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忠实



  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芜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

  河水小到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称其为河了,再小就该断流了。河滩显得格外开阔,躶露的沙滩和密密实实的河卵石,现在都蒙上一指厚的薄雪,显得柔气了。一弯细流,在沙滩上恣意流淌,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时紧时慢,淌出一条人工难以描摹的曲线。水是蓝极了,也清极了;到狭窄的水道上流得紧了,在河石上就撞击了水花;撞起的一串串水花,变成了水晶似的透亮,落下水里时,又是蓝色了。

  河面上有一座小桥,木板搭成的。河心里有一只四条腿的木马架,往南搭一块木板,往北搭一块木板,南边的木板够不到岸上,又在浅水里摞着两只装满沙子的稻草袋子,木板就搭在沙袋上,往南再搭一小块木板,接到南岸的沙滩上,一只木马架,两长一短三块木板,架通了小河,勾连起南岸和北岸被河水阻断的交通。对于小河两岸的人来说,这座小木板桥比南京长江大桥重要得多,实用得多。

  二尺宽的桥板上,也落了一层雪。一位中年男人,手握一把稻黍笤帚,弯着腰,一下一下扫着,雪粒纷纷落进桥下的水里。他扫得认真,扫得踏实,扫得木板上不留一星雪粒,干干净净。他从南岸扫到北岸,丢下笤帚,双手抓住木板,摇摇,再摇摇,直到断定它两头都搭得稳当,才放心地松了手,提起笤帚又走回南岸来。照样,把南岸一长一短的两块木板也摇一摇,终于查看出那块短板的一头不大稳当,他用脚踢下一块冻结在沙滩上的石头,支到木板下,木板稳实了。

  他拍搓一下手指,从破旧的草绿色军大衣里摸出一根纸烟,划着火柴,双手捂着小小的火苗儿,点着了,一股蓝色的烟气在他眼前飘散。看看再无事可做,他叼起烟卷,双手袖进油渍渍的大衣袖筒里,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停下来脚冻哇!

  天色大亮了,乌蓝的天变得蓝茵茵的了,昨夜那一场小雪,把多日来弥漫的雾气凝结了,降到地面来,天空晴朗洁净,太阳该出山了。

  河北岸,堤坝上冒出一个戴着栽绒帽子的脑袋。那人好阔气,穿一件乡间少见的灰色呢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下河堤斜坡,急急地走过沙滩,踏上木板桥了,小心地推着车子,谨慎地挪着双脚。他猜断,这肯定是一位在西安干事儿的乡里人,派头不小,一定当着什么官儿。那人终于走过小桥,跨上南岸的沙地,轻轻舒了一口气,便推动车子,准备跨上车子赶路。

  “慢——”他上前两步,站在自行车轱辘前头。

  那人扬起头,脸颊皮肤细柔,眼目和善,然而不无惊疑,问:“做什么?”

  “往这儿瞅——”他从袖筒里抽出右手,不慌不忙,指着桥头的旁侧,那儿立着一块木牌,不大,用毛笔写着很醒目的一行字:过桥交费壹毛。

  那人一看,和善的眼睛立时变得不大和善了,泛起一缕愠怒之色:“过河……怎么还要钱?”

  “过河不要钱,过桥要钱。你过的是桥。”他纠正那人语言上的混淆部分,把该强调的关键性词汇强调了一下,语气却平平静静,甚至和颜悦色,耐心十足。

  “几辈子过桥也没要过钱!”那人说。

  “是啊!几辈子没要过,今辈子可要哩!”他仍然不急不躁,“老黄历用不上啰!”

  那人脸上又泛出不屑于纠缠的卑夷神色,想说什么而终于没有再张口,缓缓地抬起手,从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毛票儿,塞到他手里时却带着一股劲儿,鼻腔里“哼”了一下,跨上车子走了。

  见得多了!掏一毛钱,就损失掉一毛钱了,凡是掏腰包的人,大都是这种模样,这号神气。他经得多了,不生气也不在乎。他回过头,看见两个推着独轮小车的人走上木板桥上。

  独轮小车推过来了,推车的是个小伙,车上装着两扇冻成冰碴的猪肉。后面跟着一位老汉,胳膊上挂着秤杆。这两位大约是爷儿俩,一早过河来,赶到南工地去卖猪肉的。村子南边,沿着山根,有一家大工厂,居住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门前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工厂兴建之初,称做南工地,工厂建成二十多年了,当地村民仍然习惯称呼南工地而不习惯叫xxx号信箱。

