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我之间

作者:郁达夫

  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在《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一回 ,可又接到了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一封来信,中附有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开状的原稿。编者还再三恳请,一定要我对新居格氏也写一篇同样的答书。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象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

  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 ,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复,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现在,先将新居氏的公开状,翻译在下面。

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见,大约总有十几年了吧。还记得当时由你的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憩了许多时。

  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这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将于最近上安徽大学去教书。

  我再问你去“讲的是什么呢?”你说“将去讲《源氏物语》,大约将从《桐壶》的一卷讲起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读过《源氏物语》的我,对你的这一句话,实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话头就转到了中国的可与《源氏物语》匹敌的《红楼梦》,我说起了《红楼梦》的英译本,而你却说,那一个英文的译名“ dreams of red 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我还记得你当时所说明的理由。

  数年前,当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听说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见了你的令兄郁华氏,他说:“舍弟在两三日前,曾由杭州来过上海,刚于昨天回去。他若晓得你这次的来沪,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见为怅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东京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笔会开常会,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来作笔会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之阔之情。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

  你不知现在在那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就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

  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直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

  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责,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顷,我也在谨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

  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伤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这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 。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状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 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 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

  原载1940年6月1日、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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