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概念》

第一章 自由观

作者:约翰·格雷

孟德斯鸠(montesquieu)用“自由”这个词所意谓的东西并不是在他对自由概念的正式定义(也是通常的定义)——“自由即在于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情的权利”中所能发现的,只有在他对别的社会和政治观念的评述中才能理解他所持的一般价值尺度。孟德斯鸠不是那种迷恋某种单一原则、力图根据某种基本道德原则或形而上学范畴安排和解释任何事物的思想家,他并不认为依据某些形而上学的范畴一切真理必然都能得到系统的说明。孟德斯鸠不是一个一元论者而是一个多元论者,在他努力转述那些与他自己以及他的大多数读者所信奉的价值观不相同的文化或观点或价值体系的时候,他的鉴赏力可说是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伊塞亚·伯林:《孟德斯鸠》

使伯林的所有著作都充满了生气勃勃的活力的自由观念,如同他的整个观念体系一样,是非常具有独创性的,它对哲学中公认的理性传统的颠覆性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众所周知,伯林一直告诫人们,“肯定的”自由概念是根据理性的自我决定或自主性而规定的,他所支持的则是一种对自由的“否定的”规定,即把自由看作是免受别人强加的约束。相比之下,伯林提出否定的自由概念的理由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没有人指责伯林否认自由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自主性,因为伯林对思想史上作这样理解的自由概念多次明确地予以承认,所以不会为人们忽略,但是他的基本思想,即认为在对自由的这种肯定的理解中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因此也容易经常被滥用,却很少得到人们的理解。另外,伯林反对人类世界的决定论,特别反对所谓历史不可避免性的观点,已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伯林思想的基石是反对伦理学的一元论主张,他坚持人类的基本价值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价值经常冲突,很少有和谐的时候,在这些冲突的价值中至少有一些是不可通约的,即是说对于这些冲突的价值没有一个单一的共同的度量标准或公准。伯林的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理解,虽然并不是那么明晰。应该说,伯林思想的这些方面对于英美世界的大部分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来讲是容易认识和理解的。

本书的论题是,要正确解释和理解伯林的这些观念就得把握它与人类生活概念的一致性——这些具有独创性和颠覆性的思想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理解——以及它在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在这种应用中产生了我称之为的“竞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在善与恶的竞争和冲突中会导致无法避免的损失——对这一点人们也并未能很好地理解。如果我的这个意见——伯林的著作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和具有巨大的颠覆性——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可能会合理地提出疑问:为什么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哲学界的广泛认可?为什么在哲学界伯林的思想虽然不能说是无足轻重但到底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伯林在二战以后脱离了哲学界,他的这些思想主要是在关于思想史的著作中被发现的。但是这很难说是全部的原因。确实,伯林的许多著作甚至可说绝大部分著作是关于思想史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上述的这些著名的观点以及作为理论家的那种晦涩风格转而从属于富有想象力的重建和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他那些关于维科、赫尔德、哈曼恩(hamann)、穆勒、迈斯特尔(maistre)、赫尔岑(herzen)和关于许多其他思想家的论文。当然伯林的论文也并不全是这种形式,他论自由的著名论文就是在政治哲学中的直接应用,其论点由许多历史文献和分析所支持,但是作为一篇哲学论文它也是毫无逊色的。

伯林的著作在我们时代的哲学主流传统中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对这种现象的比较深刻的解释是,伯林的思想与英语世界中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道德和政治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形式不仅不一致而且对之具有瓦解作用。这里的理性主义是指这么一种观点,它认为哲学研究的任务不仅是要说明人们在道德和政治实践中面临的二难困境,而且要提供解决这种二难困境的方法。伯林坚决拒绝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他反对理性主义的理由,与当代保守的哲学家如米歇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批评道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由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即使有,那也是很少的。奥克肖特认为,对于这种理性所无法解决的二难困境,可以通过回归传统的办法加以解决,只要这传统没有受到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污染”’。伯林则反对奥克肖特的这种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奥克肖特还是迈斯特尔都相信存在着未被改动过的共同生活文本,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实际生活或传统是一致的不包含冲突的。在伯林看来,哲学可以说明实践生活中的这些不一致和冲突,但是它并不能解决这些不一致和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伯林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对西方知识论传统的根本原则的挑战,其目的是限制作为理智活动原则的哲学的权威和作用范围。伯林的这种思想对于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就是,渗透在亚里土多德(aristotfe)、柏拉图(plato)、霍布斯(hobbes)、斯宾诺莎(spinoza)、康德(kant)、穆勒(j.s.mill)和近来的罗尔斯(rawls)著作中的那种哲学自命能统治实践、具有为人们发布命令的权威的观念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哲学的权威或权利必须大大降低。在伯林看来,哲学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他告诉我们:“哲学的目的始终是一个,就是帮助人们理解自己,因此在一种自由开放的心态下进行活动,而不是在黑暗中盲目地瞎闯。”‘如果伯林是正确的,哲学家们就不要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理论或一套原则以期解决实际的道德和政治生活中的二难困境。伯林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认为这些二难困境中有些本身就是无法解决的、悲剧性的,也是理性的反思无法裁决的。哲学只能说明这些困境并改变人们对它们的歪曲,但不能希望它做得更多。伯林的思想要求修正惯常公认的哲学概念,因为这种哲学概念在整个西方传统中已经被范型化了。

