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张爱玲

作者:张爱玲

  「作者简介」 苏炜,文学评论家。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系。

  她要的就是没有一朵花、没有一瓣眼泪送她退场张爱玲,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

  小林:

  那天想起请你写张爱玲,是因为你算文学行当以外难得的“张迷”,且对张爱玲有一种切肤式的理解。你婉拒了,我也觉得当然。张爱玲是一个不好碰的话题,无论生前死后,都是一样。今日接到你的信,忽然觉得,谈论张爱玲此等奇异女子,反而是这家长里短的书信方式,最切合张特有的“形式感”。便也就想借回信,再为张爱玲拉拉杂杂家长里短一回了。

  生死对于张爱玲的吊诡

  当年鲁迅死时有一句著名的悼亡诗,其实也是大白话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由此想及张爱玲,却并非为“虽死犹生”一类的俗想,实在是它吻合了生死对于张爱玲的吊诡。听说张爱玲的死讯传回北京,大陆文坛许多人士的第一个反应即是:怎么,张爱玲原来还活着?八二年我在加州大学第一次读到《金锁记》,听葛浩文教授说张爱玲就住在洛杉矶,我吓了一跳:张爱玲不是死了好久了么?记得我曾读过好几种“纪念专辑”一类的文字。近读大陆编的《张爱玲文集》,其封底就是一幅线描的仰脸闭目的女性侧脸“遗像”(恐是张爱玲当年亲自画的小说插图)。其中张写于八三年的《惘然记·序》提及:“最近有人也同样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将它)影印下来,擅自出书,称为” 古物出土” ,作为他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人一样,著作权可以迳自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在本书里收编了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象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盗窃罪似的。”可见当时,大陆专事“张学”的人早把张爱玲视为“黄泉知己”

  了。连两年前香港拍的《红玫瑰白玫瑰》,其字幕旁白的处理方式,也都直令观众有“古物出土”、“故人名言”之感。这种“虽生犹死”的现象发生在张爱玲身上,似乎很经常也很平常。不说是她本人着意图谋的(从上文看,不确),一般的说法,除了大陆上“非文学因素”(王朔语)的刻意遗忘之外,至少是她那种数十年杜门谢客、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吧。平素里我很少关心“作家动向”、“作家行止”之类的轶闻,我感觉里的“死亡意象”,于张爱玲,主要来自她的作品。

  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确是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了。今天重读《金锁记》与《倾城之恋》,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名著之林,只有“谁能企及”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逊色”的问题。难怪早在五十年前,傅雷就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了(见《论张爱玲的小说》)。你说得对,张爱玲仿了不少《红楼梦》的句式,你在今天台湾的几乎任何一位成名作家的文字里,也都可以读到不少熟口熟面的“张爱玲句式”;大陆作家则是另一番样貌,你从今天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作品中,处处都可以读出“张爱玲”。苏童就曾为此抱冤说:他在写《妻妾成群》以前,从未读过张爱玲,谈不上受张的影响。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正如写大家族的兴衰颓亡,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等,无人逃得脱《红楼梦》却无人可及曹雪芹一样(张爱玲同样不可及);写旧时代庸常男女的庸常恩怨,从题材、主题到人物、氛围--末世情怀,洋场懒梦,旧人旧物,死亡败德,张爱玲一下笔就把它写透了,写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一出,仿如文学上的一记死吻,后人在相近的题材内便很难逃出它的“死亡之象”了。连同张爱玲自己,日后无论创作与人生,也都被那种深刻的“死相”所笼罩住了。如同西方的玛丽莲·梦露、猫王、詹士甸,正在颠峰、死在盛年而愈为世人迷恋的道理一样,我敢说,张爱玲设若死在二、三十年前,其作品的魅力至今不会稍减。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大抵不是的),如你所说,张爱玲从来不怕死,“死亡”于她也从来不成一个诅咒的字眼--她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如同死亡一样孤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如同她的生存方式一样孤绝的死亡。就这一个意义而言,张爱玲数十年的“虽生犹死”,就是一部世间难得罕见的奇书。(我不愿用陈凯歌称赞她的“伟大”二字,因为这太不“张爱玲”)。就死亡、末世、畸异、虚空等等的意象营造而言,唯一超过了她以往作品所提示的高度的,就是张爱玲自己的生命现象本身。她作品里的人物--曹七巧、白流苏、范柳原、红玫瑰、白玫瑰等等,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业已改编),你从今天全球各地的华人演员面孔中,或许都不难找到相近的、相对应的面影;但我无法想象,假若今天哪一位导演发愿要想编演《张爱玲》,从港、台、大陆当今的衮衮诸“星”中,究竟能有哪一位可以够格胜任演释张爱玲的?--巩俐?梅艳芳?张曼玉?刘嘉玲?不,没有,我真的想不出任何一位合适的。你可以举出一位来么?

