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人物形……

作者:张爱玲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她)陷入逆境而遭难,不是因为有什么恶德恶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而他(她)之所以犯错误,不是由于他(她)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便是由于他(她)的慾望。由此可见,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学思想,它的局限性肯定是存在的,但它能够成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主要依据并“雄霸了二千余年”,也足以证明它是有很强的现实生命力和美学意义的。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详后)。至于张爱玲是否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爱玲在塑造她的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同时我还发现,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特点,要比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更为充分、更为具体。

  一、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主人公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由于他(她)无意识地犯了错误。典型的例子是(在《诗学》里讲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的俄狄浦斯王。不过这则悲剧更多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人对茫茫不可知且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斗争。而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安白登,开着汽车,春风得意,“他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他的周围危机四伏,充满不安。新婚妻子愫细把正常的夫妻生活视为禽兽行为,在新婚之夜离家而去,结果闹得满城风雨。罗杰很快便感到“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安全感这时候变成了恐怖感,他最后就在这恐怖感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再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他所面临的任务大于他本身的能力,这无疑也是一种人类的弱点。二十上下的人眼角眉梢却带着“老态”,为人委琐、怪僻。聂传庆的肉体和精神其实是受到了来自他的家庭的严重伤害,父亲不但打聋了他的耳朵,而且骂他“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这一切导致了他病态的心理,变态的性格,“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因此他憎恨父亲,憎恨家,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亲形象,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言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然而丹珠沉默了一会,悄然答道:“恐怕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我如果爱上了谁,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聂传庆渴望着摆脱以父亲为代表的没落生活,但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小说结尾四个字“他跑不了”即证明了他摆脱不了他那变态心理的折磨。

  二、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也就是说悲剧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导致悲剧的结局,但仍然坚持做下去。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到过,他在《诗学》中以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为例。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亲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父亲最终和一个与许小寒长的十分相象的女学生同居,从而摧毁了小寒“良好”的打算,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色,戒》中的作为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宁愿牺牲自己的贞操去勾引汉姦易先生,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行动的紧要关头,忽然觉得有点爱上了眼前她要谋杀的这个人。“紧张得拉长到永远的这一刹那间”,她若有所悟,“这个是真爱我的”,把易先生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这一发现令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她放走了易先生,关键时刻救了易先生。就在当天,逃脱了性命的易先生下令一网打尽了佳芝他们一伙人,并且统统枪毙。佳芝的悲剧的根源是她的虚荣心,是她的自恋的幻想,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她都需要一种“顾盼间光彩照人”的感觉,她之所以甘心牺牲自己去设美人计,有一半也是由于这种工作对她是浪漫神秘的诱惑;她的自恋的幻想甚至也是导致她相信易先生真的爱上自己的一个原因——她愿意相信他是爱她的,潜意识里甚至不能容忍他不爱她。再如张爱玲学生时代的小说《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可以被看成是有意识的错误中的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她面临着两种愿望或两种理想的选择和斗争,在这里,悲剧行动就产生于她的嫉妒、恐惧的弱点所导致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她深挚地爱着项羽,另一方面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如果他得了天下,那就有三宫六院,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冷落、被遗弃。她对她的思索“又厌恶又惧怕”。但是这时候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已经围攻上来,项羽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躺在项羽怀中,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张爱玲借这一历史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摆脱,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三、人性慾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这一类人物形象是张爱玲无意识地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这一类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的比例非常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仅仅存有“一刹那的彻底了解”,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白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妹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结尾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小说似乎成了一则主人公想做自己与环境的主人而不可得的故事,但仔细思考一下便会发现,佟振保的周围不存在什么外部的压力,而是他的情慾一再地拖着他往下沉,“他的抵挡不住异性的诱惑实质上是抵挡不住自己情慾的诱惑”,玫瑰、王娇蕊和孟烟鹂等几个女人的出现不过是充当了他的“情慾的测度计”。对英国的混血姑娘玫瑰,佟振保坐怀不乱,可是事后,“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后悔”;第一次见到王娇蕊,娇蕊手上的肥皂沫子溅到振保的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象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佟振保把娇蕊丢在浴室里的头发一团一团捡起来,集成一股塞进裤袋里,“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正是情慾的无限扩张使佟振保无法成为他的“对”的世界中的“主人”,而只能“又变了个好人”。

  《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慾更是“燃烧得象着了火”。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慾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慾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慾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慾之火,结果当情慾变相地借金钱之慾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七巧是因为季泽的原因才嫁到姜家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多少个寂寞难熬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初衷,然而时间的流逝和无情的现实迫使七巧一点一点地失望下去,她慢慢地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但对于季泽,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忘记过,以致后来季泽来看望分出去的七巧,说出了那一股确实有点儿感情的话语时,七巧惊得陷入了片刻的眩晕之中,“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可是毕竟此时的七巧已经不是当初为了爱嫁到姜家去的七巧了,她知道什么才能使她生存下去,她更加知道季泽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她暴怒,她发疯,她果断地拒绝了姜季泽。季泽走了,决绝的七巧却又“滴着眼泪”,“无论如何,她以前爱过他,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是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一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如果说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点爱,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地道的疯子。不幸她还是人母,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将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周围的人恨毒了她”,但是她无法控制她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疯狂来自黄金慾,而黄金慾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慾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这些说法概括一句话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不是没有,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坏人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不过这篇小说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应是另当别论了。

  总之,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慾、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慾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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