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陀司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对于我国广大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同为俄国文学卓越的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一席。
  他于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里。父亲在军队中担任医官时,取得贵族身份并拥有两处不大的田庄。但总的说来,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的全是贫苦的病人。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庭贫穷,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学校以后,就进了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学习。但他对工程技术工作并不感兴趣,毕业后一年就申请退职,离开了工程局绘图处。从此他就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就在退职后的一年之中,他译出了巴尔扎克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两年以后,他因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被捕,并被判处极刑,剥夺公权终身,只是在行刑前数分钟才被改判充军服苦役八年(四年苦役,四年充当列兵)。实际上九年以后,他才因病获准离开部队,回彼得堡定居。这时,他已年过三十七岁,可以说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而中断达十年之久。
  非人的苦役和充军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他原本就体质孱弱,并患有癫痫病,现在病情变得更加严重。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严重的疫病,以后一直未能治愈,伴随作者终生。发作时,作者苦不堪言。
  充军归来,重新拿起笔来从事中断的创作时,他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简直与以前完全判若两人了。他青年时代怀抱的梦想、希望完全破灭了,被现实生活扼杀了。他原有的信仰改变了;他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不再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而是要求人们容忍、退让、妥协、顺从、和解,从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再相信革命,精神上走向消沉。但尽管如此,他并未受到沙皇政府的信任,警察对他进行的秘密监视,直到他临死前五年才撤消。
  他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在个人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顺利。先是同一个寡妇结婚,关系并不融洽。寡妇带来的儿子,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成了他的沉重包袱,成了他负债累累的重要原因。前妻去世三年以后,他才于一八六七年与自己年轻的打字员结婚,找到了一个忠实的伴侣,称心如意地生活了十四年。
  他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需要他偿还,前妻带来的儿子,不从事任何劳动,一家的费用,全部由他负担,因此他经常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有时歇斯底里发作之后不久就拿起笔来写作。他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样悠然自在、随心所慾地创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写到他创作时的苦况。由于有着沉重的债务,他经常主动上门向各家杂志投稿,这样一来,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们所得的三分之一,比如作者的《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所得的稿酬为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却是每印张五百卢布。为了多挣点钱来还债,他的夫人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经营出版和推销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彻底摆脱贫困。还清债务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国,先后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地、奥地利、捷克等等国家。一八六七年续弦以后,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国,原来打算居留三个月,结果却一住四年。他在国外写出了长篇《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国外,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也许与他的病有关吧,他嗜赌成癖,经常钱一到手,就去赌场,而一赌又几乎次次输得精光。没钱去赌时,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痛哭嚎啕,对着夫人下跪。可以说他是一名病态的赌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决心,戒掉嗜赌的恶习。
  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别是长达九年之久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使他成了一位独特的作家,一位充满矛盾的作家。平心而论,他对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是有贡献的。一部俄国文学史如果缺了他这一章,那就很难说是完整的。他的创作影响,远远超出俄国以外。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刚把他的作品奉为经典,而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和导师。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他的艺术才华,连对他批判最为尖锐的革命作家,也是无法否认的。比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就说过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争议的作家。引起争论、批评和责难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扬的思想。他发表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引起过争论,特别是他的几部长篇,受到的批评和责难之多,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是罕见的。他原来信奉空想社会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沙皇统治,服苦役和充军归来以后,放弃了原有的信仰,转而反对暴力,反对革命。他认为解决俄国社会的对立,不能像西欧那样,采取斗争和革命的方式,而应该采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这样一来,他就公开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对立面,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动作家”、“反革命作家”。虽然如此,他创作中的真实性、艺术性,还是没有人加以否认的。一百多年来,进步文艺界对他的评价,大体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艺术性,彻底否认他的思想倾向。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某些理论家对他的作品的批判,还是相当严厉的,认为《罪与罚》虽是一部“最富于历史涵义的社会心理小说”,给作者带来过空前的荣誉,但它却是“充满了反动思想”、“实际上是公然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他的另一部长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对革命斗争、维护顺从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记》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展示各类苦役犯可怕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的真实作品,屠格涅夫视之为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赫尔岑则说它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列宁也说它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但尽管如此,这部作品还是“反动倾向极其明显”。至于他的长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动了,因为它是直接攻击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极其恶毒”。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将《群魔》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高尔基坚决反对,说这部作品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毒攻击的无数次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为恶毒的一次。”
