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画面 失真的形象

作者:刘亚洲

  南疆勇士们英雄的壮举,激励着无数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前线将士惊天动地的伟迹,激发起作家们的创作激情。一批反映前线生活的作品应运而生。刘亚洲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简称《一个》),也试图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语言来观察,描绘这场壮丽的战争。小说的作者独辟蹊径,构思也颇为大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把握住当代军人形象的基调,由于人物、情节悖离生活真实,小说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变形的画面,一个个失真的形象。




  小说力图讴歌祖国卫士们舍生忘死的博大情怀,试图表现他们面对死神一往无前的气概。作品描述了勇士们未攻下阵地而死不瞑目的感人场景,赞美他们钢铁的身躯“组成了一首英雄交响曲”。这种讴歌和赞美本应是有力的,雄浑的。然而,由于活动在这些场景中的人物与这首“英雄交响曲”极不谐调,使这种讴歌和赞美失去了活力。请看小说中的几个人物:营长陈淮海,出自将门,是一位颇为称职,在团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崇尚秦始皇军队的风骨和精神,他泾渭分明,嫉恶如仇。同时又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的角色——爱着自己密友的妻子。在激烈的战斗中迷恋着一双并不属于自己的“她的眼睛”;团作训股参谋罗一明:一个生性懦弱的胆小鬼,令人厌恶的伪君子,狭隘自私、贪图虚荣。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先是自伤身体,尔后在冲锋中装死倒下,继而在陈淮海的枪口下哀声求饶;护士——罗一明之妻,新婚不几天便爱上了丈夫的挚友,怀着罗的孩子,却仍偷恋,追求陈淮海。为了获得他的爱情,竟不惜准备编造假话欺骗组织;“老兵”,一个负伤的战士,为了满足一种“我们死,你也得死”的心理,以装死来等待着罗的自伤,带着悻悻的目光看着他走向罪恶的深渊;团长,在关键的战斗中,把两个“朋友+情敌”安排在一起,竟是为了“消除前怨”,而不顾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在陈处决罗之后,竟不加分析的认为陈是为了得到罗妻……读了这篇小说,人们不禁会问,这是我们的军人吗?这是收复老山的勇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看生活中的军人,看看威震敌胆,勇夺老山,坚守前沿的军人。被人称为“李海欣高地将门虎子”的军长之子杨少华(与小说中的陈淮海同属“冰箱”一列),老山战场隆隆的炮声震醒了他那颗年轻的心灵,他忘却个人得失、绵绵私情而精忠报国,他用前线勇士的热血来呼唤人们珍惜和平时光。他的一封家信,震动了多少沉睡的心扉。某部一位入伍十七年的“老基层”,妻子长期卧床不起,生活靠年仅十岁的女儿料理。战前,部队本已确定他转业回家照顾妻儿,但他说:“我是一个军人,军人要保卫国家。”他把家事放在一旁,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在敌人的炮火下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献身。一位有四年军龄的老战士,在连克敌堡后身负重伤,仍以惊人的毅力掩护战友冲锋。战斗胜利了,他却光荣牺牲。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再小也是大事,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事。我抱定一个念头,让战斗中必须付的代价从我付起。”这样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数不胜数,勇士们回肠荡气的事迹举不胜举。而小说中的人物与他们却有霄壤之别,无论在精神境界,品格气质,语言行动,心理状态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的作家应该热情地赞颂,真实地再现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教育人们珍惜和平的幸福,以告慰九泉之下战友的英灵。而读了《一个》,人们只会迷惘,惶惑——那些为国泰民安而血洒疆场的先烈难道是这样的形象吗?那些在体现着民族精神,展示着军威国威的战斗中拼搏的指战员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吗?显然不是。所以,《一个》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失误,它脱离了现实生活,没有准确的反映出前线将士的丰采,没有表现出当代军人的精神风貌。




  如果把小说比作一首乐曲的话,那么由于作者没有把握住作品的基调,由于和声的错位,配器的紊乱,导致了主弦律的含混。这种细节的错位,情节的紊乱,人物的含混在作品中严重的存在着。

  首先,我们看看陈淮海、罗一明这两个人物及其关系。陈淮海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自称“少壮滚”,少年得志而颇为自负,目空一切不为常规所羁。他崇尚狂放而鄙视卑琐,眼里容不得半点砂子,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男子汉”。罗一明则是作者抨击的“胆小鬼”,是一个缺少阳刚之气,性格懦弱、灵魂肮脏、贪图虚荣的“半个男人”。现实生活中固然有性格迥异的深交之友,但这种深交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追求上的。陈与罗这种气质的差别,目标的分歧,对人生价值理解的截然不同,是难以形成感情的共振的。罗那种低下、卑劣的品格与陈追求豪放的格调是水火不相容的,且不说陈淮海,就一般的人也不屑与之为伍。而小说居然把他们写成感情笃深的挚友,“友谊进入了最高境界”“朋友的就是自己的,自己的就是朋友的”,无疑是有失偏颇的。这种“冰炭同炉”的安排无非是为插入陈与罗妻关系而准备的一个契机,为战场上陈罗冲突埋下伏笔。这样,作品就建立在一个不完备,不坚实的基础上了。

