趣;有这两句,足够用了。

  以转应变,是花轱辘老头六十年饱经风霜,从酸、甜、苦。辣、咸中得出的一条调合五味的人生哲学。

  他给地主家扛长工,从来没有真正卖过力气;耕、耩、锄、耪、收割、打场,就像霜打的黄瓜秧,吊儿郎当,伸不开懒腰。可是,不打馋,不打懒,单打不长眼;他这个人眼观六路,远远瞄见地主的影子,马上手勤眼快,争风抢上,挥汗如雨,一马当先,欢喜得那个地主口口声声夸他是忠臣。

  三伏天钻青纱帐耪地,就像笼屉里炯饭,进垅就是一身汗,他却不受这个罪;一城两头,各耪三丈,精工细作,草刺儿不剩,就像入洞房的新郎倌,光头净脸。但是,深入垅问,他可就骑着锄杠跑,雪亮的大锄草上飞,只把青草吓一跳。地主打着旱伞下地查垅,一见他的地头地脑有如大姑娘雕花绣朵,便赞不绝口;他摸透了地主的脾气:身穿纺绸裤褂,脚下皂鞋白袜,才舍不得入垅蒸一趟。所以他虽然弄虚作假,却面不更色。

  土改的时候,运河两岸隔河为界,西岸是国民党的地盘,东岸是共产党的天下,沿河村庄,两家拉锯。出头的椽子先烂,花轱辘藏头裹脑不站到风口上,可是天天半夜三更找工作队队长吴钩说体己话;他在地主家从小到大二十年,地主家的五脏六腑都瞒不了他的眼睛,节骨眼儿上给吴钩点明透亮,吴钩也同意他躲在幕后,于是顺藤摸瓜,把地主家隐藏在耳朵眼里的浮财,都挖得一干二净。他唱完了红脸又唱白脸儿,装神弄鬼又到地主家通风报信,把工作队的一些芝麻绿豆大的机密,羼糠拌水,真真假假,透露给地主家一星半点,少吃了几回眼前亏。土地分到了手,他偷偷去见老东家,扮出一副不忘旧主的憨厚模样儿,面带愧色地说:“这几亩地虽然分给了我,我可只当是您的佃户;完秋之后,我必有一份人心。”那个老地主十分满意,笑眯着肉泡子眼,说:“咱们老东旧伙,不姓一个姓,可像一家人;等那几亩地打下粮食,二五平分吧!”还乡团从河西岸反扑过来,没有一家贫雇农不遭殃,只有他的门上贴着老地主的护身符,一根鸡毛也没有损失。等到完秋,国民党已经大势去矣,还乡团灰飞烟灭,他一粒粮食也没有交给老东家。

  手上有几亩地,就有人给他保媒:一个是贫雇农家的黄花闺女,人过门地不过门;一个是河边渡口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不但随身带着八亩好地,扒倒小店还有几间的砖瓦木料,可就是名声不大好听。他过了秤又过尺,加减乘除,还是招财进宝,娶了那个作风不正的小寡妇。小寡妇进门以后,他施展水磨功夫,有文有武,有软有硬,斩断了小寡妇跟那些旧肾清人的藕断丝连,改邪归正。这一来,他人财两得,如鱼得水,小日子过得火盆似的,在鱼菱村的穷哥们中也算出人头地。

  当年那个土改工作队队长吴钩,解放以后进了京,当上市委农村工作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下到鱼菱村试点办社,跟花轱辘磨破了嘴皮子,劝他出马带头;花轱辘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哼哼唧唧,虚晃一招,就跟吴钩转影壁。强扭的瓜不甜,吴钩也不想赶着鸭子下河;他仍旧一心直奔三十亩地一头牛,妻儿团圆热炕头。谁想,吴钩被打成小脚女人,他见势不妙,赶快入社。又过了两年,吴钩忽然被划了右,他跟西院的邵正大搭伴,左手提着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看望吴钩。他们一进门,就被整风反右办公室扣留,要把他们带到会场上,面对面把吴钩数落一顿。邵正大是个牛脖子脾气,大吼一声撞开门就走;他吓得腿软,乖乖上阵,跟吴钩撕破了面皮。

  回到运河滩,邵正大早在鱼菱村口等候多时,两人一言不合动了手,邵正大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三天下不来炕。几辈子的邻居,一个长工棚子里滚大的弟兄,翻脸成仇了。

  吴钩被发配到运河滩的一个农场劳改,又是八九年过去,天下大乱,从北京下来一伙造反小将,大造农场的反。吴钩被关在牛棚里打得死去活来,邵正大带着儿子邵火把,夜入牛..(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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