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钟敬文

  教育部开门整风是很好的,因为教师们和我个人都有很多意见 陡年来教育部成绩是很大的,但缺点也是严重的,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谈一谈:

  (1) 教育部过去出了很多主意,颁布许多指示、计划。领导机构应该有主意办法的,但不问这办法主意如何,下到学校里去就得照作,如教育实习师大非得两次不可以,因全国都惟师大马首是瞻,这些主意计划都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都是主观空想。教育部倒不是有意将工作领到死胡同去,而是不从教育实际、物质设备条件和对过去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所以它是空想的,如部里去年反保守主义要加速前进,在12年远景规划里要办一百个高师,而师大要培养上千个研究生,这浩浩荡荡的大数字世界上也少有, 现在的苏联文学就有将近100人。我想学校要增加这么多是可笑的,因为高等学校主要问题是师资,一个成熟的高等学校师资起码要22—23年,苏联是25年。当时如果反对的话就给扣上保守主义的帽子,并且你讲了也没人听你的,作为一个 掌握全国教育事业的领导机关,像这样的作法只能造成观感不好的影响,我们不管年老年青教师对教育部这种作法都骂,但不在报纸上骂,并骂得咬牙切齿,但他们不是心向台湾、向帝国主义而是想把高等教育事业办好。但教育部的办法是不能使我们同意的。教育部只是从需要上看,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应抓住这规律来办事,教育事业是要随着国家发展而发展,但不能随着其他事业一样的速度来发展,如合作化gāo cháo那样。不根据教育本身规律办事是主观主义、空想主义。

  (2) 机械学习苏联,不动脑筋的听专家话,毛主席曾讲“学习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而我们却只看前句,丢下了后一句。这样从不自觉的教条主义到自觉的教条主义,如我们原来有四个附中,而教育部顾问苏联专家讲不需要,苏联没有。这条并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它们没有我们可以有。那时费拉托夫专家常来学校给我们帮助很多,但添的麻烦也不少。如领导二级制,苏联是二级制我们也得二级制,为此我们讨论了好久,结果是无下文,现在仍是三级制。

  另外函授学校的设立,有好多系科设立了,这也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师资不够,多是助教,我一向不同意助教开课,那时钱部长说:高师要发展师资不够,但这不要紧,我们有许多助教,二年以后就可以作教师了,并可作优秀的教师。我和钱部长的看法不一致,我向何校长讲,“对钱部长的话我是口里不敢非之,但肚子里不敢是之。”过去对青年教师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对老教师所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再说办函授,系里一直不同意,但有个别假积极分子说可以,部里就糊涂的听他的意见了,可是我会反映说不行,部里却不理睬。过去对中国专家是看不起,学生和教师的意见部里不大理。

  再说苏联文学教师现在需要的很少,但现在搞这么多,真不知如何分配,最初我的意见是5个人到10个人, 最多不能超过15个人。但教育部想多培养几个,这只是甜梦,这是不合实际的,当然虽然我反映了这个意见,只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专家,不能起作用。

  还有6时一贯制, 是很不合适的。当时虽然征求了意见,按常理来推这也是不对的,但是教育部不听中国专家的意见,这损失很大。

  教育事业是一步一步的,它是潜移默化的,有程序按步就班的。但领导上熟于一阵风的规律,把它引到教育事业上来,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如批判杜威一阵风。先生们辛辛苦苦的搞出来而无下文。搞教学大纲亦是如此,不是按步就班积累经验来稿,而是一阵风,这一阵风使得先生们忙乱不堪。拿教学计划来说,没有一个学生是从头到尾用一个教学计划的,别说4年就是3年2年也没有,当然变还是需要的,但没有这样快的,这样快是反常的。这样的变使得每位先生都应付年年的变,而无时间去搞科学研究,变成了南辕北辙,向南方的车子实际是北方走。

  部里下来的指示是行政命令,不能抗拒,只能服从。如服从有好处这还可以,但事实并不如此,如教育实习就是命令我们两次。柳部长说这是科学的,我觉得这讲得太轻率了, 这是变相革命。又如去年要我们支援其他院校150人,但我们经研究抽80人都有困难,李司长讲在不伤元气下抽。我问他半死不活算不算伤元气,他说不算。 这怎么能说不算呢?这话说的是不负责的,纪司长当时也是赞成150人,但到后来抽了几十名也还是可以了,应该说合理的服从不合理的不服从,部里从需要出发不看实际,我们已经出了几十个人了还说我们反抗,几乎要通报,这是命令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的方法。

  还有部里有些作法也是不很负责的,如分配研究生问题,第一次我培养了五个,分配出去没有一个是在高等学校教本专业的。据我所了解很多学校缺这个专业的师资,如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就没有这方面的教师。我的学生出去反而教文学理论或现代文选,去年培养出来的也只有二个人搞本专业。这样的做法从他本人讲是学非所用,对国家是该开的课程未能开出来。

  部里不该管的部里也管,如研究生培养是教师个人的事情,这部里也要抓,研究生的学习年限需延长时间也得部里批,教育部不懂不了解,还要管的多,这当然要犯官僚主义的。

  一般讲,事情办错了与经验有关这是对的,但教育部并不完全如此。这要具体分析,有许多错误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头,不相信中国专家,不吸收中国专家经验,不走群众路线。学校的许多工作是不重视党外专家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党委,党委同志又不懂,不深研究,这样一些能避免的错误也未能避免。丁浩川同志就自己摸索,盲动主义的作风,我和他讲马克思是讲科学意见的,摸索是不得已的事情,要走群众路线。

  (摘自座谈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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