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的嘲笑——谈《新兵连》对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批判(郑吉)

作者:刘震云

  在我们的部队里,穿着军装的农民仍然占多数,过去是这样,现在还基本是这样。因此,在我们的军事文学中,对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揭示,便一直是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认为,刘震云的小说《新兵连》的主要成就,并不像有的同志说的那样是“揭示人生悲剧后的政治文化背景”,而是通过在一定环境中造成的人生悲剧,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带有浓厚农民色彩的传统文化。

  《新兵连》写的是一个新组建起来的军事集体,他们都是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民。三个月的训练生活,使他们本来固有的农民文化心态暴露无遗,这种心态和环境的冲突,终于酿成了一个个性格的悲剧:“老肥”惨死,“元首”告密,李上进为追求上进而最终进了监狱……这一幕幕悲剧告诉人们:农民文化心态中的消极因素,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展成难以疗治的痼疾,如不痛下针砭,我们的民族就难以有积极的进取。

  狭隘、自私、愚昧,是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消极因素的三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在《新兵连》充分表现出来了,都化成了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性格。每个人物的性格,又都是多层次、多色调的,往往是缺点与优点杂糅,消极与积极同在,作者的主要倾向是批判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落后的东西,但也没有忘记他们性格中另一个基本方面:善良和朴实。因此,虽然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批判,但这种批判又充满了热情和同情。

  小说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吃排骨”的细节,到新兵连第一顿饭,吃羊排骨。大家都说这肉炖得好吃,又都不把肉吃完,人人盘底还剩下两块骨头。为什么本来舍不得吃还要把肉剩下呢?原来,他们觉得现在身分不同往常了,不能显得太下作,因此才故意露出不大在乎的样子。这个细节的内涵很复杂,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死要面子”,这里有虚伪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就是自尊,不能让别人看不起。这两种因素,在李上进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把入党视为生命,认为如果在部队干几年入不了党,回去简直就“丢死人了”。为了入党,他积极要求进步,不断接受组织上给予他的“考验”:烧锅炉,搞班务,组织战士搞实战训练。他把“入党”作为自己进步的标志,同时也觉得只有入了党才光彩,才能在村里特别是对象面前出头露脸。如果简单地说李上进为入党而入党,那是冤枉了这个好同志,他对工作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时感有些心灰意冷,也是由于希望受挫的缘故。作者所要批判的,主要不是李上进要求入党没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要表现农民狭隘的传统文化心理,怎样把他要求进步的强烈热情,扭曲到钻牛角尖的地步。他密切注视着指导员的言谈话语,把领导对自己的态度都和自己的入党问题联系起来,以至诚惶诚恐,疑神疑鬼。他的几次“感情危机”,都由于小说中“我”的安慰和“分析”而安然度过“波谷”,重新振作起来。但这充其量不过是精神安慰而已,并未能真的矫正他的狭隘心态,他终于没有经受住最后一次“考验”,在希望破灭之后而精神崩溃了。精神崩溃导致李上进的疯狂报复——对指导员打黑枪,到头来落得个鎯铛入狱。李上进打黑枪,是他的狭隘心态的恶性发展,指导员对他最后那次类似恶作剧的“考验”,同样是出自狭隘心态。

  如果说“吃排骨”是新兵连“要面子”的传统文化心理初露端倪,那么,“争骨干”更使这种心态变本加厉。我骨干实际上也就是“要面子”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要面子”,就要“争面子”,为了“争面子”就怕“丢面子”,为怕“丢面子”,就要做些小动作,耍点儿小权术,甚至对竞争的同伴使绊子。“元首”和“老肥”本是同村来的好朋友,为了争当骨干,“元首”这个老实人竟然打了“老肥”的小报告,泄露了他患羊羔疯的秘密。致使“老肥”遣送回家。“争面子”的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丢面子”而无地自容,像“老肥”那样投井自杀;一种是“得面子”而惴惴不安,像“元首”那样一直受到良心的责备。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狭隘和自私一旦融为一体,为了“要面子”就可能坏良心,“竞争”就可能转化为倾轧!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其危害竟至如此,这种“内耗”,在我们今天的工作中仍不少见。当然,作者在批判农民传统文化心理时,牢牢掌握着恰当的分寸,没有忘记这批农民兵性格中的基本方面:善良和朴实。“元首”从悄悄告密到痛哭流涕地改悔,甚至还和班副商量想把打了指导员黑枪的李上进悄悄放了,这就展示了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

  对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中愚昧的东西,《新兵连》的作者也在字里行间有所批判,比如,“元首”为什么打“老肥”的小报告呢?因为“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而“元首”也想给军长开小车,“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这是多么可笑可悲而又可怜啊!再如“老肥”出的一系列洋相,他好心好意把舍不得吃的大半碗肉片白菜倒进排长碗里,马屁没拍响反讨了一场没趣等等,都很惹人发笑而又发人深省。这是含泪的嘲笑,同时也叫人揪心!总的说来,《新兵连》对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批判是深刻的,恰如其分的。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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