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

作者:郁达夫



  在异乡飘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或是暑假里,或是有病的时候,我虽则也常回中国来小住,但是复杂,黑暗的中国社会,我的简单的脑子怎么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气刚退,澄清的天空里时有薄的白云浮着,钱塘江上两岸的绿树林中的蝉声,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减退下去的时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乡。那时候正有种种什么运动在流行着,新闻杂志上,每天议论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里,就有许多年轻的学生来问我的意见,他们好像也把我当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们那一种热心的态度,胸中却是喜欢得很,但是一听到他们问我的言语,我就不得不呆了。他们问说:“你是主张什么主义的?”

  我听了开头的这一句话就觉得不能作答,所以当时只吸了一口纸烟,把青烟吐了出来,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主义。”

  他们听了笑了一阵,又问说:

  “共产主义你以为如何?”

  我又觉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厂一枝香烟请那问者吸;他点上了火,又向我追问起前问的答复来。我又笑着说:

  “我已经回答你了.你还不理解么?”

  “说什么话!我问你之后你还没有开过口。”

  我就指着他手里的香烟说:

  “这是谁给你的?”

  “是你的。”

  “这岂不是共产主义么?”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和他们讲讲闲话,看看他们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为他们都是高等小学生——觉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们和我共饭。但是他们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满足的样子,因为我不能把那时候在日本的杂志上流行的主义介绍给他们听。

  有一天晚上,南风吹来,有些微凉,但是因为还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饭吃完后,不能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亲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亲幽幽的责备我说:

  “你在外国住了这样长久,究竟在那里学些什么?你看我们东邻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岁,他又不上外国去,只在杭州中学校里住了两年,就晓得许多现在有名的人的什么主义,时常来对我们讲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讲那些主义的缘故,被人家请去了么?昨天他的父亲还对我说,说他一个月要赚五十多块钱哩。”

  我听了这一段话,也觉得心里难过得很。因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亲要钱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点也做不出来,譬如一种主义的主张,和新闻杂志上的言论之类我从来还没有做过,所以我的同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记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亲,也疑惑我起来了。我眼看着了暗蓝的天色,尽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径,母亲好像疑我在伤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说:

  “达!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笼。还没对你说呢!”

  我那时候实在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绝了,母亲必要哀怜我,并且要痛责她自己埋怨我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对她说: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时候,我还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见一个星飞了。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科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义者,大学文科学生的两个衔头。

  他们开口就问我说:

  “足下是什么主义?”

  我因为看见他们好像是很有主张的样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说:

  “我还在念书,没有研究过各种主义的得失,所以现在不能说是赞成哪一种主义反对哪一种主义的。”

  江西的胡君就认真的对我说:

  “那怎么使得呢!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若没有什么主义,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们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有主义的。你若不以我为潜越,我就替你介绍一个主义吧。现在有一种世界主义出来了。这一种主义到中国未久,你若奉了它,将来必有好处。”

  那美少年的陈君却笑着责备姓胡的说:

  “主义要自家选择的,大凡我们选一种主义的时候,总要把我们的环境和将来的利益仔细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时候,有时你以为这种主义一定会流行的,才去用它。后来局面一变,你反不得不吃那主义的亏。所以到了那时候,那主义若是你自家选的呢,就同哑了吃黄连一样,自打自的嘴巴罢了,若是人家劝你选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劝你选的人。所以代人选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陈君的话,心里感佩得很,以为像那样年轻的人,竟能讲出这样老成的话来。我呆了一会,心里又觉得喜欢,又觉的悲哀。喜欢的就是目下中国也有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青年了;一边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种绝大的悲哀:

  “我在外国图书馆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点什么学问?”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陈君的又红又白的面庞,门口忽又进来了一位驼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叶一样,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来。青黄的脸上架着一双铁边的近视眼镜。大约是他的一种怪习惯,看人的时候,每不正视,不是斜了眼睛看时,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细又黑的眼镜圈外来偷看。我被他那么看了一眼,胸中觉得一跳,因为他那眼镜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说:

  “你这位青年是没有主义的么?那真可怜呀!”

  我的同乡替我们介绍之后,他又对我斜视了一眼,才从他那青灰布的长衫里摸了一张名片出来。我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人生艺术主唱者江涛,浙江”的几个字,我见了浙江两字,就感觉着一种亲热的乡情,便问他说:

  “江先生也是在大学文科里念书的么?”

