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人

作者:冯骥才

  无处归宿的船儿,最终会在漂泊中沉没。
  无处栖息的鸟儿,最终会在盘旋中死掉。
  你依傍在哪里?
  你生根在何处?



  莫愁大地被暴雨搅成泥泞,顷刻就被烈日晒干;莫愁冰冻的河面一片死寂,很快就给春风化解。繁花到处盛开,转眼落红满地,林木凋零不久,又是一片醉人的新绿。万物在白日的光亮里赤躶袒露,随即被漫无边际的黑夜遮掩起来。潮汐是大海喘息,气流是天空呼吸,春夏秋冬是大自然一次又一次老苑和生还。冥冥中有座巨大而无形的钟,日夜晨昏,兴衰枯荣,是这钟面上的刻度。谁适应这钟的节律,谁就生存下来。否则就会给不停地运行的时针抛下,在无声无息中遭到淘汰。

  天地间,有暖风、雨露、清泉、土壤、果实、氧气和紫外线,也有台风、地震、火灾、洪水、虫害和病毒……一种植物绝种,就使另一种动物断食;“生存养育着生存,灭绝连系着灭绝。于是宇宙诞生了一种最有适应力的生命--人。

  人创造社会,社会却给人出难题。人们愈是想识破世界的一切奥秘,世界在这愈来愈多的发现中反而变得更难解释。人类的童年是克服自然,人类的成年是克服社会;大自然渐渐明了,社会渐渐穷于应付。中世纪田园生活那种单纯,是未开化的单纯;有如牧童短笛,属于音乐的孩提时代。孩子们巴望快快长大成人,成年人却怀恋一去不返的童子岁月。人间交流的深入,始知民族、思想、文化、习惯和语言的隔阂,如同鸿沟,纵横交错。物质富足,精神随之更新;哲学的普及,使每个脑袋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么世界是混乱还是丰富了?人与人的距离是更远还是更近了?而科学的昌达又带来忧患。人在排除旧障碍的同时,树立新障碍。风车和天花离开地球,电脑和污染降临人世。难怪人们怀旧,幻想回到平静安宁的中世纪,回到朴素的过去,回到单一的昨天。但社会和人一样,都不能返老还童。社会将在日趋复杂、矛盾倍增的状况下前进。当代人的首要任务,是要了解这个变化了的社会和变化了的自己。前提是承认现实,承认存在的一切事物。无论你责任还是赞同,厌弃还是宽许,推崇还是改革,你必需先把它搞清。那么,你就得心平气和了!

  一只钢铁的巨鸟穿云破雾,降下来,亲吻大地。吻声如雷,这是飞机轱辘和坚硬的跑道发出的剧烈的磨擦声响。飞机停稳,一些外国旅客都站起来,鼓掌、划十字、轻轻唱歌,他们习惯这样庆祝平安着陆;中国人感情不外露,只在嘴角浮出一点点难以觉察的笑意。其实,数万里不无危险的空中航程完好地结束,谁心中不溢满轻松和喜悦?尤其对于我,头一次来到这个在世界上独具面貌的国家访问。我还有件心事,是件私事,与这个陌生的国家紧紧连系着。我这个人,一向是把公事摆在私事前头。不知为什么,当我走出沉闷的机舱,迎着潮润而爽神的晨风,脚底刚刚踏上这异国的土地,心里那件私事竟然迫不及待似地蹿出来,它逼我快去做。心情真是种奇妙的东西,有时很难违抗。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有名的“金拐杖”旅馆下榻。它在车水马龙的河滨大道上,与悠然自得的泰晤士河只隔一条街。旅馆门旁有个精致、锃亮、古色古香的铜牌,标志这旅馆诞生于遥远的维多利亚时代。在守旧的英国人眼里,似乎历史价值高于一切。

  负责接待我的,是位名叫珍妮的英国女郎。她肯定喜好运动,长得健美动人。尤其那一双蓝色、透明的眼睛,象两滴海水。目光明亮锐利,直视我时,简直象是逼视。因此显得精力饱满,聪明强干。在这个强者竞存的世界上,出头露面的都是这种人。但一接触她,即刻感到与她出现一种难以消除的距离感,这是否来自于她脸上带着的傲慢神气。为什么?我一时弄不清。她的声音可是悦耳好听,同bbc电台的播音员差不多。使我这一口在国内被人艳羡的英语,在这里只能用来应付对话而已。

