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

作者:邓一光

  “写不下去不要硬写,到生活中去,那里有丰富的创作源泉。”廖希铂坐在办公室的那一头,突然这么对我说。

  廖希铂的话让我吃惊。他坐在那里,手中捧着一杯刚沏的热茶,慢慢在品。茶是上好的茶,是苍条寻暗粒、紫萼落轻鳞的蒙顶。诗人说,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这两样廖希铂此刻都有了,一起握在手掌中,人靠在椅子圈里,怡情养性地啜着,有一种“两腋清风生,我慾上青天”的神仙风范。

  廖希铂喝茶很讲究,是韶峰嫌淡、银毫嫌艳的讲究,讲究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步。局里凡是喝茶的人都有点怕他,都知道他在茶经方面是个杀手。每到清明谷雨前后,廖希铂就让人胆战心惊,他从什么地方过,隔着两丈远,突然站住,翕了翕鼻子问人:“明前龙舞?”或者说:“麻姑?”那人或那人就心里发虚地掩紧抽屉,下意识地点头,然后又慌忙摇头。廖希铂已经走开了,脸上淡泊如末道茶汤。

  据我的观察,现实生活中,廖希铂其实是个有原则但也很随意的茶客,他是茶布衣而非茶君子。有时候企业到局里来请创作室的他帮他们看看本子,街上的茶叶店里随便买上两斤茶,或者区县文化馆站的人来了,带一包地产茶来孝敬他,只要是新茶,他都接着,嘴角露出一抹平静的笑容来,是谢送茶的人,连着茶也一并不嫌弃。遇到一时没茶了,找人讨一撮,无论瓜片还是火青,只要是绿茶,只要干净,他也都能凑合着喝,从不挑剔。只是在面对了茶中上品时,他的挑战性才来了。也不激烈,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评价,立刻把茶主人批判得恨不能揭开茶叶筒的盖子钻进去,把自己和那些丢了名分的茶一起埋起来。

  廖希铂淡泊地说:“雾少雨多,龙舞张狂。”

  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洞气足,麻姑浊。”

  我一上班就趴在桌子上写我的剧本,写了一大堆纸,都撕了,痛苦得要命。调到文化局半年了,挂了个创作员的招牌,局里要我尽快进入角色,拿本子出来。我先熬了几个夜,写了两个话剧小品,送给局里看,局里不满意。我又发奋图强,苦干了两个月,拿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脚本,局里仍然不满意。领导最后索性对我直说了。领导说,小品是小儿科,说的好听,叫繁荣舞台艺术,说的不好听,那叫眼葯水,说的再不好听,那是给文艺晚会提鞋呢。至于电视剧本,鞋倒不是了,是枕头,但那不是文化局的枕头,换句话说,不是文化局的本行。“国家养着我们,大小给了我们一块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国家要的是戏。”领导这么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弄贱了。”领导还说。

  领导这么说了,我只能端正态度,把创作方向转到戏剧上面来。我考虑了两天,打算创作一部新编历史剧,用传统鼓词里罗成后裔的那段故事,写忠良遭谗害、好汉御外侵的事。提纲拿出来了,选题开了论证会,局里上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创作室胡主任要我尽快拿出本子,可是一连过了几天,我的写作陷入一种无头绪的状态里,别说唱词了,连这出戏怎么开场我都没能想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我想我才四十岁呀,还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吧?

  我的吃惊不在于廖希铂手握扬子水蒙顶茶的威风,也不在于廖希铂的布衣茶杀手身份。我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如果碰上兜里有了钱,我就喝可乐,一喝两三箱,喝得脸像非洲人。廖希铂在茶这方面造诣成什么样子,也不可能对我说“无踪无影,白水暧昧。”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配方贼,可乐诡。”他就是说我也不在乎,他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的吃惊是廖希铂一向不对谁的剧本创作提出任何方式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对我提了。

