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概念》

第二章 多元论

作者:约翰·格雷

“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特殊一点说,什么是最完美的社会?可能有好多种回答。对这个问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看法。一些人从圣书中,或是从上帝的启示中,或是从有灵感的先知的预言中,或是从教会的传统中寻找答案,另一些人则从专业的形而上学家的理性洞见中,或是从科学发现和实验的结合中,或是从没有被哲学家和神学家乱涂过、也没有被“有偏见的错误”所歪曲的人的先天的“善意”中寻找结论,还有一些人从朴素的好人的纯洁心灵中寻找结论。一些人认为,只有经过训练的专家才能发现伟大的救世救民的真理,另~些人则主张,对于价值问题每个正常的人都有作出判断的平等资格。一些人坚持说,这种真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现。人类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发现其中最重要的真理而又那么容易就忘记了这些真理真是一种不幸;另一些人则认定,人类也服从发展的规律,只有发展到了成熟期一理性时代人们才可能真正发现这些真理。还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说,人根本不能获得这些终极的知识,只有天使或只有在来世才能达到这种完美,而人类太脆弱了以至无法在实际生活中遵循它。然而,在所有这些观点中有一个共同的假定,这就是,原则上我们可以描画出完美的社会或完美的个人的轮廓,唯一的问题是确定现实的社会或现实的个人离这种完美的理想状态有多大距离。如果人们能够比较不完美的程度,就必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获得最终的客观结论的信念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相对主义者认为,不同的环境和气候要求不同的政治,不过他们假定,对大部分地区而言,虽然道路不同,可最终的目标——人类幸福,人们各种希望的满足——还是一个或是相同的。而古代怀疑论的思想家,如卡尔内亚德(carneades),就走得更远了,他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思想,认为一些最终的价值可能是不相容的,因此,没有什么办法把它们合乎逻辑地结合在一起。在对完美社会观念的合逻辑性的怀疑中,有一些东西不仅存在于古希腊人中,也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蓬塔诺(pontano),蒙田(montaigne),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以及后来的莱布尼兹(leibniz)和卢梭(rousseau)等的思想中,他们都认为,利害相依,有得必有失,不存在只有利而无弊的东西。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ouripdes)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这几个悲剧作家的心灵里似乎也有这种思想。然而,西方传统的主流却没有受到这种重要的怀疑论思想的影响,其中心的假定仍然是,价值问题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并且是可以予以最终地解决的。至于解决方案是否要靠不完美的人们不断予以补充,那是另外的问题,是一个不影响普遍的合理性的问题。这一点是古典拱门的拱顶石,而这个古典拱门,在赫尔德(herder)之后,开始崩溃了。”

                     伊塞亚·伯林:“赫尔德与启蒙运动”

在西方理智论传统的开端阶段,就坚信所有的善都是可和谐地共存的。在柏拉图关于善的形式的概念中,他坚认,所有真正的善不仅彼此和谐共存——即是说在理想的条件下它们可以联合实现,一起得到——而且是以某种方式彼此需要或相互包含的。同样的思想也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的观念和美德之统一的观念中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这种人类最好的生活中,任何人类不断发展的优点或样式都是彼此不相冲突或相互排斥的。在亚里土多德的论述中,这种关于美德的一元论的概念是由实践推理的理由所支持的。直到现代之前,西方哲学一直受着这种实践合理性思想的支配。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评论道:

“亚里土多德的实践合理性概念是与在现代居统治地位的观念不相一致的。根据一种现代的观念,一些特殊的好人并不符合另外一些好的标准的要求,因此出现了一种二难困境,对于这种二难困境,有时没有合理的解决方式。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的逻辑同样是运用于理论论证中的演绎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正确的行动,而亚里士多德实践推理的前提却必须与所有其他的真理相一致。依照亚里土多德的观点,一个人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即,根据某种善的要求他成她需要这样做,而根据另一种同样是善的要求他或她却不能这样做。亚里士多德与现代观念的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对造成悲剧的原因的不同解释上。从现代的观念看,一种善的要求和另一些善的要求之间的不相容是真实存在的,正是这种现实的二难困境形成了悲剧的起因。因此,一个人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根据一种善的要求,他或她应该这么去做,而根据另一种善的要求,他或她却应该强忍住不这么去做。如果二者都是真理,那么真理的概念就被改变了;因为根据有效的演绎推理规则,这不是可传递的真理。而从亚里土多德的观点看,造成这种悲剧性的二难困境存在的原因肯定是由于误解或不理解。这两种都是正确的要求之间的明显的悲剧性冲突起源于理由不充足,而不是道德现实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理性的观点在古希腊人中并不鲜见,苏格拉底明显地就持有这种观点,也许除了几个诡辩论者外,大多数希腊哲学家都是这个看法。就麦金泰尔似乎否认在古代希腊世界很缺乏这种在不可通约性概念中所包含的深层的价值冲突和基本选择的观念,他也许犯了一个错误,给出了一个被伯林引证的诡辩论者的相反例子。麦金泰尔认为,现代伦理学的观念和实践理性的观念都以这种不可通约的观念为特征,他的这种意见同样也是有争议的。因为这种概念是典型的怀疑论和主观主义的概念,而不是客观的多元论的概念。也就是说,现代伦理学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否定道德知识,拒斥任何类似于道德信念或道德判断的东西,因此必然地把道德规范同化为对偏好的表述。这一点与伯林的客观多元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伯林的多元论坚持认为,价值和价值冲突都是我们认识的内容,基本选择的必要性只是在于这种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的冲突。这种客观的多元论观点在现代以及古代都不多见,为人们所不熟悉。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的观点是标准的古希腊人的看法,它认为道德推理是一种实践三段论推理,从真实的前提必然能得出正确的道德判断(或行为)的结论,而正确的行为中不能包含错误。古希腊伦理学的这些观点,不单是在荷马(homer)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实际上这是自苏格拉底以来整个古代传统的观点。在这种值得怀疑的断言后面,存在着一种合理性的概念,即,任何真正的问题,至少在原则上,必定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所以,对于“我应该追求知识的善,还是应该追求美的善”这种无疑是“真正的问题”的问题,根据源于古希腊而又为古罗马人不断重复着的理性观点,就只能有一个也是唯一真正的答案。这就意味着,由于预先设定在真正的善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竞争,所以对这种问题的答案必定是“两个都是”,“既…又…”,或者否定另一个善是真正的善。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性观点否认关于意义的问题原则上是无法回答的,而(根据现代的观点)承认意义问题无法回答就是对理性划出一个基本的界限。根据传统的真理观,所有的真理不仅是和谐共存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是相互支持的,而认为真正的问题不会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观点则对传统的真理观提出了怀疑和非难。也就是说,按照传统的观点,对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不仅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所有的正确答案都是相互和谐的,或者是相互包含的。正是这种天真的异想天开的理性观念,深深地埋藏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学派的思想中、甚至可以说是前苏格拉底时期西方传统的基础。

