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马列伊

作者:陀司妥耶夫斯基

  所有这些professionsdefoi①读起来我都感到兴味索然,所以我就来说件趣事,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趣事,只是一件遥远往事的追忆罢了。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就我论平民的文章搁笔的此时此地来说那件事。那时我不过才九岁……不,最好从我二十九岁时的事儿说起吧。
    ①法语:传道的文章。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阳光高照,“暖暖和和”,明明丽丽的,但我心底一片抑郁。我在牢房的后面徘徊踯躅,边看边数围着坚固木栅的林间空地上的牢房。其实我不是想数,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动作而已。监牢里“过节”已经两天。苦役囚犯们不用去干活,许多人喝得烂醉,叫骂声、争吵声到处不绝于耳;有的人唱着低级庸俗的小调,躲在板床下玩牌赌博;有几个人由于太蛮横被同监人打得半死,盖着皮袄躺在板床上,直到苏醒过来。有几次他们竟动起刀子来。“过节”这两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痛苦至极。我从不赞同不加节制的群饮狂醉,而在这种地方我尤其反对。这两天,监狱官没有来巡查,也不来搜寻白酒;他们明了,一年中也该给这些受歧视的人宽松一下,否则,牢里的情况会更糟。我胸中终于燃起一股愤恨。政治犯中有个叫米——斯基的波兰人碰到我。他神色忧郁地望了我一眼,两眼一闪,双chún颤动,咬牙切齿地小声对我说道:“jehaiscesbrigands!”①然后擦身而过。我回到牢房,虽然一刻钟前我发疯似地从屋里跑出去,当时有六个壮实的农夫一齐扑向醉汉鞑靼人加津,想要制服他而动起手来。他们乱打乱揍,照这么打下去,骆驼也会被打死的,但他们知道,这个大力士难得被打死,所以下起手来毫无顾虑。现在回到屋里后,我发现加津躺在牢房尽头一个角落的板床上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他盖着皮袄,大家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绕过,虽然都深信他明早会苏醒过来,“可是照这么打,说不定会送命的”。我回到床上,对着装有铁栅栏的窗户迎面躺下,把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我喜欢这么躺着,因为人们不会去打搅一个入睡的人,而这时我就可以去幻想,去思考。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幻想,我的心平静不下来,耳边老响着米——斯基的话:“jehaiscesbrigaands!”其实,为什么要去描述那些印象呢?现在我有时在夜间也梦见那情景,没有做过比那更痛苦的梦了。人们也许会发现,时至今日我几乎从未在刊物上谈过我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死屋手记》写于十五年前,我是以一个虚拟的杀妻犯的口吻写的。顺便补充一句,从那时起许多人都以为,甚至现在还断言,我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①法语:我恨透这些暴徒了。
  我渐渐地真的想得出了神,并且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回忆中了。在服苦役的四年中我都不断地回忆我的整个过去,似乎在回忆中我又重新经历我那昔日的全部生活。这些回忆都是自然地显现出来,我很少按自己的意愿去回想,常常是从一点一线开始,——有时是很难觉察到的,而后一点一点地扩大为一个完整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完整的印象。我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使往事具有新的特点,而重要的还在于对往事进行修正,不断地修正。我的全部消遣就在于此。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我那时才九岁)一个极平常的瞬间——它似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的童年。回忆中,我们乡村八月的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个干爽、晴朗的日子,但有几分凉意,微风习习。夏天在消逝,不久我就要去莫斯科学习法语了,整整一个冬天,又该腻烦死了。真舍不得离开这乡村。我穿过打谷场,下到山沟里,再往上走到洛斯克——我们这儿这样称呼山沟那面伸展到小树林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钻进灌木林,听到不远处——约莫三十步远,有个农夫在林中旷地上耕作。我知道,在陡坡上耕地,马儿是很吃力的,所以我有时可听到农夫的一声声吆喝:“驾——驾!”这里的农夫我差不多都认识,但现在是哪一个在耕作我不清楚。对我来说反正是一回事。我正专心致志自己的事儿哩,我也一样忙不迭:折胡桃树枝鞭打青蛙;榛树枝儿好看可不结实,比桦树条差远了。我也很迷恋小昆虫和小甲虫,并进行采集。它们真是漂亮极了。我也很喜欢动作敏捷带黑斑的红黄色小蜥蜴,但我惧怕蛇,不过比起蜥蜴来蛇要少得多。这儿很少有蘑菇,采蘑菇要到桦树林里去,我正准备要去哩。平生没有什么比森林更让我喜爱的了,那里有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刺猬、松鼠,以及我非常爱闻的枯枝败叶的潮湿气味。甚至现在写到这儿时,我也闻到了我们乡村里桦树的芳香,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终生难忘。在一片静寂中,我忽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也大叫起来,然后边喊边跑向林中旷地,直奔正在耕地的农夫。
  原来是我们村的农夫马列伊。我不知道他是否叫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叫他马列伊,——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夫,结实、魁梧的身材,又宽又密的一把深褐色胡子里间杂着一绺绺的银须。我认识他,但至今从未有机会同他说话。他听到我的叫声,就让马儿停下来,我飞快地跑上去,一手抓住他的犁,另一手抓住他的衣袖。他看出我惊吓不已的样子。
  “狼来了!”我气喘喘地叫着。
  他抬起头,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一时竟也相信了我的话。
  “狼在哪儿?”