  小伙推着独轮小车,下了桥,一步不停,反倒加快脚步了。提秤杆的老汉,也匆匆跟上去,似乎谁也没看见桥头插着的那块牌子。

  “交费。”他喊。

  推车的小伙仍然不答话,也不停步。老汉回过头来,强装笑着:“兄弟,你看,肉还没开刀哩,没钱交喀!等卖了肉,回来时交双份。”

  “不行。”他说,“现时就交清白。”

  “真没钱交喀!”老汉摊开双手。

  “没钱?那好办——”他走前两步,冷冷地对老汉说,“把车子推回北岸去,从河里过。”

  老汉迟疑了,脸色难看了。

  他紧走两步,拉住小推车的车把,对小伙子说:“交费。”

  小伙子鼓圆眼睛,“哗啦”一声扔下车子,从肉扇下抽出一把尖刀来。那把刀大约刚刚捅死过一头猪,刃上尚存丝丝血迹。小伙摆开架式,准备拼命了:“要这个不要?”

  他似乎早有所料,稍微向后退开半步,并不显得惊慌,嗤笑一声,豁开军大衣,从腰里拔出一把明光锃亮的刀子,阴冷地说:“小兄弟,怕你那玩艺儿,就不守桥了!动手吧——”

  许是这阴冷的气势镇住了那小伙,他没有把尖尖的杀猪刀捅过来。短暂的僵持中,老汉飞奔过来,大惊失色,一把夺下小伙手里的刀子,“蹭”地一下从肉下削下猪尾巴,息事宁人地劝解:“兄弟!拿回去下酒吧!”

  他接住了,在手里掂了掂,不少于半斤,横折竖算都绰绰有余了。他装了刀子,转身走了。背后传来小伙一声气恨的咕哝:“比土匪还可憎!”他权当没听见,他们父子折了一个猪尾巴,当然不会彬彬有礼地辞别了。

  河北岸,有一帮男女踽踽走来,七八个人拽拽扯扯走上桥头,从他们不寻常的穿戴看,大约是相亲的一伙男女吧?

  太阳从东原上冒出来,河水红光闪闪。他把猪尾巴丢在木牌下,看好那一帮喜气洋洋的男女走过桥来……




  他叫王林,小河南岸龟渡王村人。

  搞不清汉朝还是唐代,一位太子因为继位问题而遭到兄弟的暗杀,怆慌逃出宫来,黑灯瞎火奔蹿到此,眼见后面灯笼火把,紧追不舍,面对突暴的河水,捶胸顿足,慾逃无路了。他宁可溺水一死,也不愿落入兄弟之手,于是眼睛一闭,跳进河浪里去。这一跳不打紧,恰好跌落在河水里一块石头上,竟没有沉。太子清醒过来,不料那石头飘上水面,浮游起来,斜插过河面,掠过屋脊高的排浪,忽闪忽闪飘到北岸。太子跳上沙滩,大惑不解,低头细看,竟是一只碾盘大小的乌龟,正吃惊间,那乌龟已潜入水中,消失了。

  这个美妙的传说,仅仅留下一个“龟渡王”的村庄名字供一代一代村民津津有味地咀嚼,再没有什么稍为实惠的遗物传留下来,想来那位后来继承了皇位的太子,也是个没良心的昏君吧?竟然不报神龟救命之恩,在这儿修一座“神龟庙”或是一座“龟渡桥”,至少是应该的吧?又不会花皇帝自己的钱,百姓也可以沾沾光,然而没有。如果那位后来登极的王子真的修建下一座桥,他就不会生出桥头收费的生财之道来了。王林在无人过桥的空闲时间里,在桥头的沙滩上踱步,常常生出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王林的正经营生是在沙滩上采掘砂石,出售给城里那些建筑单位,收取过桥费不过灵机一动的临时举措。春天一到,河水没了寒渗之气,过往的人就挽起裤管涉水过河了,谁也不想交给他一毛钱了。

  他三十四五年纪,正当庄稼汉身强力壮的黄金年华,生就一副强悍健壮的身胚,宽肩,细腰,长胳膊长腿,一个完全能够负载任何最粗最重的体力劳动的农民。他耕种着六七亩水旱地,那是人民公社解体时按人口均等分配给他家的口粮田,一年四季,除了秋夏两季收获和播种的繁忙季节之外,有十个月都趴在沙滩上,挖掘砂石,用铁锨把砂石抛到一个分作两层的罗网上,滤出沙子,留下两种规格的石头,然后卖给那些到河滩来拉运石头的汽车司机,这是乡村里顶笨重的一条挣钱的门路了。三九的西北风在人的手上拉开一道道裂口,三伏的毒日头又烤得人脸上和身上冒油。在河滩干这个营生的村民,大都是龟渡王村里最粗笨的人,再找不到稍微轻松一点儿的挣钱门路,就只好扛起镢头和罗网走下沙滩来,用汗水换取钞票。庄稼人总不能在家里闲吃静坐呀!