  他又斜视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说:

  “是的是的,我们中国的新文学太不行了。我今天《晨报》上的一篇论文你看见了么?现在我们非要讲为人生的艺术不可。了要和劳动者贫民表同情不可。他们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阶级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阶级的文学,怎么能赶得他们上呢?况且现在中国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泪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人生的艺术,怕一般青年就要骂我们了。”

  江君讲到这里,胡君光着两眼,带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钟似的声音叱着说:

  “江涛,你那人生艺术,本来是隶属于我的人道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是人道主义流露在艺术方面的一端。你讲话的时候绝不提起你的主义的父祖,专在那些小问题上立论,我是非常反对的,并且你那名片上也不应该只刻人生艺术那几个字,因为人生艺术,还没有成一种主义,你知道么?你在名片上无论如何,非要刻人道主义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争论了两个钟头,还没有解决,我看看太阳已经下山了,再迟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个人走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刻,听见屋里争执的声音更高了起来,本来是胆子很小,并且又非常爱和平的我,一边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来,一边却在心里祈祷着说:

  “可敬可爱的诸位主义的斗将呀,愿你们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来。”




  我回到哥哥家里,看见哥哥在上房厅上与侄儿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灯的柔和的光线,正与这中产家庭的空气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儿侄女的欢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们欢乐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灯下按钢琴的嫂嫂身边去。嫂嫂见了我,就停住了手,问我说:

  “你下半天上什么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们何以谈了这么久?”

  “因为有两个大学生在争论主义的范围,所以我一时就走不脱身了。”

  嫂嫂叫厨子摆上饭来的时候,我还是呆呆的在那里想:

  “我何以会笨到这步田地。读了十多年的死书,我却一个彻底的主义都还没有寻着。罢了罢了,像我这样的人,大约总不合于中国的社会的。”

  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场大病,我病愈了,将返日本的时候,看见《晨报》上有一段记事说:

  “今秋放洋的官费留学生中,当以xx大学学生胡君陈君为最优良。胡君提倡人道主义,他的事业言论,早为我们所钦佩,这一次中了t校长的选,将他保荐官费留学美国,将来成就,定是不少的。陈君年少志高,研究经济素有心得,将来学成归国,想定能为我们经济社会施一番改革。”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后的今日,我也不更听见胡陈二君在何处,推想起来,他们两位,大约总在美国研究最新最好的主义。

  人近了中年,年轻时候的梦想不得不一层一层的被现实的世界所打破,我的异乡飘泊的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间结束了。我一个人手里捧了一张外国大学的文凭,回到上海的时候,第一次欢迎我的就是赶上轮船三等舱里来的旅馆的接客者。——谢绝之后,拿了一个破皮包,走到了税关外的白热的马路上的时候,一群狞猛的人力车夫,又向我放了一阵欢迎的噪声。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旧洋服,手里拿了一个皮包,为太阳光线一照,已经觉得头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阶级的同胞拖来拖去的拉了一阵,我的脑贫血症,忽而发作了起来。我只觉得眼睛前面飞来了两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头上拼死的压了一下,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晓得了。

  我在睡梦中,幽幽的听见了一群噪聒的人从我的身边过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时候的情节来。当时我睡在母亲怀里,到了夜半,母亲叫我醒来,把一块米粉糕塞在我的口里,我闭着眼睛,把那块糕咬嚼了几口,听母亲糊糊涂涂的讲了几句话,就又睡着了。

  我睁开眼睛来一看,觉得身上的衣服湿得很。向四边一望,我才晓得我仍睡在税关外的马路边上。路上不见人影,太阳也将下山去了。黄浦江的彼岸的船上,还留着一道残阳的影子,映出了许多景致。我看看身边上,那个破皮包还在那里。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会,我才把从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国来的事情,和午后一二点钟饥饿得死去活来,方才从三等舱上了岸,在税关外受了那些人力车夫的竞争的事情,想了出来。

  我那时候因为饥饿和衰弱的缘故竟晕倒了。站起了身,向四边看了一回,终不见一个人影。我正在没法的时候,忽听见背后有脚步跑响了。回转头来一看,在三菱公司码头房那边,却闪出了一乘人力车来。车上坐着一个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码头房的后门口下车了。

  我坐了这乘车,到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开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血管都冰结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纸币,空剩了一个纸包,不知被谁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到底的寻了一遍,终寻不出一张纸币来。吃了晚饭,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铺的一位同乡的商人那里去。在灯火下走了半天,才走到了他的家里,讲了几句闲话之后,我问他借钱的时候,他把眉头一皱,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时候要是地底下有一个洞,怕我已经钻下去了。他把头弯了一弯,想了一想,就在袋里拿了两块大洋出来说:

  “现在市面也不好,我们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时我必把那两块钱丢上他的脸去,问他个侮辱我的罪,但是连坐电车的钱也没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过来。




  我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因为没有路费,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卖了一件冬天的旧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卖稀饭的店里吃得饱满,慢慢的——因为这几天来,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来的时候,在三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x..(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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