  近日报载,北京报章虽然对张爱玲之死压低了调门(一如对沈从文之死一样),仍旧抑止不住各大书店抢购张著的风潮。更不必说,台、港、海外的华文报章、书店近来再次升温的“张爱玲热”了。张爱玲,因为她的死,反而重新真正地在她久违了的现实世界--尤其在中国大陆,活生生、泼剌剌地活了过来。她的作品、她的装扮、她的为人行状甚至她修补过的牙齿以及丢弃过的垃圾,都纤毫毕现地活现在读者面前了。这些天夜里读张的《传奇》--《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诸文,久久浸婬在已死的张爱玲的早已死去的世界里。

  忽然从你捎来的《张爱玲文集》中读到她写于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字,读到她谈大陆“伤痕文学”、谈芭芭拉·史翠珊的歌,特别是提到自己熟悉的身边人和事--比如美国nbc电视台的节目、现在仍在哈佛教授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国汉学家韩南等等,这种忽然被强行拉近的距离蓦地让我生出一种恍惚,觉得张的活着的魅影就坐在我的书房里,好象还是由龙应台陪着她一起来的,正和我促膝细论着红尘俗世间的营营种种。--张爱玲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她的扑朔迷离的生命与文字,又营造出另一个真假魅惑的世界了。

  张爱玲的意义,又决非一个“叙述魅力”这么简单

  都知道张爱玲的文字功力了得。我时时觉得她的文章是写在针尖、刀尖与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你信中捡出来的句子,在在都是随手拈来却凡人难及的。

  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在读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以后,盛赞苏童是“张爱玲以后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大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于苏童近乎“溢美”

  的至高评价。可见,张爱玲的“叙述魅力”,是多年来两岸新进作家们心仪的一道标杆。可以说,张爱玲,恐怕是曹雪芹之后,中国文学中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了。我自己,读张爱玲的小说如同读《红楼梦》一样,可说是又爱又恨。爱读,怕读,文字的诱惑力太大,怕一不小心就染出一笔的“曹味”与“张味”来—- 虽然“张味”即自“曹味”而来,却又自成一种大格局了。太雷同什么伟人的“味儿”

  总是要让人生厌的,张爱玲小说中某些太象《红楼梦》的句式也如是。仿走了眼的“张味”最容易沦为“文艺腔”,我在台港作品中读到许多诸如“她那苍凉的背影”、“你就是我今生的传奇”之类的句子就不禁要皱眉头。我对《废都》一直无法喜欢起来有许多原因,技术上,就在于它太多的“伟人味儿”、“名著味儿”。我把话题扯远了。“五四”以来,运用汉语白话文写作而语言技巧上乘的作家其实是不多的。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举出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白先勇或者汪曾祺等等,但是愈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汉语白话文的写作历史刚刚贯穿了这个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愈来愈难忽略她--张爱玲。我想,张爱玲的意义,又决非一个文字技巧、“叙述魅力”这么简单了。

  都知道张爱玲的文字功力了得。我时时觉得她的文章是写在针尖、刀尖与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你信中捡出来的句子,在在都是随手拈来却凡人难及的。

  台湾作家张大春曾在读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以后,盛赞苏童是“张爱玲以后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大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于苏童近乎“溢美”

  的至高评价。可见,张爱玲的“叙述魅力”,是多年来两岸新进作家们心仪的一道标杆。可以说,张爱玲,恐怕是曹雪芹之后,中国文学中最具有叙述魅力的一支笔了。我自己,读张爱玲的小说如同读《红楼梦》一样,可说是又爱又恨。爱读,怕读,文字的诱惑力太大,怕一不小心就染出一笔的“曹味”与“张味”来--虽然“张味”即自“曹味”而来,却又自成一种大格局了。太雷同什么伟人的“味儿”