  不过,批判归批判,他的作品还是广泛流传,即便在前苏联,也没有完全遭到禁止。特别是他的几部长篇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地下室手记》、《白痴》、《罪与罚》、《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乎全部被译成了世界各种主要语言,受到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有的被称为俄国文学的瑰宝,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作者本人也因此被尊为世界性的长篇大师。
  在我国,他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译了过来。一九二六年鲁迅曾为他的《穷人》译本写过序言,此后还就他的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等等方面,发表过肯定的意见。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译本。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直接从俄文译出的新译本。文革时期,他的作品与所有外国作家的作品一样,遭到禁止。但改革开放以来,他的作品的新译本源源不断地推出,有的已经有了好几个译本。这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我国广大读者中还是很受欢迎的。应该说,他是我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
  前面已经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长篇大师,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当然主要是他的长篇。他的长篇不仅数量多(约十部)、篇幅大(《卡拉马佐夫兄弟》七十余万字),而且艺术成就高,影响深远。但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加讨论了。下面我们想简单地谈谈他的短篇,主要是个人的一点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的短篇(包括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当有特色,而且不乏堪称精品的上乘之作。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基本上可以窥见到作者的创作思想倾向和他的艺术风格。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他一生受穷,对穷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写出的第一部作品,就取名《穷人》。在我们译出的这些短篇作品中,主人公无一例外的,都是穷人,都是受尽欺凌与侮辱的“小人物”,就是他写的儿童,也是一些完全丧失童年生活的受苦受难者,这里有惨死的小职员普罗哈尔钦先生(《普罗哈尔钦先生》)、发疯的文书舒姆科夫(《脆弱的心》)、活活地饿死的小偷叶麦里亚(《诚实的小偷》)、冻死在柴堆旁的小男孩(《基督圣诞树旁的小男孩》)、“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让人取笑逗乐的小丑”波尔袒科夫(《波尔袒科夫》)、一贫如洗的幻想家(《白夜》的男主人公)……
  写小人物,在俄国文学史上,并不是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都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深化和扩大了这一主题。他把一个不曾受到人们注意和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纪俄国大城市里的贫民窟,引进了文学。他是第一个展示这个奇怪角落的作家。这是一个阴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个太阳,似乎不肯光顾这些地方,而照耀这些地方的,好像是专门为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个太阳”(《白夜》)。而在这些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生活着一群群的流浪汉、乞丐、小偷、妓女……这是一群被社会抛进底层的人们,他们受尽苦难,折磨,彷徨苦闷、得不到人间的温暖,只能靠幻想过日子!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他们,理解他们的苦难处境,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不是贵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余人”的创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会黑暗、愚昧、无权、压迫、剥削的作家。
  在作者所有的这些短小的作品中,情节都不太复杂,但气氛紧张,冲突尖锐,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灾祸,结局往往叫人撕心裂肺,惨不忍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气氛。他的主人公总是处在惊慌不安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他们极端孤独、苦闷,看不到希望,走投无路,其中不少人处于疯狂的边缘,或者成为疯子,或者自杀。他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病态的,被扭曲了的,反常的。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一种悲观绝望的阴暗情调。读他的作品,我们常常有一种压抑感,有时甚至感到简直透不过气来。在我们所译的这些作品中,大概只有《小英雄》算是一个例外。那里面的主人公“小英雄”,是一个罕见的明朗与和谐的形象,也只有这一篇作品充满了异乎寻常的乐观主义。
  是的,作者的笔下,没有怒不可遏的反抗人物,他的人物都是温顺的,发疯的发疯,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但很少有反抗的,最多只有一点点口头上的抗议,像波尔袒科夫那样,“他的每一次抗议,都是极其宽容的”(《波尔袒科夫》)。这自然是作家思想的反映,他服苦役归来后,就是抱的这种思想。他是反对展开斗争的。
  作者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普罗哈尔钦,《脆弱的心》中的舒姆科夫,《荒唐人的梦》、《拙劣的笑话》、《性格温和的女人》以及《白夜》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常”的怪人。作者似乎想通过人物的乖张行为、幻想、作梦、昏迷、发疯等等来反映现实,造成别具一格的真实,因为他认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现实是不可能的”。也许,这一点正是作者艺术的独特处。
  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地位低微,行为反常,荒唐可笑,但内心里却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高尚的品质,比如《波尔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尔袒科夫虽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受苦受难者”,但却“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诚实、最最高尚的一个,”“甚至敢于舍己救人”,“有时他还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几乎有点英雄气概”。就是“爱财如命”的普罗哈尔钦先生“虽然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为人却忠实可靠”,而且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好人”。作者虽然写了他们不少荒唐可笑的行为,但却没有将他们丑化,所以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读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对他们的蔑视,而是深深的同情。对他们荒唐可笑的行为,我们可能禁不住发笑,但笑后一想,又往往觉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洒下同情之泪。我以为这是作者艺术表现力的高明处。
  当然,作者所写的短篇,与他的长篇一样,并不是篇篇都是珍珠,像《白夜》那样诗意盎然的佳作,毕竟是少数。这与他的创作条件不无关系。他疾病缠身且不说,单是生活的贫困就对他的创作发生过很大的消极影响。因为穷,他无法做到对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细心润色、精雕细刻。这种消极影响,在他的长篇创作中,特别突出。因此有人责备他的小说过于庞杂,艺术形式不成功,脉络不清,有时把几篇小说硬拉成一部长篇,结果弄得几条线索重重叠叠,许多情节有头无尾……等等。总之,他的作品不如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致、优美。但是,如果考虑到他的穷和病,我们似乎大可不必对他求全责备,何况即便是他的短篇,也是瑕不掩玉呢?   李鹤龄   写于长沙岳麓山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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