  捞石头这营生还不赖!王林曾经很沉迷于这个被人瞧不上眼的营生,那是从自家的实际出发的考虑。他要种地,平时也少不了一些需他动手的家务活儿,比如买猪崽和交售肥猪,拉粪施肥等,女人家不能胜任。这样,他出不得远门,像有些人出太原走广州贩运葯材挣大钱,他不能去,显然离不开。更重要的是,那种赚钱容易而赔光烂本儿也容易,说不定上当了,被人捉弄了,要冒大风险,而他没有底本钱,赚得起十回而烂不起一回呀!他脑子不笨,然而也不是环儿眼儿很多的灵鬼。他平平常常,和龟渡王十之八九的同龄人一样,没有显出太傻或太差的差别。他觉得自己靠捞石头挣钱,顶合宜了,一天捞得一立方砂石,除过必定的税款,可以净得四块钱,除过阴雨和大雪天气,一月可以落下一百多块钱。他的女人借空也来帮忙,一天就能更多一点收入。对于他来说,一月有一百多块钱的进入,已经心地踏实了。

  在下河滩捞石头之前一年,他给一家私营的建筑队做普工,搬砖,和水泥沙浆,拉车,每月讲定六十元。他干了仨月,头一月高高兴兴领下五十二块(缺工四天),第二个月暂欠,工头说工程完毕一次开清。到工程完工后,那个黑心的家伙连夜携款逃跑坑了王林一伙普工的工资。他们四处打听,得到的那位工头的住址全是假的,至今也摸不清他是哪里人。没有办法,他懊丧地背着被卷回到家里,第二天就下河滩捞砂石了。

  我的老天爷!出笨力也招祸受骗,还有笨人捣鬼赚钱的可能吗?他经历了这一次,就对纷纷乱乱的城市生活感到深深的畏怯了。那儿没得咱挣钱的机会,河滩才是咱尽其所能的场合。

  他有一个与他一样强悍的老婆,也是轻重活路不避,生冷吃食不计的皮实角色。他和她结婚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太称心的心病,觉得她腰不是腰(太粗),脸不是脸(太胖),眼不是眼(太眯),然而还是过在一起,而且超计划生下了三女一男,沉重的生活负担已不容许他注视老婆的眉眼和腰腿的粗细了。他要挣钱,要攒钱,要积蓄尽可能多的人民币,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土地下户耕种两三年,囤满缸流了,吃穿不愁了,可是缺钱。三个女儿都在中学和小学念书,学费成倍地增加了,儿子上了“学前班”,一次收费五块,而过去却是免费的。况且,女孩长大了,开始注意拣衣服的样式了,女孩比男孩更早爱好穿戴,花钱的路数多了。

  他要挣钱攒钱。他要自己的女儿在学校里穿得体面。他心里还谋划着一桩更重要的大事,盖一幢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想到在自家窄小破烂的厦屋院里,撑起三间青砖红瓦的大瓦房,那是怎样令人鼓舞的事啊!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就不由得攥紧镢头和铁锨的把柄,刨哇!铲哇!抛起的砂石撞击得铁丝罗网唰唰响。那镢头和铁锨的木把儿上,被他粗糙的手指攥磨得变细了,溜光了。

  她的女人,扭着油葫芦似的粗腰,撅着皮鼓似的屁股,和他对面忙活在一张罗网前,挖啊刨啊,手背上摞着一道道被冷风冻裂的口子。他觉得这个皮实的女人可爱极了,比电影上那些粉脸细腰的女人实惠得多。他们起早贪黑干了一年,夫妻双方走进桑树镇的银行分行,才有了那个浸润着两口子臭汗的储蓄本本。又一年,他们在那个小小的储蓄本上再添上了一笔。再干一年,就可以动手盖置新房了!..(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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