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作者:钟敬文

  反右运动的出现,源于党内的整顿三风。所谓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据我的揣想,党所以提出整顿三风,一方面是察觉到这些有害风气已在滋长,非抑止不可;同时,也是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变引起了警觉和反省。这本来是很值得赞美的举措。特别是把它与不久之前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到鼓舞。但是,似乎当事者没有充分地预先估计到,人民群众竟有那么众多和尖锐的意见,加上当时少数敌对分子乘机反攻,以及个别政治野心家想借此捞一把,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终于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写下了那太不平常的一页!

  话回到整风前夜的情形。

  1956年春天,全国文联组织了一个文艺界人士赴西北参观的旅行团,参加者有冯至、朱光潜、孙福熙、常任侠、张恨水等几位先生。我也是团员之一。这个参观团的组织目的,文联领导没有什么说明。我个人以为,是让我们在亲身经历中了解新中国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时也使原来有些压抑情绪的知识分子舒畅一下精神,或者写作一些歌颂性的新作品吧。我们到过陕西、甘肃两省的一些大小城市,如西安、铜川、延安、兰州、玉门等地,的确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育,得到一些文化、艺术上的感受。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小住的那几天,我如同生活在一种梦幻的世界里,它给我美感,也使我沉思。这些梦境余痕,曾经断片地残留在我后来所写的回忆诗篇里。

  8月底,我们从兰州回到北京。为了写作和休息,我又在西山碧云寺住了个把月,才回校居住。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了。我听到消息,心中充满了愉悦与希望!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党和政府的确做了不少开拓历史新页的事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党所批评的三风,有的还可能相当严重,而这无疑不利于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现在党党察到它的危害,并且人张旗鼓,加以整顿(特别是采用了“开门整风”的好办法),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怎能不“踊跃三百”呢?

  我急忙问一位我比较熟悉的校领导同志,学校的整风工作什么时候展开?将如何安排?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后来才知道校领导之间对此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认为,整顿三风是全国性的运动,我们学校事实上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不一定要进行。我听说后,颇为失望。接着想,整顿三风虽然关系到国运民心,但究竟是党内的事。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尽管平时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又何必那么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会各界帮助党整风的空气更浓了。许多机关纷纷召开整风座谈会,报刊上争相发表了各种人的指摘和批评意见。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忙于征求和发表这类文章。承它的邀约,我撰写了《破浪前进》的短文。此文在反右斗争中当然成了一大“罪状”。但近年来我偶然翻到它,觉得态度再平和不过了。

  不久,党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除多数党内的各级干部外,还特邀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后来大多被划为右派)。我和同事黄葯眠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作主要讲话。他老人家一面不断地吸着香烟,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我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党除去三风,以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他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闹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例子,以激励我们。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不仅言词是雄辩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感动了我。我自以为已经把握了中央的整风精神。此后,在参加北京市各机关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都更加积极和痛切(我后来在脱掉右派帽子时,写过一首七律,它的次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忧时有激言”)。我甚至对那些一起参加座谈会而发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讥笑,以为他们态度太稳重了,缺乏一种对革命事业应有的热情。

  好!时间过去不久,“工人说话了”!形势陡转直下。昨天那些帮党整风的忠诚言词,现在都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首先受到炮火轰击的,是那被认为有政治野心的“章罗联盟”。接着受到揭发批判的,是民主党派的秀才们的“篡权”科学计划。文艺界的所谓“丁、陈集团”也被重端了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劫难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载了一则揭发我的罪行的短文,作者是科学研究部的办公室秘书(我的最接近的下属)。戏剧就这样开场了。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虽然有人侧重揭发,有人着重分析、批判,但口径是一致的。我的总罪名,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许多平日亲近或者往来的同事、学生,在批判会上,不管是否违心,总得来它几句,否则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敌我,或者对敌人不能划清界限了。

  批判的内容,自然重点是政治态度,即上面所说的“三反”。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我平日的谈话和近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发言,但是单凭这些素材很难构成“三反”的内容。为了形成有力的“起诉书”,就不兔掐头去尾,附以主观解释,再加上那些预定的、公式性的判决词,我的罪名便无法挣脱了。要知道,这不是法庭,是群众批判会,既无辩护律师,又不容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正。群众的一切批判语言,就是铁的定罪条文。

  除了政治罪名外,还需有学术罪名的批判。因为我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呀!为此,颇忙煞那些青年秀才们。因为我在新中国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的,就是“豆腐里找鸡骨头”,也不大容易挑剔出所需要的罪证,或者倒会有利于我这个“被告”。他们只能求助于那些“前秦后汉”的著作——即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旧文。校内外图书馆里那些尘封已久的书刊被折腾出来,所搜求的猎物被翻来检去。据我所记得的,我那时被批判的“反动观点”之一,是“文化遗留物”说。其实,大家知道,那是英国文化人类学者e·b·泰勒的著名观点,又为后来的人类学者们所继承和发挥的。不错,在我最初从事民间文学探究的时候曾经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体现在早期的一些论文中。但我在后来的学术工作中已经摒弃了它。这只要看一下我30年代后期,特别是40年代以后的论著就会明白。经过新旧两重天的社会,到了50年代后期还要揪住它,不过是在打“死老虎”罢了。