  其次,小说把一个古老而时髦的“三角恋爱”带入了血雨腥风的战场,描写了陈淮海与罗一明之妻的“爱情”纠葛。但人们从小说中却看不出这种描写有何积极意义,也看不出这种“爱情”产生的渊源和得以维持的基础。试想,如果罗妻讨厌“象女人一样”的罗,那她完全可以在婚前选择陈——陈与罗是朝夕相处的密友,她对罗的了解并不多于对陈的认识,否则就不会在新婚不几天就对陈说:“罗并不是最好的。”即使在婚后才发现罗的“劣迹”,按照她那爱陈“爱得想跳楼”的勇气和程度,也会离开罗与陈结合。而小说却让她一方面维系着与罗的生活并怀上了孩子,另一方面又恬不知耻的追逐陈,一会要陈拉拉她的手,一会要陈吹她的眼睛……而陈淮海呢?他一面因“朋友和上帝一样是不可亵渎的”而为自己的行为不道德深感内疚,一面对罗妻的追逐心安理得任其发展,甚至“心中竟有一丝窃喜”。一面颇为“真诚”的为自己开脱,“你们编造的一切差我相去太远”,一面却在烽烟战火中“迷恋那双深情的眼睛”、“渴望着她的怀抱”,这种虚伪、自我矛盾的心理,低下的操履,庸俗的情趣,与作者所要刻画的豪放、真诚、坦荡的性格相去甚远,不象陈淮海,倒更象罗一明,就算我们相信“超凡脱俗”的陈淮海不念与罗的“恳挚之情”而对罗妻想入非非,那陈淮海和罗妻也是鄙俗的,应该受到指责的。而作者一再渲染这种“爱”并流露出对这种所作所为的赞叹,不断为之开脱,仿佛陈淮海是正大光明的,是“男子汉”,是值得褒扬而不是抨击,是应该同情而不是谴责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作品的立意和思想力度,使本来应该光彩夺目的形象黯然失色。

  再次,作品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罗一明自伤的见证人牺牲了,最后发起冲锋的人也只剩下了陈和罗,故陈淮海处决罗一明就成了口说无凭的悬案,似乎印证了人们关于“一明准得为此倒霉”、“陈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把那女人搞到手”的议论,陈自己也认为“我实际败给了自己”。小说把陈淮海为了惩罚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可耻行为而对罗一明进行的正义的宣判,变为一个被人们,被领导认为是“情杀”——为了得到罗妻的卑鄙勾当而强加给读者。这是人们,特别是那些战场上九死一生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也是找不到生活原型的。这个有着明显人工雕凿痕迹的情节说明什么呢?战场上英雄好当,战场下“情人”难做吗?是谴责陈的战友们和领导们不理解他而让读者同情他吗?还是谴责陈“居心不善”?还是让人们同情罗一明或者罗妻?我们并不反对作者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而作者这种天才的想象之荒谬,这种主观的杜撰之离奇,人们不禁为之瞠目。这种把捍卫民族气节的爱国之举与个人恩怨,与借刀杀人相互并列,把正义与卑鄙,高尚与低劣相互掺杂,把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混为一谈的描写,没有任何美感,它对于勇士们形象的塑造,对老山战场的再现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有些前线下来的同志认为这一情节是对收复老山勇士的嘲弄和亵渎,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品中还有不少情节和描写是不准确,不真实的。我身边有不少参加收复老山战斗的朋友,他们对我说:打起仗来什么都顾不得了,哪里有时间来想这想那,还说在各方向的进攻中没有全连覆灭一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小说象报告文学一样以事实为准绳,但是作品把一些一般情态下的心理状态生吞活剥的移植到战场;在一个广为人知的战斗中加进自己的主观臆想,无疑是不合时宜,值得斟酌的。