  我来文化局半年时间了,和他同在创作室里做同事,平时也偶有交谈,都只限于天气或读报体会之类,从来不提创作上的事。他不但不提创作,他自己也不写一个字。他每天早上准时来创作室上班,扫地,抹桌子,打开水,坐下来看报纸,研究一下棋谱,然后回家,闲云野鹤,日子很有规律,惟独没见他在稿纸上写过什么。我来文化局的时候,领导就对我说了他的情况。当然领导也没有明确地说,是我自己听出来的。领导要我向老编剧们学习。“你们胡主任,她是老资格的剧作家了,她在延安时期就写剧本,写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好本子,她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你们老黄,他是我们自己建国以后培养的第一代编剧家,全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戏剧创作上是权威,经验丰富得你能学一辈子。你们小张,别看他年轻,有时候有点骄傲,可八十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哪一项都被他拿回来过,他这种成绩,再骄傲一点我看也没有什么。”我虚心地听着,我想我该继续虚心下去,就提醒说:“还有老廖呢,不是还有一个老廖吗?”领导愣了一下:“老廖?对对,还有一个老廖,他是你们副主任,是个老同志。”领导的话到此为止。

  后来的事是我自己打听出来的。

  廖希铂在创作室里资格很老,除了胡主任,再没有谁能超过他。他不但资格老,而且才华横溢,年轻时写出过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本子,被称做武汉戏剧界的“八绝”之一,而这“八绝”中,无论是胡主任、老黄还是小张,无论他们怎样的老资格、权威和骄傲,都没有进入其中,可见廖希铂当年的才气和名气是双响的,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廖希铂不再写剧本了,他开始喝茶。他喝茶,并且说一些“雾少雨多,龙舞张狂”、“洞气足,麻姑浊”之类的话,让人认定他或是松懈了,或是消极了,要么干脆就是江郎才尽了。我到创作室后,发现室里的人都不大和他交往,他也不大和室里的人交往,大家对他很冷淡,他对大家很淡薄,有点像宁红与铁罗汉的关系,或者玳玳花和普洱的关系。我初来乍到,不说战战兢兢,确实是个半道出家的新手。我也不敢说把九十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全拿回来这样的大话,但既然领导把道路指明了,我也不能把自己弄贱了,也不能只是弄弄眼葯水提鞋子之类的活,也得像模像样弄两个本行的枕头出来。我想有一个好的写作空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愿去涉及别的人事关系,自然也淡化着,好比是杀青时的叶子,不管锅也好,槽也好,瓶也好,总之是要有个合适我成为茶叶的环境。

  我已习惯了和廖希铂之间的那种淡泊,他今天突然对我说了那样一番有关创作上的话,而且很慎重,当然会令我吃惊。

  我放下笔,让自己从稿纸上挣出来,空出手,把头发弄乱。我说:“老廖你说的是老话,这话我从小就听过了。”

  廖希铂说:“不光你听过,大家都听过。听过是一回事,谙熟个中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你在人物上卡住了,你对人物的了解是个空白。”

  我不服气地说:“我了解他们。我读过全本《粉妆楼》。”

  廖希铂笑了一下,有点像银针初开的样子:“我说的不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经历,那种场景和故事的了解并不困难。我说的是人物的身份感和心理活动。比如罗灿,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去做——不是他怎样去救祁巧云而是他为什么会和权姦沈谦结怨,不是他为什么会去勾栏之地而是他眼里的朝廷和天下为何物,不是他出身名门与匪为道的委屈而是他为什么会流着泪水放声大笑。我说的是这个。”

  我有点感到沮丧。廖希铂说得对。这个老家伙一针见血。我的确不了解。我的问题正出在这里。好比我是拿着矿泉冲龙井。我想这样的水多好呵。我不知道矿泉水太洁净了,它没法对付龙井这样的茶叶。我想让人们有一次绝上的品茗机会,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反正是黔驴技穷了。”我把头发弄得更乱说。

  “熟悉生活,”廖希铂干脆地说,“只有生活才能给你提供创作的源泉。”

  “怎么熟悉?我不可能回到唐朝去,我就是想回去也回去不了。”我说。

  “生活是相对的,任何生活都有借鉴性,都是触类旁通的,朝代只是时空概念。”廖希铂说,“你到市井中去走一走,去茶馆里喝喝茶,去里弄寻寻古旧,”他笑了笑,“甚至你去追追小巷里的小妞,那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创作契机。”

  我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尤其是最后那一条。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去哪儿呢?”