然而,这种基本观念并不限于作为西方传统之根柢的古希腊。在基督教传统中,无论是道德悲剧还是我们在道德生活中面临的实际二难困境,原则上都可以依照上帝的意志予以解决;神性的观念和完美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基督教传统的一个特征。在基督教传统看来,不可能存在最终的道德悲剧,也不可能存在无法救赎的价值亏损或两种正确意见的冲突,因为承认这些悲剧和冲突将违反上帝的命令和破坏了神义论的可能性。对一个基督教徒来说,或许对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也一样,在各种可能的世界中最好世界的观念必然也就是富有意义的世界的观念,如果不是这样,神学的一神论概念就崩溃了。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这些古希腊人的观念和基督教的观念汇合在一起,产生了自然法学派,它坚信,真正的道德要求不可能产生不可解决的冲突。

伯林拒绝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传统的观点。他否认真正的善或权威性的美德必然是或事实上是和平共存的,否认这是可能的人类生活状态。根据伯林的观点,确实有许多善是敌对的和冲突的。伯林进一步否认,在几种善发生冲突的时候总能运用合理的标准解决这些冲突。他认为,人类的许多善不仅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它们有时候还是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的。这就是伯林著名的价值多元论思想。这种思想展开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伯林认为,在任何道德或行为准则的范围内,比如在我们的道德范围内,在终极道德价值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冲突,对此,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无法予以解决。比如说在我们的自由道德中,自由与平等、公平与幸福都被认为是内在的善,但这些善在实践中就经常是冲突的,在本质上是内在的竞争的,对这种冲突不可能依靠任何超然的标准加以仲裁和解决。

第二,这些善或价值,每一个在本质上都是复杂的和内在多元的,包含一些冲突的要素,有一些要素还是基本的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在第一章伯林关于自由的观点中,我们已经看到否定的自由如何包含竞争的和不可通约的自由因素,比如举报的自由和保护隐私的自由,这二者就是相互竞争的,而且都体现了独特的不可通约的价值。这对于平等也同样适用。平等可分为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这二者就是相互竞争的。总之,这些善自身总体上不是和谐的,毋宁说它们只是各种不可通约的因素进行竞争冲突的场所。

第三,不同的文化形式产生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这些文化无疑包含着一些重叠交叉的特征,但是也为不同的、不可通约的优点、美德和善的概念提供了说明。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价值多元论的这第三方面的内容:有些善,它们各自根源于不能结合的社会结构,当这些社会结构是不可通约的时候,这些善也就是根本无法结合的。这是一种适合于作为整个生活方式之构成要素的善的不可通约性。正是在价值和文化多元论中不可通约性的这种形式,最容易与道德相对主义相混淆。按照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各种价值总是内在于特殊的文化传统的,因此不能作为任何合理的评价和批评的对象而存在。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包含了伦理学中这三种形式或三个层次的价值冲突,他认为,在每一种形式中都会出现不可通约性。

确实。任何复杂的发展中的伦理学都是充满了分歧和裂缝,这些伦理学总是在我们碰到实践的二难困境时无能为力或顾左右而言他,而任何一种伦理学所规定的种种美德也总是难以在单个个人那里得到共同实现。正义和仁慈、克制和勇敢,单独地看都是美德,但因为它们需要不同的道德能力,因而在任何个人那里都无法完全共同实现,它们本身也是不易和平共存的。在讨论美德时还有一个道德“缺乏”(即缺乏某方面的道德,比如勇敢的入往往缺乏克制——译者)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在伦理学中存在,在道德心理学和哲学人类学中也是存在的。(在运用这种观点分析价值——不光是道德价值——的过程中,人们假定道德价值与非道德价值是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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