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标签(创作谈)

作者:刘心武

  批评家给你的创作贴标签,多半是出于好意,倘若传媒报导中引用,那更是你“走红”的象征。但那实际上是一桩可怕的事,相当于被关进了一间天鹅绒制成的牢房。在天鹅绒铺敷而成的牢房里,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是个王子或公主,正享受着宫殿里的快乐生活似的。

  写小说这么多年,我也曾被贴上过一些标签,比如“伤痕文学”。虽说这标签很快就贬值了,但刚贴上的时候,还是很风光的,特别是在香港,有的传媒贴的标签更具“爆炸性”:“大陆伤痕文学之父”!天哪,为保持这一份风光,我是否应坚守“伤痕”题材,直到读者们对累累斑斑的“伤痕展览”胃口倒尽?后来,又有“问题小说”的标签接踵而至,“问题”当然不止是“伤痕”,这间天鹅绒牢房相比而言可是宽敞多了;然而,企图在每一篇新小说里提出一个新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样沉重的担子,能把你整个人压趴在地。有的“伤痕文学”兴盛时一起写小说的朋友,后来挂笔而去,甚至于匿迹于文坛,因素当然不止一端,然而为标签所限,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应是因素之一吧!

  我在一进入八十年代,便自觉地撕掉了“伤痕文学”与“问题小说”的标签。这并不是放弃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而是在写作实践中努力地进入文学的本性之中。于是有《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出现。但新的标签又追踪而来。其中有一个是“京味小说”。这是把!

  我往一所精致的四合院里轰。四合院当然很不错,何况是精致的。被贴上这一标签后,我被询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在中国作家里,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不是老舍?请谈谈您是如何继承老舍的文学传统的?”老舍当然是极优秀的作家,对我影响也是有的,但我自己并不是土生土养的北京人,我出生在四川并在那里度过童年,虽说八岁就到了北京并定居至今,可是我一直和家族中人说四川话,因之,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位四川籍作家李(吉力)人,他的《死水微澜》我至少精读过五遍。我佩服老舍,但我不可能用他那样地道的北京话(有时是旗人的土话)来进行文学思维,特别是,老舍先生不仅能让笔下的人物说原汁原味的北京话,而且,他的叙述语言多半也用的是与人物对话“水流平齐”的北京语汇,这是我不可能“继承”,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师法的。我对老舍先生创作中不那么恪守北京话规范的《月牙儿》、《微神》,反倒更倾心。我写当代北京的故事,人物如是北京老市民,当然要让他们说地道的北京话,然而我的叙述语言,是自觉地不用北京话,而用普通话,甚或南腔北调,更甚或吸收“欧化”语法,以及大量使用书面语言的。因此敬告各方,赐我“京味小说”标签盛情可感,但我在文学跋涉中却必须撕下这一标签,以便更自由地扇动文学想象的翅膀,在广阔无垠的文学空间中翻飞!

  近几年我的文学活动越来越边缘化,因之热心给我贴标签的人也就少了。这是我的福气。得?以八方飞翔,四处采撷生活的花粉,酿多味文学之蜜,甘苦自择,浓淡随缘;当然蜡重蜜薄的情况也有,但没被拘囿在天鹅绒牢房里,坚持努力,总还有希望酿出一点别有趣味的新蜜吧!最近我的短篇小说,如《大家》上的《最后金蛇》、《北京文学》上的《绣鸳鸯》、《山花》上的《水锚》,以及《钟山》上的《人面鱼》,正体现着我个人的这种“撕却标签任翱翔”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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