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作者:冯骥才

  只要这些有碍社会进步和毒化生活的现象,还没有被深刻地加以认识、从中吸取教训、彻底净除与杜绝,还存在着再生的条件,那么,与本篇小说同一性质的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




  早春的天空分外美丽。那淡蓝色的无限开阔的空间,全给灿烂明亮的日光占有了。鸟雀们拚命向云天钻飞,去迎接从遥远的地方随同大雁一同来临的春天。

  它的气息往往裹在溶雪的气息里。

  它第一个脚步,是踏在寒气犹存的人间和大地上的。然而它以宇宙间浑然充沛的生命的元气,使冰封的大河嘎嘎碎裂,使冻结的土壤松解复苏,使僵缩的万物舒展、变柔、生机勃发,使每一颗美好的心都充满幻想和希望。

  春天,不仅带来希冀、新生、美、向上的力、大自然的繁忙、五彩缤纷的新天地,还要与亲切真诚的吐露、劳动者手上的厚茧、描绘未来的图纸、为真理而斗争的硝烟、柔情的眼波、迷人的夜曲,编织成甜蜜、幸福、诗意、闪闪发光的生活。

  它从来不辜负人们。它烙守时节,还慷慨无私地把它的一切财富贡献给人们。

  多好的春天呵!

  然而,这一切,对于现在坐在历史研究所当院的一百多人来说,却是无关和多余的。没有一个人有心抬起头,去感受一下早春的天空。

  这里又要揪人了!




  有两个迹象说明今天召开的全所大会有种非同寻常的急迫感和严重性。

  一个是,所里的五名长期病号和十一名退休人员全到会了。他们在接到的开会通知上注有“不准请假”的字样,谁也不敢推辞或借故不来,现在在会场后边东歪西斜地坐了一排。

  另一个是,还有两名外出到西安半坡博物馆考察文物的人员,在昨天上午收到所里打去的加急电报,星夜驰归,此刻就坐在人群中间。

  当矮个子、黑皮肤、呆板又平庸的所革委会的郝主任,双手端起一份上级下达的要立即开展运动的文件,象念天书一般,吭吭哧哧、结结巴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地念过之后,刚刚从市里开过紧急政工会议的政工干部贾大真赶回来了,他瘦瘦高高,戴一顶时髦的象征革命化的绿军帽,站在台上。他那瘦骨棱棱的脸上有种可怕的严肃劲儿。用着发狠的口气和那个时代流行的发狠的词句,讲了一番话。这番话是这样结束的:

  “虽然我们搞过许多次运动,但并不彻底。我们这个单位知识分子成堆,阶级成分复杂,藏龙卧虎,混杂着大大小小、为数不少的一批坏人。有历史的,也有现行的;有的公开,也有的隐蔽。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垫高枕头睡大觉。对敌人姑息,就是对革命犯罪。不少人在运动中不是跳出来表演了吗?现在该是和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对于那些隐蔽得很深的家伙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

  “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猛、决心大、搞得细。一方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对阶级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另一方面,对所有有问题、有嫌疑的人,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对历史有污点的人,也要重新调查、重新鉴定、重作结论。我们下了决心,决不漏掉一个敌人!而且,这次运动还将在社会上广泛展开,撒下天罗地网,将一切敌人一网打尽。上级领导讲了:‘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该管的就管!’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迎接这场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的阶级斗争的新gāo cháo!”

  显然,一阵凶猛的狂潮马上就要卷进生活中来。一切随即就要发生变化--生活内容,人,人的想法,人与人的关系,相互的感觉;还有空气。空气仿佛不再是流动的了,凝结了,并且骤然间充满了火葯味道。




  散会后,地方史组三个都戴眼镜的研究员回到他们的工作室。组长赵昌被留下听候所领导对运动的安排部署。这三个人前前后后进了屋,谁也没吭声,各就各位,象往常那样从桌上或抽屉里拿一本书看;天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