  珍妮小姐把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访问活动内容安排表给我。又向我交代几句必须知道的事项后,转身就走。外国人办这种事,不象中国人那样无微不至。公事公办,完事再见,只讲礼貌,不会客气。

  她一走,我立即从床头柜里取出几本又厚又重的电话号码簿,查到号码,抓起电话拨通,真幸运,接电话的恰好是她本人!难道她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候我吗?不,我虽早在临行前,请她爸爸写信转告她,但她并不知道我抵达的日期。

  “你就是简梅小姐吗?请猜一猜我是谁?”我用英语说,为了使她意想不到。但我激动的情绪从自己的声音里都感到了。

  “当然知道,但愿没猜错!”她说一种愉快的声调从电话线里传来。真没想到,她才来一年多,英语说得这样好。“那你猜猜看?”我仍用英语。

  她忽然改用华语:“你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怎么,小马克思先生,刚到资本主义国家来就变质了吗?”一听到这口气,使我立刻觉得她一切都没改变:那好斗而伶俐的小嘴,那任性使气、逞强好胜的脾气,那漂亮而含着挑战意味的笑容。一切依旧。我们之间,这种久已习惯并无恶意又互不示弱的雄辩气氛,陡然重现。我当然不客气,马上回敬她一句。

  “我是怕你把中国话忘了。”

  “中国的一切我都没忘。这里的情况你最好别拒绝知道一些,免得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这是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现在她用这话取笑我。我反击她:“绑架我这小马克思有什么用?”“当然他们不要《资本论》,而要你身上的钱。”“那正好。我从不吝惜钱,《资本论》还得留着看。”“算了!《资本论》再好有什么用?反正没钱活不了。在这里你尽可以大讲《资本论》,绝对不会有人干涉。你还可以到海德公园发表演说,到海洛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一束花。但你的活动可能没人响应,英国人现在感兴趣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公主的婚礼。说吧,咱们什么时候见?”

  “今天行吗?今天我白天没有活动。我就住在‘金拐杖’旅馆。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但我不能去,我得上班。”

  “不能请假?”

  “不能。”

  “怎么解释‘自由’两个字?”我说,我又发动一次攻势,而且攻得如迅雷不及掩耳。

  “用你的话讲:怎么解释‘纪律’,就怎么解释‘自由’。你中午来吧,我请你吃午餐。你在旅馆门口坐9路汽车,坐到牛津街。我的餐馆就在牛津街南面的唐人街上,名叫‘钻石酒楼’,记住了?”

  “哟,你万里迢迢出洋,反而在唐人街上谋生,这倒有趣。”

  “世界上的事除去没趣的事,就是有趣的事,何必大惊小怪?”

  “你有什么没趣的事?”

  “不,都很有趣,非常有趣。见面我会告诉你的,看你这位雄辩家怎么饶舌。恐怕你得带来两张嘴巴。一张招架,一张诡辩。好,我等你!”她说到最后,伴着一阵笑声。听她的口气,她多么满足和神气!

  “好,我歇一歇就去!”

  我还真得有点准备,好应付这位出洋在外、志得意满的女人,她肯定会朝我发起一连串的不断的嘲弄和挑战的。




  我一钻进汽车,就爬到上边一层。

  外国旅游者到了英国,都喜欢坐这种老式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好俯瞰市容和街景。牛津街上几乎没有一间房子不是商店。老板们为了使人们看见自己的商品,干脆把箱子、靴子、帽子、毯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挂在门脸外边。尤其那些五色的衣裤随风飘飘,远看象一堆彩旗。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种商品连成一气,使人感到自己腰包再鼓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确能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我忽然想到,简梅临出国时,我们在她家门口那次不愉快的辩论--“你以为我出国,只为了吃好穿好?”她说。“此外还有什么?我缺乏你的想象力。”“我要这里没有的。”“这里有的,你不一定都看见了。”我说。“算了吧!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就死守在中国吧!中国人口过剩,不缺我一个。再说,我认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谁喜欢哪里,谁就去哪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错误。随着人类进化,它不应当再限制人活动的自由。”

  “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路抢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你原来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小马克思”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的亏,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就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是走了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擦两次,眼膜就得给擦破了!”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坎坷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不容易。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能退却,我就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他,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但你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松。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

  “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敢去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国内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有意让她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说..(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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