  为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志)不但搜查了故纸堆,发表了口头批判和书面论文还写作了专著(《钟敬文反动文艺思想》),在国家一级的书店里发行(那时跟我同样受到这种待遇的,记得还有王瑶同志,虽然他侥幸未被错划为右派)。这样做,还嫌不够彻底,于是又组织了大学本科的优秀同学,大兵团作战,日夜鏖兵,编纂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即进一步批判了我的“谬论”。

  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北师大,批判(以后还要管制)活动的重点当然也在这里。但是,我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管事的副理事长,就常理说,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上,会里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我。何况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加温呢!因此,在这一年冬天(我已被强制劳动),民研会特地为我召开了两天批判会。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师大,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批判会散场后,我在那里的职务、权利当然都被取消了。

  大家知道,批判还不过是揭发、宣告罪状,让群众看清你的真面目,认识你今后的身份;接着来的是管制改造。劳动是改造的主要手段,其他还有写日记、交心等。我一直劳动了好几年。像我这样一向很少从事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把书案改作劳动场地;把习惯的读书、做文章改作体力操作和交代“黑心”,最初确实很不习惯,也不免有些感到委屈。但是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的确有些体会,那就是切身领悟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和他们的社会贡献。后来进入“文化大革命”,被强制劳动的日子更多,劳动强度也更大。这不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发,身体也因之强健了。所以我想,劳动如果作为教育的手段,善意的、适度地去推行,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至于用做强制的、惩罚的手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管制期间,除了劳动,还要汇报思想,写改造心得等。另一种工作是为其他单位的人(也是罪人吧)写历史材料。在那几年中,我不知道为相识的人写过多少份这类文字,只记得所留的底稿就有厚厚的一大堆。

  在上述那段时期里,原来的同事、学生,都不敢上门,就是路上碰头,他们也不敢招呼,界限是分明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形。一个中文系早年毕业的学生,北京人,每年春节,他都要来问老师身体可好。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不是冰山上还有雪莲吗?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重灾区。教授、副教授被错划的就有八位。其中如黄葯眠、穆木天、启功、李长之等都是学界的知名人士。学生中间被错划的,据说达四十余人,多数是比较有头脑的,而且由于他们是无名小卒,所受的处置和因之带来的后果,就比教授们更加严重。他们正当有为之年,却遭到这种不幸,从民族教育、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损失是不易补偿的。且看我个人的情况,从1957年夏到1978年领导正式宣布平反,一共二十多年。这正是智力比较成熟的时期,也是能够为祖国多尽些力量的时期,却因为被“错划”的关系,投闲置散的日子居多。这种损失,又岂仅限于我本身而已?

  二十余年,这绵长的岁月,我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委实是坎坷的,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也是严重的。但我们是辩证法的信奉者,知道事物的利害往往是两方面的。上面提到的体力劳动给予我的好处,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方面的收获也不算少(当然这种收获里,有的是出自客观之赐,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夹缝中奋斗的结果)。我在此不能不提一提它。正像对那些不幸的灾难的结果,不能完全沉默一样。

  首先,由于经历种种挫折、打击以及诋毁、排挤等,我对于社会和人类的认识,显然更深刻了。这个时期,半由于被迫、半出于自愿,我反复诵读了马、思大师的一些哲学、历史、社会的论著,因为有了更多的社会、人生经验,这种诵读就能得到比过去更深入的体会。我曾经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整体地、全面地学;就是从马克思的为人、理想、治学方法与态度到他的精彩论著,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学习。胶柱鼓瑟、寻章摘句的学习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相背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海洋,我所学到的只是杯水而已。但我希望我所得到的是其精髓,而不是片鳞只爪。

  这个时期,在学艺上,我虽没有重大收获,但也不是一张白纸。在戴着不光彩的政治帽子的那段时期,我除了奉命与一位同事共同编注了一部《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此稿已完成交卷,但在“文革”中被失落了)之外,我还进行了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开荒工作,先后写了几篇论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等。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但保存着比较丰富的人民口头创作(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谚语等),而且还记载着许多关于民间文学的观点、言论,乃至于出现过长编成册的典籍(例如《江汉丛谈》)。这方面科学史的整理工作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我只在它的狭小地带内挥了几锄,但这正是一种奠基性质的工作。

  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劳作之余,我购读了一二百种的古今诗集和词集。这不仅增进了我的诗学知识,也大大深化了我的人生修养(这种修养不是一般的书本知识所能代替的)。与此同时,那久冷的诗炉,又腾起了煌煌火焰。我先后写作了两三百首诗词。其中的《花甲杂诗》和《晋南草》两组篇幅较长的诗词作品,既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映和情怀的抒发,也是我们这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的部分写真。它至少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意义的。

  (选自《人世文丛》,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温馨小提示:
您正在阅读的《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内容已完结,您可以:
返回钟敬文的作品集,继续阅读钟敬文的其他作品..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