  本组年纪最大的老研究员秦泉的脸色非常难看。此人很瘦;面皮如同旧皮包那样黯淡,高颧骨象皮包里塞着的什么硬东西支楞出来,正好把一副普普通通的白光眼镜架住。他是个仔细、寡言、稳重的人。胳膊上总套着一对褐色的粗布套袖,和他每天上下班提着的书包用的是同一块布料。看上去,很象个细致又严谨的银行老职员。长期的案头工作使他驼了背。整天虾一样弓腰坐着,面前一杯热水和一本书,右手拿钢笔,左手夹一支烟卷;长长的脑袋被嘴里吐着的烟纠缠着,宛如云岚缭绕的山头;有时烟缕钻进他花花的头发丝里,半天散不净。这便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他一天不停地喝水和上厕所,咽水的声音分外响;平日为了不打扰室内研究工作所必要的安一静,他喝水时总是尽力抑制自己的毛病,把一口水分做几次,小心翼翼地咽下去。今天他似乎忘了。一边喝水,喉咙里一边咕噔咕噔地响,象是咽一个个小铁球。

  他是五十年代出名的右派,而后摘掉帽子,但仍是所里唯一的身上打过“右”字号戳儿的人物。那种戳儿打上了,就留下深深的印记,想抹也抹不掉,每逢运动一来,都照例被作为反面人物中的一种典型,拿出来当做进攻的靶子。他属于那种人们常说的“老运动员”。虽然饱经沧桑,眼见过各种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但眼下仍不免心情烦躁。因为他很清楚马上又临到头上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另一个白胖胖,却坐在一边呆呆发怔。他叫张鼎臣。才过了五十岁生日,圆头圆脑,皮肤细腻而光亮,戴一副做工挺细的钢丝边眼镜,装束整整齐齐,衣料也不差;乎时爱吃点细食,不吸烟;牙齿刷得象瓷制的那样洁白,并且总在笑嘻嘻的chún缝中间间露出来。他的古文颇好,对清臾很有些研究,只是脸上总挂着些笑意,说话爱迎合人,带点商人气味,引人反感。

  他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由于生计的关系,自己经营过一家小书铺。书架上总放着七八百册书,一边看,一边卖,积攒下知识和钱财。后来经本家叔叔再三劝说,在那个堂叔开的小贸易行里入了一份数目不大的股金。小贸易行经办不力,几乎关门。由于碍于叔侄情面,不好抽出股份,只当做买卖亏掉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这奄奄一息的小贸易行被合进去,他反落得一份微薄的股息。这份股息致使他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当做资本家挨斗游街。他的成分至今尚未得到最后确定。如同没有系缆的小船,在这将到来的风浪中,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

  这三个人中间,唯有戴黄色圆边近视眼镜的吴仲义是个幸运儿。

  他的历史如同一张白纸。平时的言行又相当谨慎,无懈可击。为人软弱平和,不肯多事。前一度,所里的人分做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他在一旁逍遥自在,但按时上下班。在班上虽无事可做,也决不违犯所里订立过的那些章程制度。两派都争取过他,他却一笑了之。幸亏他夙来是个胆小无能的人,无论哪派把他拉过去,最多只是增加一个人数。因此,两派都不再去理他。他是个多余的人。

  然而,在一场场运动中间的间歇,也就是抓业务的时期里,他却是所里目光集中的一个人物。他年纪不大,三十多岁,学识相当扎实,工作认真肯干,研究上经常出成果。他是专门研究地方农民运动史的。这一内容始终受重视,他因此也受重视。他的成绩是领导和上级治所有方的力证。谁都认为,这是他在所里平时受优待、运动中受保护的资本……因此运动一来,他就被那些有污点而惴惴不安的人钦慕、眼馋,甚至有些妒嫉呢!好似山洪冲下来,人家站在平地上担惊受怕,他却在石壁下、高地上,碰不着,扫不上,得天独厚,平平安安。

  可是,谁知道那是怎样的时候呢?天大的功劳也无济于事,一点点过错就会招来灾祸,它逼得你去搜寻自己的过失,并设法保护自己;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人,在那种凶险的情势下,也会无端地心惊肉跳,疑神疑鬼……