  总是要让人生厌的,张爱玲小说中某些太象《红楼梦》的句式也如是。仿走了眼的“张味”最容易沦为“文艺腔”,我在台港作品中读到许多诸如“她那苍凉的背影”、“你就是我今生的传奇”之类的句子就不禁要皱眉头。我对《废都》一直无法喜欢起来有许多原因,技术上,就在于它太多的“伟人味儿”、“名著味儿”。我把话题扯远了。“五四”以来,运用汉语白话文写作而语言技巧上乘的作家其实是不多的。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举出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白先勇或者汪曾祺等等,但是愈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汉语白话文的写作历史刚刚贯穿了这个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愈来愈难忽略她--张爱玲。我想,张爱玲的意义,又决非一个文字技巧、“叙述魅力”这么简单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张爱玲这一段话,原是写在一九四六年再版的《传奇》前言中的。四、五年前被著名评论家、哥大教授王德威在他那篇评论苏童、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一文里引用过以后,已在当今众多关于中国社会的“世纪末”现象讨论中成为必被引述的、“定义性”的文字了。你信中说张爱玲“前卫”,在世纪的中叶就点透了末世的“荒凉”,确是“前卫”之至了。

  张死之时恰值“世妇会”在北京召开,谁又着意研讨过,张爱玲这位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早在五十年前便高张过的“女性意识”呢?出身满清官宦世家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走向毁灭,有一种逼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机先的预言。今天一般人印象中的张爱玲,容易把她归入“闺房作家”一类。写庸常男女之间的勃蹊,大的悲愁之下的小计算,她确是落笔精微而处处生彩的。但张爱玲笔锋间常有的一种史笔,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间世”的况味,一股犀利逼人的须眉大气(对不起,这个字眼太“男性中心”,一时想不到更合适的),却容易被人们忽略。

  读《倾城之恋》,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侯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傅雷曾称赞道:“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同见上引傅文)。在香港轰炸的夜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片荒芜废墟间拥被渡夜,这堵墙的意象再一次出现。有了这堵墙,张爱玲在白、范各怀心绪、缠绵悱恻的爱恋纠葛中便托出了一个大的背景,使得终篇那段“伟岸”的文字有了依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忽如奇峰突起而又举重若轻,文气至此陡见天苍地白却又嘎然而止。让人读来一唱三叹,真是过瘾无比。

  顺及,张爱玲爱听戏,特别爱听粗厉狂野的西北高腔“蹦蹦戏”,这恐怕是出乎一般人想象的。读张的小说,其峰回路转、疏密张弛的节奏韵味,是很让人有听老京戏中言派老生、程派青衣一般的享受的。

  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一段公案

  张爱玲一再声明过她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她的稍具“政治倾向性”

  的作品《秧歌》与《赤地之恋》均非上乘之作,她自己也屡屡表示不以为意。但仔细读来,那些写于刚刚逃离“解放”劫难的文字,不过是她一贯的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的还是哲学的,总未免使人嫌烦”(《烬余录》,四四年),作一次文学上的明确拒绝罢了。这与她在小说走红的当时,便对“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理论关怀”的拒绝是相一致的。张爱玲是一个最不愿意接受“指导”的人,同时又绝对无意为任何党派、人群作代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张视为一个“反共作家”,不管是出于善良的用意还是贬损的目的,都是对张的曲解和低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张爱玲没有政治的触觉,没有时代性的视野,没有大的关怀。她从白流苏、范柳原“精刮”的爱情纠缠里,一下子就敏感到“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了;她在四五年写过一首题为《中国的日夜》的诗,放在《传奇》的最末篇,不长,不妨引于下:“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这首诗在当时读来一定是晦涩的,在一片“光明前途”的包围之下,张爱玲对于中国“沉到底”的毁灭预感并没有明言,今天看来,却是清晰无比。

  在日伪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忽如一颗文学慧星骤然照亮当时寂寞的文坛,曾引起过左翼文化阵营特别而善意的关注。上引的傅雷文章便是其中之一。傅雷(以及柯灵、夏衍等人)等人出于当时“进步阵营”的道德感与责任感,甚至曾经为张爱玲“设计”过她的文学道路,比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等等(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则一直用一种委婉而决断的方式,对这种“关怀”表示敬谢不敏。

