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与创作

作者:刘心武

  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说过:“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自然是好话,可作为座右铭。

  但,那种“只有历尽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写出优秀作品”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德国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质生活优裕,生活状态平稳,却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契诃夫,在动荡的社会中一直过着相对安定的小康生活,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硕果累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也一直安居乐业,斯大林的大规模“肃反”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好,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的政局变幻也好,都未对他造成什么坎坷,然而他却写出了一系列文学精品,并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过度的坎坷,只能扼杀创作灵感,压抑甚至消除创作慾望,如胡风的坎坷,“胡风集团”重要“成员”路翎的坎坷,都使他们后来几无作品产生。因此,我呼吁,那种“人生坎坷有利创作论”发挥到一定程度后便应适可而止,否则,制造别人坎坷遭遇的势力似乎倒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恩人了,例如沙皇判处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刑,到了绞刑台上又改判为流放,这以后的一系列遭遇,自然是陀氏的一系列创作,有了特异的发展和特有的内涵,但我们总不能因此感谢沙皇,颂扬对陀氏的迫害,或认定非如此陀氏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在他“坎坷”以前,《穷人》就写得很好。

  不要颂扬逆境,颂扬坎坷,颂扬磨难,颂扬含冤,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难中和被冤屈、被损害的人。要做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只应是尽快为含冤者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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