  “有人喊……刚才有人喊‘狼来了’……”我嘟嘟哝哝说道。
  “哪里,哪里,哪有什么狼?是你的幻觉吧。你看,这哪儿有狼呢?”他喃喃地鼓励我说。但我浑身打颤,死死地抓着他的上衣,我的脸色想必一定刷白。他怀着不安的微笑看着我,显然在为我担惊受怕。
  “瞧你,吓成这样,哎呀呀!”他摇着头说。“得啦,亲爱的。瞧你这小鬼,哎呀!”
  他伸出一只手突然在我的脸上摸了摸。
  “喂,得啦,愿上帝保佑你,画十字吧。”但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颤动着,这好像使他格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个指甲乌黑、沾着泥土的粗大手指,又轻轻地碰了一下我打颤的嘴chún。
  “瞧你,哎呀!”他久久地对我现出慈母般的微笑,“天哪,这是怎么的,哎呀呀!”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狼,我听到“狼来了”的喊声是我的一种幻觉。虽然喊声是那么清晰,但这样的喊声(不只是关于狼的)我以前也听到过一两回,都是我的幻觉。这种现象我是知道的(后来这些幻觉伴随着童年一起泯灭了)。
  “好吧,那我走了。”我迟疑地、羞涩地望着他说。
  “好的,你走吧,我会目送你,一定不会让狼伤害你的!”他补充说,依旧慈母般地对我微笑,“嗯,愿上帝保佑你,走吧。”他给我画了个十字,也给自己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步就回头望望。我走的时候,马列伊和那匹马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我每次回头,他都对我点头。说实在的,我怕成那样,在他面前感到有几分惭愧哩。然而,我一边走还一边怕狼,直到爬上沟谷的斜坡到达第一个窝棚时,我害怕的心情才完全消除。我家的护院狗沃尔乔克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到我的跟前。有沃尔乔克在,我精神大振,最后一次转过身来回望马列伊,他的脸庞已模糊莫辨,但我感到他依然在向我亲切微笑和频频点头。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也对我挥挥手,就策马向前走去。
  “驾——驾!”又听到他在远处的吆喝声,马儿拉着木犁又开始走起来。
  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下子回想起来了,并且不知为什么还那么确切、详尽。蓦地,我清醒过来,从板床上坐起来,我记得,脸颊上还留有回忆时的浅笑。我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当时,从马列伊那儿回家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起过我的这次“险遇”,况且,这又算得了什么险遇呢?那时,我很快就把马列伊忘了。后来同他偶尔相遇,我也从没有同他攀谈,不论是关于狼的还是别的什么。而今相隔二十年后,在西伯利亚,我却突然想起了那次相遇,是如此清晰,如此入微。就是说,那次相遇是不知不觉地铭刻在我心上,是自然而然地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地被记忆下来了,而一旦需要,它就会马上浮现出来。我回忆起了一个穷苦农奴温柔的慈母般的微笑以及他画十字、点头的情景:“瞧你,小鬼,受惊了吧!”尤其是他那沾有泥土的粗大手指,他用它轻柔地、羞怯地碰了碰我颤动的嘴chún。当然,任何人都能给小孩鼓励,但是,那单独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却似乎迥然不同,即使我是他的亲生骨肉,他也不可能用更圣洁的爱怜眼光待我了。是谁叫他这么做呢?他是我家的农奴,而我还是他的少爷,谁也不知道他给过我爱抚,也不会因此而赏赐他什么。他是不是很爱孩子呢?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是在荒郊野外单独相遇的,也许只有天上的上帝才能看得见。一个粗野、不识字,而且无所期待、对自身自由也无所奢望的俄国农奴,他的心底却充满着文明人类多么博大的感情,充满着多么细腻、近乎女性的温柔!请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①在谈到我国人民的高度教养时,他所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
    ①阿克萨科夫(一八一七—一八六○):俄国历史学家,诗人。
  我记得,我从床上下来环视四周后,我突然觉得,对这些不幸的人我是用绝然不同的目光看待的。我胸中的一切憎恨和愤懑须臾间神奇般地烟消云散了。我往前走去,端详着迎面而来的一张张面孔。这个被剃光头发、脸上留有印记的农夫喝醉了酒,在大声嘶哑地唱着醉歌。他也许就是那个马列伊,因为我还未能看清他的内心深处。当天晚上,我再次碰到米——斯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有关于马列伊一类人的任何回忆,除了“jehaiscesbrigands!”那一句话外,对他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不,这些波兰人所经受的苦难比我们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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