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窟小记

作者:余光中

  兔尾龙头,一回头竟已经历了五个龙年。副刊的主编要我在戊辰的龙头上,回顾一下自己的写作生命。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不晓得自己是否已到半途。同时,对于一位真正的创作者说来,回顾乃是为了前瞻,正如汽车的反光镜,不但用来倒车,也可用来帮助前进。

  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我非狡兔,却营四窟。关于这四样东西,我对朋友曾有不同的戏言。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又曾说自己,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更对家人说过: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也就是说,珊珊得诗,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评,季珊得翻译。幸好我“只有”四个女儿,否则我还得开发小说或戏剧呢。

  我写诗四十年,迄今虽已出版过十四本诗集,却认为,诗,仍然是最神秘也是最难追求的缨思,不会因为你曾经有幸一亲芳泽,便每次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开辟无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号捕捉经验的实感,要记下最私己的日记却同时能敲响民族的共鸣,要把自己的风格像签名一样签在时代的额头上,一位诗人必须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诗艺。天才不足情,因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过不了中年这一关,才气的锋刃在现实上砍缺了口。灵感,往往成了懒人的藉口。高傲的缪思,苦追都不见得能到手,何况还等她翩然来访,粲然垂顾呢?今日,多少诗人都自称是在写自由诗,最是误己误人。积极的自由,得先克服、超越许多限制;消极的自由只是混乱而已。“从心所慾,不逾矩”才是积极的自由。所谓“矩”,正是分寸与法度。至于消极的自由,根本就没有“矩”,不识“矩”,也就无所谓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称的自由诗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至少还得分行,以示有别于散文。然则分行就是一种“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从不锻炼自己,所以也就随便分行,随便回行,果真是“随心所慾”,却不断在“逾矩”。我与诗,是从二十年代的格律诗入手,自我锻炼的“矩”,乃是古典的近体与英诗的quatrain等体。这些当然都是限制,正如水之于泳,气之于飞,也都是限制,但自由也从其中得来。水,是阻力也是浮力,为溺为泳,只看你如何运用而已。回顾我四十年写诗的发展,是先接受格律的锻炼,然后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谓“从心所慾,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混乱之意,也正是我在诗艺上努力的方向。

  来高雄两年半,只写了四十四首诗,其中写垦丁景物的十九首小品,我只算它一整首。今年年底,我大概会收集这一时期的作品,出一本最新的诗集。目前我希望能多写下列这几种诗:第一是长篇的叙事诗;第二是分段而整齐的格律诗,尤其是深入浅出可以谱歌的那种;第三是组诗,例如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来分写一个大主题。

  来高雄后所写的抒情散文也已有十三篇,今年可以继《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之后,再出一本散文集了。这些散文里,游记占了十篇,国外与国内各半,显示我在这种文体上近作的趋势。二十年前我写散文,论风格则飞扬跋扈,意气自雄;论技巧则触须奋张,笔势纵横,富于实验的精神。那时我自信又自豪,幻觉风雷就在掌中,自有一股沛然的动力扶我前进,不可止息。目前那动力已缓了下来,长而紧张快而回旋的句法转趋于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自传性也渐渐淡下来,转向客观的叙事。

  我觉得,今日的散文家大致上各有所长,或偏于感性,或偏于知性,或经营淡味,或铺张浓情,除三两例外,却少见众体兼擅的全才。有些名家守住五四早期的格局,还在斤斤计较所谓散文的纯粹性,恐怕是不知开拓与变通吧。创作之道,我向往于兼容并包的弹性,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与窄化。动不动就说这是诗的写法,那又是小说的笔路,不纯了啊!若是坚持如此的洁癖,那《古文观止》里的项羽本纪赞、归去来辞、秋声赋等文章,岂不要删去一半?

  我有不少可写的散文,只因当时忙碌,事过境迁,竟而错过未写。在香港十一年的生活,尤其是交友交游的盛况,还有不少情景未及描写。更早的记忆,例如台大的学生时代,甚至四川的抗战岁月,中学生活,在老而远视、历久而弥新的追念之中,似乎都在责怪我无情的笔端,为何不记下来。

  我写批评文章,不喜欢太“学术化”。批评文章多用术语,以示帮规森严,多引外文,以示融贯中酉,文末详附注解,以示语必有据,无字无来头:这些其实都是“学者的化妆术”,斟酌少用未始不可,做过了头便令人生厌,若是刊在学术期刊上倒也罢了,偏偏登在报上,就失策了。我认为即使是知性的批评文章,也应该写成一篇清畅可读的散文,不能沦为短短饣丁饣丁斑斑驳驳的杂烩。我理想中的批评文章,是学问之上要求见识,见识之上更求文采。至于立论说理,我以为与其好大贪多,不如因小见大,以浅见深。近来我的批评文字,每以为人作序出之,回国两年多,曾因李永年、保真。钟玲、陈幸蕙四位作家出书而写序言。我写序言,一定把原书认真细读,用红笔在校对稿上勾勾剔剔,眉批脚注,不一而足,然后就主题、风格、文体、语言等项理出作者的几个特色,加以析论。我写序言,避免应酬之语,空泛之论,务必就书论书,不但得失并举,而且以小证大,就近指远,常将个例归纳入于原理。在繁忙的时代,常恨无暇遍读、细读朋友的赠书,所以为人作序,可以视为指定作业,在我,是当功课来做的。

  《土耳其现代诗选》以后,我已有三年不曾译书。此道之甘苦,我在长论短文里面早已述及,不再多赘。作家也许会江郎才尽,译者却只有愈老愈老练。翻译,至少是老来可做的工作。但是照目前看来,要有空暇译个痛快,恐怕得期之退休以后了。到那时我可以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艾尔·格瑞科、罗特列克、窦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王尔德的《理想丈夫》、缪尔(edwin muir)的《自传》,也是我久已想译的作品。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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