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儿

作者:陈忠实

  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籽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三、四年级写小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领我们读起来:

  “六一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摸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

  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痒痒儿的,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庙后的房檐下(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绽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两颗原是紫黑的蚕籽儿变成了白色,旁边开着一个小洞。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叮……”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

  写大字,真好啊!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取出仿纸,铺进影格,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我取出鸡毛,揭开小洋铁盒。风葫芦悄悄窜过来,给我帮忙,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

  “哐”地一声,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我看见了老师,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从我坐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下,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籽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

  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险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

  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材!”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

  “我不去!”

  “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

  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你养了多少?”

  “我……”我忽然难受了,“没养。”

  “那好。”他不知我的内情,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他说他家在平原上,没走过坡路。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箩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

  风葫芦表现得很慷慨:“老师,不要紧!我从家里再拿来……”

  老师苦笑一下,摇摇头。

  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愿意看见那张永是笑呵呵的脸膛变得这样苦楚,就急忙给老师宽解:“他们家多着哪!有好几竹箩!”

  “不是咱们养的,没意思。”他站起来,摇摇头,惋惜地说。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箩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 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 ”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

  第二天,早饭后,上第一节课了。他走进教室,讲义夹上搁着书本,书本上搁着粉笔盒,走上讲台,和往常一模一样。我在班长叫响的“起立”声中站起来,一眼看见,老师那双眼睛里有一缕难言的痛楚。

  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情绪慌乱,说话结结巴巴:“同学们,我们上音乐课……”

  怎么回事啊?昨天下午刚上过音乐课了,我心里竟然不安起来,似乎有一股毛躁的情绪从心里窜起。老师心里有事,太明显了!

  老师勉强笑着:“我教,你们跟着唱:‘春风,吹遍了原野……’”

  我突然看见,刚唱完一句,他的眼角淌下一股泪水,立即转过身,用手抹掉了。然后再转过身来,颤着声,又唱起来:

  “春风,吹遍了原野……”

  我闭了口,唱不出来了。风葫芦竟然“哇”地一声哭了。教室里,没有一个人应着唱。

  “我要走了,心想给大家留下一支歌儿……”他说不下去了,眼泪又窜下来,当着我们的面,用手绢擦着,提高嗓音,“同学们,唱啊!”

  他自己也唱不出来了,勉强笑着,突然转过身,走出门去了。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被卷和书籍,早已捆扎整齐。他站在桌边,强笑着,说:“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你们……把蚕儿……拿回家去吧!”说罢,他提起网兜,背上被卷。

  我们从他手中夺过行李,走出小房。对面三、四年级的小窗台上,露出一个一个小脑袋。一声怕人的斥责声响过,全都缩得无影无踪了。

  我的心猛一颤,还得回到驼背的那个教室里去吗?

  走出庙院了, 走过小沟了。 眼前展开一片开阔的平地,我终于忍不住,问:“蒋老师,为啥要走呢?”

  蒋老师瞧着我,淡淡地说:“上级调动。”

  “为啥要调动呢?你刚来!”风葫芦问。

  老师走着,紧紧闭着嘴chún,不说话。

  我又问:“为啥不调动驼背?”

  蒋老师看看我,又看看风葫芦,说:“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说我把娃娃惯坏了!”

  我迷蒙的心里透出一条缝儿,于是就想到村子里许多议论来。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式嘛!自古谁见过先生脱了衣裳,跟学生在河里打水仗?失了体统嘛!我依稀记得,我的父亲说过这些话,在大槐树下和几个老汉一起说。那个现在还不知姓名的盘踞在小庙里的老师,也在村里人中间摇头摆手……他们却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他的胸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纪念鳝,金光给他多皱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

  我却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在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第一个春天,我就记起来该暖蚕籽儿了。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老人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上面了……

  1982.1 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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