  廖希铂从他的圈椅中站起来,走到茶几旁,旋开杯盖,注满水,把暖瓶放回原处,回到位子上去。“后城街。”他说。

  我哑然一乐。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知道后城街,那是个卖石头和小土铲的花鸟市场。

  硬着头皮又写了一周,终于没写下去,我开始考虑廖希铂的话了。

  我先问了小张。小张拿疑虑的目光看我,很警觉地问我打听后城街的事干什么。我老实告诉了他前因后果。小张吃了一惊,说,老廖要出山收徒了?我问这和出山收徒有什么关系。小张不说,只是有些口气酸酸地说,老廖说的没错,去后城街看看,你他妈会受益无穷的。

  小张的话和廖希铂一样,没头没脑的,让人怀疑。这反而使我下定决心去后城街看一看。

  我对武汉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不熟,有时候我得向外地人打听从武昌去汉阳应该坐哪一路公共汽车,或者彭刘杨路在什么地方,起义门在什么地方,我总是被这种缺乏主人翁精神的状态弄得很没趣。在去后城街前,为了心中有数,我去武汉市图书馆,找了一些有关后城街的文史资料翻阅了一下。

  以下就是后城街的资料:

  清同治三年,汉阳知府钟谦钧知县修筑半圆形城堡,从桥口至一元路,全长十一华里,用作防洪和抵御捻军。光绪三十一年,张公堤修成,替代汉口老城堡,旧城堡拆除,沿城基修成汉口的第一条近代化马路,名为后城马路。北伐战争后,后城马路改名为中山路。晚清以后,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从汉水沿岸和汉正街向租界附近的中山路转移,一时建起了南洋大楼、水塔、大清银行、汉口总商会、初开堂等高层建筑,至三十年代,中山大道繁华极度,惹得四海权贵富贾都往汉口中山路来,当年宋美龄曾专程到中山路,一游其繁华盛景。

  后城街,位于中山大道东段,原是老后城马路的起点。光绪二十五年,英国强行扩展租界辖区,后城街被划入租界内,成为银楼和住宅一条街。这条街上当年住着的全是洋人、买办和皇亲贵族,北伐之后,洋人被赶走,换了军阀和权贵富贾,汉口沦陷后又换了日倭和汉姦,抗战胜利后再换了国民党高官和另一拨支持国军的洋人,直至1949年。

  看过资料,我一下子就明白廖希铂的意思了。后城街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藏龙卧虎,遗珠匿玑。往街上一走,谁也保不定撞上一位,会是什么样的历史角色。或者随便一位提笼架鸟的老头,正是人们以为早就消失了的最后的满清遗老;或者随便一位当街洗涮的男人,老婆在身后唠唠叨叨声都不敢吭,此人正是当年风光一时的“血花市场”老板的孙子;甚至一位受了气的胖女人,穿了大裤衩子,手插了腰,头上鸟窝似的戴满了卷发器,在巷子口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着,她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名震江南江北的中原第一青衣云娘本人呢。

  我就去了。

  后城街不长,约摸一华里路,下至江堤,上至中山大道,其间蚕吃过的桑叶似的,经纬出一些小巷子。街旁种着整齐的阔叶梧桐。梧桐都是百年以上的梧桐,年轻的也有几十年历史了,长得干粗枝壮,丝毫不见颓败。建筑大多是租界时期的老建筑,既有浪漫流动的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又有纤巧精细的德国巴罗克风格的,还有有条不紊的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的,不管哪一种风格,建筑一律很讲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它们很结实。

  后城街在经济复苏期后,被政府开辟成花鸟一条街。这个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我最开始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总觉得和经济复苏不怎么协调,有点颓废气,或者说怀旧心态,是没有被商场大潮逼急,还想留一点羞羞答答的老家当下来。现在一看,我的观点改变了,反倒觉得这里要不是辟成..(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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