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谈立体交叉桥等中篇小说

作者:刘心武

  从题目上看,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创作中,作品境界的高低,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家思想的高低,取决于他在艺术构思过程中的思想感情状态,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作家的责任问题。事实证明,作家在生活和艺术中追求什么,不仅会影响到他写什么,更重要的,还会影响到他怎么写。从作家的选材到对题材开掘的深度,作家打算采取何种艺术加工方式,乃至他所使用的语言和表现形式等等,都贯串着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思想见解。这一切,最后决定着他向社会和读者所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否含有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养分。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评鹭屈原及其《离騒》是:“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迹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汗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这里,司马迁就是把作品的境界和作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在我们古代论文的时候,经常把道德和文章并提,同时把文章看作是和经邦治国有密切关系的大事,足见把文章的好坏同作者的思想、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这样做,也更切合作品和作者的实际。我们提出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这个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现在,让我们联系一些具体作品,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吧。

  刘心武同志发表在1981年《十月》第二期上的《立体交叉桥》,是一篇显示着作者努力向生活探求的新作。如果考虑到作者在发表《班主任》之后,接连写的一些短篇存在着议论较多、生活不足的现象,那么,作者所做的这种向生活探求的努力,就尤其值得欢迎,《立体交叉桥》以北京市普通居民的生活为中心,描绘了一幅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的城市社会风俗画,对于这样一幅显示着北京市人情风物的独特色彩的图画,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是又一篇描写由住房等问题引起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社会性苦恼”的中篇小说。和《人到中年》不一样,这一次矛盾的焦点似乎集中在侯锐、侯勇、侯莹等更为年青的一代人身上。但既然同样是“生活空间”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压力,那爆发性的后果总是避免不了的:这里有兄弟、兄妹、甚至叔嫂之间的龈龋和争吵,也有做父母的隐忧和难堪,总之,在工作、生活和爱情当中,处处都散播着焦灼和苦恼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和《人到中年》有相似之处。但从选材和对社会生活面的开拓上看,它比《人到中年》还要广阔,围绕着住房问题,作者笔下的各种人物和各种事件,万花筒般地在读者百前旋转起来:葛佑汉八面玲琉、左右逢源的走后门的“神通”(这也是在特殊时期中造就出来的特殊“英雄”),在侯莹婚姻问题上反映出来的门阀观念和小市民习气,靠自学和投稿取得成功的诚实得近乎天真的青年剧作者,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斗怕了的处事谨慎、留心养身之道甚于关心国家大事的个别老干部,在搓板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产生与消费的脱节,甚至还包括了解放后北京市的几代房屋建筑变迁史……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生活图画,如果单从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和塑造人物的多样性来说,较之《人到中年》似乎还略胜一筹。特别是,小说反映的住房紧张这个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是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严重关切的;作者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将它反映在文艺作品之中,是完全正当的,这同样是一个作家对人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但是,如果作者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再向生活的深处前进一步,通过形象和性格的塑造,将北京市居民的精神面貌写得更积极、更饱满一些,那就更好了。从目前这部作品来看,虽然它所反映的生活现象是这样光彩斑斓,它还是不如《人到中年》更美、更动人,甚至也不如《人到中年》提供给读者的东西更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是,《人到中年》的主人公在精神世界上更高尚和更丰富,因而向读者奉献了更多的可以醒心移性的精神食粮。《人到中年》的作者,对生活有着更严格的提炼,她没有过多铺述事件和情节,却选取了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却又最能显示人物高尚情操的行为、语言和事件,塑造了安静得象一滴水,晶莹得象一面镜子似的陆文婷的真实形象。于是,奇迹出现了:在高度的艺术真实中孕育着“新”(即鲁迅讲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也孕育着“深”;而在“新”和“深”之中就显示着丰富。在文学作品里常有这种情况,没有经过认真提炼的琐屑的生活,虽然写来逼肖,却不一定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给予人们更多的感受和启发;而经过作者一番生发、改造的那些有思想、有含量的情节和细节,即令是一句话或一个举动,也能深深触动读者的心弦,引起他们长久的思索,启发他们理解到更多的东西。举例来说,《金瓶梅》中关于西门庆和潘金莲之间关系的描写,有许多虽然十分详尽,却未必能使读者获得多少关于生活和历史的认识,而在《红楼梦》关于宝、黛爱情关系的描写中,只一个“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便透露了两个叛逆者的新的思想性格的萌芽,预示了在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正孕育着企图在袭击它、突破它的某种新的因素。一般地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封建社会里家庭生活的长篇,都由这里入手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但是,由于这两部书的作者的思想认识不同,他们对生活进行提炼的程度不同(《金瓶梅》中充斥着的、大量赤躶躶的自然主义的描写,谈不上什么艺术提炼),艺术加工的方式不同,等等,这两部作品在揭示社会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深度和思想意义,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然,这是举例。我们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也仅仅是为了说明:由于作者对生活和艺术的见解不同,他们对生活进行提炼和加工的程度、方式不同,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境界必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至于因作家气质、个性、修养等等不同而形成的风格上的差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严肃的作家是不会不看到这个问题的。