  综上所述,由于总体设计的偏差,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细节既脱离生活找不到生活依据,又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恩格斯说:“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支配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那么典型了。”作者离开军队、战场这个典型环境去组织人物、情节,当把按主观意念组合起来的人物、情节放回到这个典型环境时,作品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和漏洞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我们的战士都是血肉之躯,有他们的七情六慾,喜怒哀乐,有其弱点甚至明显缺点,军队也不是真空,同样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应该提倡作家观察他们,反映他们,塑造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普通人物,甚至有严重缺陷的人物,繁荣军事文学的创作。但是必须把握好这种反映的目的和分寸,正是由于《一个》的作者没有把握好这个目的、分寸,才导致了作品的失败。

  第一,要通过庞杂的表面现象去揭示军队,军人的本质,而不应自然主义的,“纯客观”的去暴露所谓“阴暗面”。雨果说:“伟大和真实这两个要素包括了一切,真实包括着道德,伟大包括着美。”文学的目的正是揭示这种伟大和美。我们的战士崇高的军人道德,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一切的美,才是真实和伟大的。描写军人的作品,无论从何种角度,使用何种手法,反映何种侧面,都应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民族的精神,人民的需要,反映我们的勇士们的精神风貌,思想境界,揭示他们的本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描写矛盾、缺点、个性、私慾等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要通过这种描写反映我们的军队生活在社会中,虽然难免沾染上各种病菌,但它又是一个伟大的、坚实的躯体,有顽强的免疫力;反映我们的军人既是普通人又不等于一般人,他们既有一般人的情感和追求而又能因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放弃这种情感和追求去贡献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说,即使是对“阴暗面”的暴露,对人物缺点的描写,也是通过它们使人们立体的,更加深刻的认识这种崇高的本质。这样才能“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和负起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那么《一个》的作者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我们不妨再把生活中的勇士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比较:我们的勇士热爱和平、幸福的生活,他们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儿女、情人,但他们更爱自己的祖国,一旦人民需要,他们便把个人的情感、利益置之度外。而作品中的人物更多的迷恋私情,贪图安逸,甚至在战火纷飞中向往那种令人鄙弃的个人私慾;我们的将士是新型的军人,战友之间有深厚的阶级情谊,他们在生活中同甘共苦,互相关怀,在战斗中生死相依,真诚相待,紧要关头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而作品中的人物却相互猜妒,毫不信任,以恩怨确定亲疏,以私情安排生死;我们的战士有崇高的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有良好的作风纪律,我们的指挥员英勇而机智,胆大而谨慎。而小说中却充斥着品质低劣,作风不正,纪律废弛的人物,攻坚作战只知一味瞎打猛冲,甚至摆脱上级指挥,凭着自己的感情来指挥战斗……小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物之所以与当代军人相去甚远,关键在于人物的描写,事件的组合舍本求末,没有深入的探索,发掘当代军人的本质特征,而是满足于对他们的浅尝辄止的观察,满足于所谓“奇闻轶事”的收猎。被表面现象遮障了双眼而没有深入的剖析这些现象而得到升华。只听到这首“英雄交响曲”的几个不谐合音型,没有听到或者有意放弃了它的壮美的主旋律。这样,当然就难于塑造出真实、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了。

  第二,不能用观念代替真实,割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在《一个》的人物描写中,作者特别强调“个性”,注重对多重性格的描绘,赋与人物以“杂色”,作为创作者的好恶,这本是无可指责的。我们提倡创作自由,提倡作家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但我们的作品既要重视写人物丰富的细致的情感,重视写出人物性格的多种色调,努力从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的联系中,从生活考验激发起人物心灵的波澜中,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也要通过这些人物反映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激发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既摈弃“高大全”式的人物创造模式,也不流于平庸心理与卑琐灵魂的展览。而《一个》则恰恰在这一点上缺乏清醒的认识,仅仅满足于对“矛盾人物”的刻画,停留在“阴暗面”的暴露上。这当然反映了作者的观念和特点,人物也确乎很“浪漫”,然而,马克思指出:“我们不能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我们不能割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统一。如果以为多写点“暗部”“人情味”,多来点“杂色”“矛盾性”就可以“曲径通幽”的话,那只能偏离航向误入迷途。这种倾向与“高大全”的模式化、概念化虽然各执一端,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某种观念的产儿而不是艺术的花朵。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的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性,这种个性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种本质的标记,一个人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不顾人物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以及行为的依据,人为的强加给人物以“杂色”以“个性”,似乎这样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殊不知这种所有似乎崭新的东西,这种所谓“突破”,不过是落入了马克思所批评的“模仿文学的渊薮”。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那样:“一些作家总是说他写的那些现象都是真实的呀,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想到,究竟有没有在总体上把握了社会的真实,能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去创造新的生活?”若是违背历史的趋势去揭露所谓“阴暗面”,背离生活真实去刻画“矛盾人物”,无视艺术规律去编造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内心世界,是断然写不出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的。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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