  快下班时,组长赵昌推门进来,用一种与他平时惯常的温和略显不同的比较严肃的态度说:“革委会决定,从明天起开始整天搞运动,一切业务暂停。事假一律不准;医生开的假条必须草委会签字盖章方可有效。由明天算起的头一周,是大揭发大检举活动。每人回家都不准停止大脑的思维,去回忆平日哪些人有哪些错误言行,以及可疑的现象和线索,做好互相检举揭发的准备。”

  赵昌的话说完。大家收拾东西离开房间的时候,不象往常那样互相打个招呼,说一半句笑话。脸上都没什么表情,谁也不理谁,各自走掉,似乎都有了戒心。




  吴仲义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总之,他感到堵心、不舒畅、麻烦,研究工作中一切正在大有进展的线索都要中断,去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揭发批判,此外还隐隐有些莫名的不安。可是他又想,自己一向循规蹈矩,没出过半点差错,总比秦泉和张鼎臣幸运和幸福。在那种时候,平安是多大的福气呀!

  “管它呢,没我的事!晚上在家可以照旧搞我的研究。明天下班,把放在单位里那些书和论文带回来就是了!”

  想到这儿,他感到一阵轻松,推开门,穿过黑啾啾的过堂,登上楼梯。他自己的房间在二楼。这时,住在楼下的邻居杨大妈--一位肥胖、笨拙而热心和气的山东人--听见他的声音,走出屋来召唤他;

  “吴同志,您的信。给您!”

  “信?噢,我哥哥来的,谢谢您。”他半鞠躬半点头,笑吟吟地接过信来。

  “是封挂号信。邮递员说,他每天送两次信,都赶在您在班上。我就代您盖个戳儿。怕有急事耽误了……”杨大妈说。

  “可能是我侄子的照片。谢谢,真麻烦您呢!”他说着,捏着这封信走进自己的房间,拆开一看,并无照片,只有两张写满字的信纸。心想,什么事要用挂号?哥哥从来没这样做过,想必有特别的缘由……可是当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看到信上的第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害怕!”眼睛立刻惊得发亮,如同一对突然增大电压的小电珠。等他惊慌的目光从信中一行行字上蹦蹦跳跳地跑过,真象挨了重重的当头一棒!忽然他发现门是开着的。黑糊糊的门外有个白晃晃的东西,仿佛是人脸。他赶忙跑到门口看看,屋外没人。他又急急忙忙走进来把门关上,销死,上了锁。站在屋中间,把信从头再看一遍,他感到一场灾难象块大陨石,从无边无际的天上,直直照准他的脑袋飞来了。一下子,好象突如其来发生一场大地震,屋顶、地板,连同他自己都一起坠落下去一样。他还站在屋子中间,却会觉不到自己。




  他清清楚楚记得那件事。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十多年前,他正在本地大学的历史系读书,他是毕业班,随着一位助教和两个同学到较远的郊县收集近百年中一次农民起义的素材,好补充他毕业论文的内容。在平静的绿色的乡野间,他们得知学校里正开展热火朝天的鸣放活动,各种不同观点进行着炽烈的辩论。跟着他们到学校的通知,叫他们尽速回校参加鸣放。他们的工作很紧张,一时撂不下,直到学校连来了四封信催促他们,才不得不草草结束手头的工作,返回城市。

  下火车的当天,天色已晚,他们先都各自回家看看。

  那时,他爸爸早殁了,妈妈还在世,哥哥刚刚结婚一年,家里的气氛挺活跃。哥哥是个易于激动而非常活跃的青年。长得大个子,脸色通红,头发乌黑,明亮的眼睛富于表情,爱说话和表现自己;说话时声音响亮,两只手还伴随着比比划划,总象在演讲。他在一座化工学院上学时就入了党,毕业后由于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被留校教学。但他似乎不该整天去同黑板、粉笔、试管与烧瓶打交道,而应当做演员才更为适宜。他喜欢打冰球、游泳、唱歌,尤其爱演活剧。他在学时曾是学生剧团的团长,自己还能编些颇有风趣和特色的小剧目,很有点才气。后来做了教师,依然是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和一名特邀演员。化工学院在每次大学生文艺会演中名列前茅,都有他不小的功劳。吴仲义的嫂子名叫韩琪,是本市专业话剧团一名出色..(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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