  今天对照着重读张爱玲回应傅雷批评的那些文字,你不能不承认,年轻的张爱玲在当时对于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与文学的定见上,实在又比苦口婆心劝张写“英雄”、写“悲壮”的傅雷,要深刻、明彻许多,完全是站在另一种人性高度、在另一个话语层次上去思考问题了(客观说来,傅文在左翼文评中,则又算是极难得的温和恳切之作了)。我甚至怀疑:当时“关怀”张的左翼作家们是否读懂了张文都是一个问题,因为据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看法,认为张的“随笔”不着边际,“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很不礼貌”。实际上,张爱玲这篇《自己的文章》,不但写得礼貌而且大度,是一个成名作家坦诚剖白自己的文学观与人生观的严肃文字。只不过,她对“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认识;她对“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观感;以及她那句关于人性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与当时左翼阵营那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式的高亢调门,实在显得太“不搭调”就是了。

  在渺无人迹的葬礼与急管繁弦的寿礼之间

  今天回看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那段公案,你真不敢设想,如果张爱玲当日接受了左翼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关怀爱护”,把小说集《传奇》诸文压到“开明书店”的箱底,以待“河清海晏”再发表,会是怎样“恐怖”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爱玲”一定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了,甚至也不会是丁玲(丁玲的经历就够“恐怖”的了),今天回看张爱玲与左翼文坛的那段公案,你真不敢设想,如果张爱玲当日接受了左翼前辈们“发自内心”的“关怀爱护”,把小说集《传奇》诸文压到“开明书店”的箱底,以待“河清海晏”再发表,会是怎样“恐怖”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爱玲”一定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了,甚至也不会是丁玲(丁玲的经历就够“恐怖”的了),恐怕光凭“爱穿奇装异服”一条(更别提“汉姦文人”了),就足够让她“背过气去”好几回。连当时翘待“河清海晏”的柯灵日后都感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文革),完全没有必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同见《遥寄》文)只是这“无谓牺牲”一语,实在有几分滑稽。

  重读张爱玲,还让我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向来的固执:在艺术范畴,形式永远大于内容、高于内容。“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个性”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

  当年傅雷对张爱玲一片苦心的开导规劝,关于“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关于“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关于“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等等,都不能不说是言深意确之语。但是,我又深自庆幸张爱玲的我行我素,从一开始就答曰:no!一而贯之地那么“技巧”、那么“狭窄”、那么“词藻光芒”地写着,活着。多少年过去,今天谁能说,文学中与人生中的张爱玲,缺乏“深度”与“实质”呢?深度已经内化在“张味”十足的形式(包括生存方式)之中了,而“张味”也早已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实质”本身。

  从“正确”与“不正确”的角度去讨论文学是笨拙的。且不说,那些内容一贯很正确的作家与作品大多都是一些乏味的写作,今天早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同理,有些内容“正确”得让人乏味生厌的作品,设若形式上乘,便仍有可能具备高于内容的美感魅力。文革样板戏中今天仍让人朗朗上口的那些唱段,片段,即是一个例证。

  --形式就是这么一种古怪的、“不好惹”、“大不吝”的东西。由此,回看今天大陆文坛上对于王朔小说、《废都》、《白鹿原》等等的讨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多增添一点别的除了“正确”之外的视角与眼界吧?

  借用余英时先生评论史学家陈寅恪的句法:陈寅恪,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文化的遗民”;那么,张爱玲,则是现代中国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了。在张爱玲以刻意选择的孤寂方式死于他乡异国的同时,北京正在为另一位同样可作“世纪证言”的女作家冰心大张旗鼓作华诞祝寿。虽然张爱玲早已说过:“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我看苏青》)今天一般读者不知为何方神圣的“才女”苏青,早已焚身在一片“正确”的革命烈焰之中了;这种不期而至的张-冰“比较”--在渺无人迹的葬礼与急管繁弦的寿礼之间,竟然逼肖张爱玲嗜读一生的《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则仍旧涓涓漏漏渗出了世纪末的“荒凉”况味。--忽然觉得秋肃逼人,还是不要往下写了吧!

  苏 炜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

  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

  于美国新泽西

  「作者简介」苏炜,文学评论家。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系。
温馨小提示:
您正在阅读的《闲说张爱玲》内容已完结,您可以:
返回张爱玲的作品集,继续阅读张爱玲的其他作品..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