  严肃的读者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事情从来都是这样:作家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和表现方法,读者也将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人到中年》所以受到广泛的赞赏,不是偶然的。“桃李不言,下自成溪”,是陆文婷所追求的那种纯洁而崇高的人生目标(这种追求又掩盖在极为平凡的生活和事业之中),引起了读者的激动和思考、渴念和向往,因而纷纷走向这棵结满了金黄果实的常青之树,从它那里吸吮着充满生命活力的浆汁,增添着前进的力量。《立体交叉桥》虽然也写得很“真”,但它的“真”,没有象《人到中年》那样,经过高度的艺术提炼,所以显得平庸、贫乏,或者说,自然主义的东西多了一些。生活并不等于艺术。作家只有在对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和高度提炼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表现出他的高尚情致和真知灼见。没有经过提炼的生活,可以给读者提供关于生活的片断知识和表面印象,却不能帮助读者进一步透视生活、理解生活。例如,从整个情节倾向上看,《立体交叉桥》过分强调了生活的原始状态,在强调人们物质要求的同时,没有对蕴藏在普通人内心中的高尚情操进行应有的探索和发掘,这样,就促使它在处理这一题材时,选择了这样的方案,即:对通过侯勇一家的描写所摆出来的那些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基本上不是通过思想的方式去解决,而是通过“物”的方式去解决。这样,就使得这部作品始终缺少一种深深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具体来说,作品把解决这些矛盾的希望几乎完全放在立体交叉桥的开工上,认为“这意味着将有限的空间向宽阔处开拓,……因而也就意味着抚慰、平息大量因空间壅塞而感到压抑与痛苦的灵魂!”小说把《立体交叉桥》做为题名,正说明作者把“桥”放到了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的制高点上,放到了制约着人物的性格、行为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作者虽然在题目下面写着:“谨将此作呈献于——所有为公众开拓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而努力的人们”,但他反复发挥的却是;“有了立体交叉桥,……侯勇的灵魂便可以不再那么蛤曲,那么萎缩,那么压抑,那么愤懣,那么躁”,“什么理论,什么宣传,什么道德说教,什么文艺感化,什么会议,什么口号,什么文件,什么精神,什么民主,什么奖励……他认为对他都不管用,啊,我只要一座立体交叉桥,给我一座立体交叉桥!!!”当然,这里写的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但读下去就不难发现,作者的感情和认识基本上和这里写的是相去不远的:“侯家以及他们那一片的居民,与其说是向往着立体交叉桥,不如说是向往着拆迁。”“拆迁!对于北京市成千上万仍旧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拥挤的平房中的家庭来说,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与幸福的阶梯。”这里很难说仅仅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因为至少作者也已经参加到这种设想的行列中来了。如果这种设想是科学的,合乎生活实际的,那当然很好;但实际生活的样子,将不会是这样。作者这样写,从局部生活上来看,也许并不悻于“真实”,因为它确实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真实”的思想情绪,而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来看,即从全体生活上来看,这样写就不真实了,因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既要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高度的精神文明。这里,让我们来摘引一段今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吧,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这篇社论说得是很充分、很明白的:

  “不错,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成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只是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保证人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要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恰恰在这点上,《立体交叉桥》强调物质的东西多了,强调精神的东西少了:它抬高了“物”的筹码,却降低了“人”的价值。因此,通篇看来,虽然不乏左右逢源,笔下生花的好文章,却不能给人更多更美的艺术享受,因为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生活,实在显得太贫乏了。这至少再一次地启发了我们:艺术表现上的多与少,强与弱,丰富与贫乏,深刻与浅露,主要不取决于数量的多少,而取决于质量的高低,《立体交叉桥》看起来写得多,给予读者的却少:《人到中年》看起来写得少,给予读者的却多。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讲的“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的道理,不是照样在今人身上重复实现着吗?可见,在艺术这个地久天长,永无止境的王国里,值得作家们认真思考和追求的那些美学课题,既很古老,又很新颖。不错,创作,需要才能,但我们应该加上一句:创作,还需要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蔚林,载《芙蓉》1980年第三期)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载《十月》1981年笔一期),这两个中篇的作者,如果从才能看,可能后者更要出色一些,但如果从作品的思想格调看,那就是前者更高。这两篇作品、同是以十年动乱为背景,《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通过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姐妹鸟,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烦闷,不要颓丧,不要哀伤”,是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具有象征性的鸟儿的歌声:好好生活,好好生活……尽管在主人公的航程上(作者一语双关:除了那条自然的河——潇水是没有航标的河流之外,当时那动乱失度的社会,又何尝不象一条失去航标的河流呢?对主人公的主要考验,正是这条社会的河流!)充满了七灾八难,它给予人们的却是信心和希望。与此相应,整个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画面,虽然多次出现激烈..(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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