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人生悲剧后的政治文化背景——读《新兵连》(吴国光)

作者:刘震云

  这篇小说的素朴、扎实与意蕴深厚,很让我赞叹,也很使我有些不知所措。只好用一个偷巧的办法,拿两个极大的概念来套一下子,这两人概念是“政治”与“文化”。或者干脆合成一个,就是“政治文化”。

  目下文化人似乎是很鄙夷政治、耻谈政治的。然而,毫无办法,政治却不肯放过谁。不去说文人,它甚至不肯放过一连土头土脑的农村新兵。这连新兵被从河南用闷罐子车拉到戈壁滩上来,三个月下来,算是经了世面,长了见识。这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有怎样的足以结晶为凝重深刻的文学作品来供人品味的社会政治内涵与人生、文化内涵呢?作者不动声色地把经他过滤选择的生活及其细节推将出来,虽以平淡素朴出之,但我相信那背后关于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思考是深沉而有力的。

  以我看来,小说开篇头一个细节,就极富意味,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篇作品的路。小说写道:“到新兵连第一顿饭,吃羊排骨。”肉是好吃,对于肚子里没有多少油水的农村人这不待说。可越是好吃反而越剩下了:农村人有农村人的想法,他们是很要面子的,又有他们那一种对“面子”的理解方法和衡量尺度。作者算是摸透了农民那副脾性,所谓脾性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文化的一种性格表现,即是所谓文化心理。这篇小说的全部思想内涵,应该说,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于农民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的。

  然而,这种比较一般化的直接浅显的对农民文化心理的表现,还远不是这篇小说的特点与精义,而只能说是小说形成它独到深刻的思想内涵的不可缺少的铺垫与前提。紧接着,我想我们看见了更富戏剧性也更深一层的表演了。那首先是新兵们每人剩了两块排骨的要面子之举反倒被批评为浪费,众人自然不免委屈。然而,是新兵“老肥”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肥肉片子倒进排长碗里反而把排长惹火了,而别的新兵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偷笑。这时,我认为作品从对一般文化心理的表现进入了揭示某种政治文化的层次,这一种揭示以及对于因为这种政治文化的作用而带来的一系列人生悲剧的展现,应该是这篇小说的主旨与内蕴所在,也是它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说到人生悲剧,我们不妨先来分析它。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人生悲剧,小说用最具文学特性的表现途径,向读者揭示了一种建立在农民文化心理基础上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反过来又以农民同时也以各种小人物为牺牲,用它那种政治价值标准、政治运行机制等等,来强化产生农民文化心理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人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小说中第一个有戏的人物叫李胜儿,绰号“老肥”。“老肥”一上场就接连出洋相,然而他实在是一个因为憨厚纯朴而颇为可爱的人。“老肥”在新兵连里的经历是很有一些起落沉浮的,这种起落沉浮就是他在“政治进步”的潮流中笨拙地游泳或挣扎的曲线。“老肥”和他的同乡们、战友们,所有这些纯朴中又很有一些自私的年轻农民,本来都是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的。要是有,那就是传统政治文化、那种建立在以农民生活,准确他说是建立在以小农生产、自然经济为基础上的政治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以无孔不入的魔力,给他们灌输了一些这种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他们也在耳濡目染中略知一星半点这种政治机制在运行中表露出来的行为特点。就这样,他们一下子来到了新环境之中,这种新环境许多年中是被强烈地政治化了的,它将一切言行涂抹上政治色彩,将一切利益集中为政治利益,反过来说,政治利益也就成为一切利益的结晶。借助这种利益的汇集与约束,这种政治文化及其相应的政治机制建立了迫使人们就范于这种政治文化乃至它的整个文化体系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于是,在这里,这些年轻人只有一个追求,就是所谓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为此,他们要努力表现,要拼命竞争。当然,“老肥”也不例外,并且为此很卖力气。偏偏在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中,在这种政治机制运行中,所谓“政治进步”原来没有任何理想的色彩,而是一种控制人支配人的方法。种种与政治理想无关甚至背道而驰的东西反倒纳入其中而被视为“进步”的表现。于是,大家都去枪扫把,而且完全可以因此而引发种种矛盾。这且不说,单说“老肥”完全落入其中,抢扫把,挤牙膏,帮别人站岗,等等。他是充满热情的,然而,生活——为那种政治文化所支配的生活,正是反借他这种“进步”热情和更多的人的“进步”热情而毁灭了他。别人为了“进步”而“告密”,“老肥”被淘汰回家。后来,他死了,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我想,至少在作者看来,“老肥”有充足的理由。这种理由,我以为,只能在小说所揭示的那种政治文化及其一般性基础——农民文化心理之中去寻找。