伯林的著作中体现的这种自由主义具有独创性和鲜明的特色,它与近年来在英美世界居支配地位的那种自由思想,与那些较老的自由主义传统(新近的自由思想就是从它们当中发展出来的)都是很不一致的。在罗尔斯、道肯(dworkin)、哈耶克(hayek)、纳兹克(nozick)和高特黑尔(gauthier)等人的著作中表现的这种新自由主义都依赖着理性选择的概念,而无论是康德式的或穆勒的自由主义还是洛克和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其自由原则也都是从理性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如果说,比如在穆勒那里,自由原则被当作是最大地促进普遍福利——作为实现最大效用的工具——的理性范畴,那么在约翰·罗尔斯那里,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它们则被用作是表示人们间进行理性的合作的术语,虽然这些人并不理解共同的善是什么。与之相反,在伯林的“竞争的自由主义”看来,自由的价值源于对理性选择的限制。伯林的这种竞争的自由主义,即认为那些具有内在竞争性的善之间会出现冲突的自由主义,建立在我们必须在不可通约的诸善中做出基本选择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说,这种自由主义认为,适合于自由社会的自由权利结构不能从任何理论中推导出来,也不是由任何原则体系所规定的,因为这些基本选择经常是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冲突的自由权利之间行使哪一种权利的选择。在这一方面,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话,伯林的这种竞争的自由主义给了各种自由功利主义、基本权理论和契约论理论(这些理论都是近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惯用的理论,它们与较早的那些自由思想传统有着真正的血缘关系)一记致命的打击。伯林的这种新颖的富有挑战性的自由主义,对于所有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理性基础具有很大的颠覆性。在近年的政治哲学中唯一可与之比较的自由主义,是在约瑟夫·拉兹的著作中发现的,对它我后面还要经常提到,而且,把拉兹的自由主义与伯林的自由主义做比较可能会是一件富有意义的工作。正是对不仅包含了理性选择概念而且以之作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伯林的思想对现行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只有较小影响的最深刻原因,因为伯林意慾瓦解的正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和一直坚持的理性主义。

当然,伯林并不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也不是启蒙运动的敌人,因为,如同他心目中的圣者休谟那样,他坚持着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即根据理性的研究来说明人类世界。不过,他反对把实践中的二难困境最终看作是虚幻现象的那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甚至苏格拉底,它使得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人性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不符合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根据伯林的看法,人只能被看作是未结束的和未完成的,本质上是自我改变的,部分地受决定、部分地是自己创造自己,因此不能把人理解为服从于自然的规律。在这种对人的观点中没有共同的不变的人性观念的任何地位,它的中心点是把人看作是最具创造力的族类,能够形成多元的歧异的人性。伯林反对把人看作是自然秩序中的自然客体、其活动服从于一定的自然规律的观点,也反对认为只有参照这些自然规律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和行为的看法。他这种把人看作是自我改变的存在、能够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本性的多元论的人的概念,使他更加接近于浪漫主义和他称之为反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当然启蒙运动对于思想解放的意义和所坚持的理性自我批判主义都是伯林坚决赞同的。

上面提到的也是在伯林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这种人性观,反对把决定论应用到人的行为中。希望建立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这门科学在结构上具有带默逻辑或严密规律的性质,它能够借助于我们在自然科学中发现的那种规律解释和预见人类的各种事件,这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甚至休谟(尽管他反对归纳法),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一项基本计划。伯林则根本反对这种意见。我们不必期望伯林提出了或试图提出反对人类决定论的论据,因为他的论点主要是反对和谐主义这种在英语世界流行的经验主义哲学观点。伯林认为,在我们通常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谈话和活动中,实质上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根据决定论的真理来说明。在伯林看来,诸如赞赏和责备的活动,怨恨和感激的情感,在它们引起我们的反应时,与其假定存在一种作为它们的对象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反应,不如直接说是它们引起我们的反应。相应地,伯林也反对和谐主义传统中由功利主义提出的关于惩罚作为一种制止某些行为的技术手段的正当性理由。他认为,无论这些行为是什么行为,它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只能如此的行为,因为,假定在一定行为的所有先决条件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总是以他们对这些行为的评价判断即是值得的或应受谴责的判断为前提。对于最为流行的经验主义的和谐观点,如j.s.穆勒所信奉的那种自我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能自主地改变自己的特点和意向、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伯林也持否定态度。伯林指出,’如果决定论是真理,如果我们存在于自然因果的普遍链条中,那么我们改变自己特点的任何愿望自身就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愿望只能是这样的愿望,结果也只能是这么个结果。穆勒在他的《逻辑体系》中试图用这种自我决定论来消除决定论的梦魔,这不过只是一种幻想,结果是决定论的梦魇依然存在。

之所以说决定论仍然是一种梦魔,是因为要相信决定论的真理就得放弃或否定十分复杂的实际生活和情感生活。如我们所知,正是这些生活才是构成我们习常的自我观念、道德生活观念和政治生活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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