  可以与“老肥”的悲剧相印证而又更为强烈更为明确地揭示了这些农民青年的人生悲剧的政治文化根源的是李上进的遭遇。听这个名字就有些明白,李上进更是把“上进”看得比天还大比地还重。他朝思暮想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他每遇到一件事,差不多都要神魂痴迷地咋摸这与入党有什么关系。他为入党而经受着种种“考验”,而最后的“考验”他却没有通过。他的简单而热情的头脑终于在绝望中失去理智,他向指导员“打黑枪”,又被说成“叛逃”结果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如果说,“老肥”的悲剧主要地还是被动地为政治所拨弄,离开部队也是有一些先天的原因在起作用,那么,李上进的悲剧就不大一样了。他几乎是完全地被吸引到那种政治机制的运转之中了。而他之所以被吸引,也几乎完全是农民文化心理在作怪。李上进的追求“政治进步”,与大家一样实际上没有任何超越农民文化心理的政治理想内涵,他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求入党,最直接的目的与动机是要在未婚妻面前挣个面子。李上进的这一个念头是太强烈了:进一回部队,连党都没有入,实在太丢脸。说来也是生活的恶作剧:越要面子,生活越不给这点面子。李上进当初为了面上有光而挎上刺刀去“相对象”,结果弄得入党受阻;而入党这个要面子的事,终于导致他锒铛入狱。这就是小说中所揭示的那种政治文化特有的一种怪异现象: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但是却堵塞实现这种价值的道路。如果不是这种机制,我倒以为要面子也还算不得什么很不好的事。问题就是在这种死要面子的农民文化心理的基础上,传统政治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运行机制,它用一种虚伪凶恶的价值标准来扭曲善良纯朴的青年人生道路,直到把他们引入绝境;它还用狡诈冷酷的运转方式吞噬充满人生憧憬的青年的魂灵,甚至把他们改造成为虎作伥的牺牲品。

  应该说,与人生的绝境相比,灵魂的被侵蚀、被吞噬的悲剧性一点儿也不差。由于作者所描写的这群人物的纯朴善良,小说中还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完全走上了这条悲剧道路的。但是,在全部新兵连生活中,这种悲剧气息却弥漫得很为广泛。小白脸王滴有时候是很能一针见血的,他在大家互赠笔记本时就说了这么一句怪话:“‘共勉’个屎!三个月下来,一个个跟仇人似的,还‘共勉’!”这倒也是,原本都是挺要好的老乡,一到了那种环境,在某种政治激素的作用下,这些青年农民们都成乌眼鸡一般了。单看训练的场面吧,相互封锁、保密,真真挺可笑的。可是,在那种政治文化背景下,这才是常见的、必有的人际关系。最后一幕“批判会”,给这种政治文化添加了极好的一个阐释与注解。其中,“元首”的所作所为算是比较典型的了。谁也设想到是这小子在羊羔疯问题上告了密,致使“老肥”离队并最后惨死。在那样的氛围中,人就是靠这个“上进”的:打小报告、拍领导的马屁、搞小阴谋,等等。还不可怜可悲吗?

  当然,农民文化心理是应当批判的,他们的自私、狭隘、猬琐与虚荣等都很讨厌。然而,我却想,是什么环境使得他们这些毛病充分表现并发作的呢?离开了土地,他们慢慢地不是农民了,可是他们往往倒是因此丢掉了农民的优点,反而将农民性格中的弱点发展了。如果不是有一种与农民文化心理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在起作用,使得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完全被毒化了,哪里就至于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哪会有这篇小说中的种种人生悲剧呢?

  从经济基础与人格承担来看,中国文化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以农民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从表现形态与内部结构来看,中国文化又是为政治所统领、以政治文化为主干和魂灵的文化。可以这么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就不了解中国的文化;而不了解农民的文化心理,也无以了解农民。这样一个三角架,我以为是中国作家表现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极为有力的观察支点。《新兵连》这篇小说,恰恰就一下子戳在了这个支点上,所以它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与表现是极深刻极透彻的。从《塔铺》到《新兵连》,刘震云找到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创作道路。在这样的文学道路上,作者为我们提供的东西是一时让评论家难以以言尽意的。当文学作品无法还原为概念时,它才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这生命力让我赞叹,因为它的艺术的表现力是如此之强;这生命力让我不知所措,因为它的思想的内涵即使套在了概念中也还总嫌不妥帖,它从生活中直接汲取了这样的材料,即使是我们的思想家也还不曾认真发掘和思考过那些东西。

            (原载《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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