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概念》

第三章 历史观

作者:约翰·格雷

“人们一般都同意,对现实的颠倒掌握易于导致幻想或乌托邦,但是,颠倒或蔑视现实的方法却有许多种。没有充足的逻辑理由或经验根据而蔑视既成的假设和规律,这种非科学的做法不是可以经常见到吗?相反,以规律和理论的名义,凭借从其他领域(如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科学)抽绎出来的原则来忽视或歪曲别人对特殊的事件、人物和事物的观点,这种超越范围而乱用原则的非历史的做法不也经常出现吗?那些被叫做盲信者的理论家,在他们对现实的知觉不能战胜他们所持的某种信念时,他们不正是这样用原则来歪曲现实的吗?他们为此企图建立一种可以适用于一切具体历史的原则,然而,无论人类的科学如何发达,即使除了蒙昧主义者之外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能够发现真正的为经验所确证的个人和群体活动的规律,这也是在做不可能办到的事。这不但是一种超出人类能力的徒然的理想和希望,而且是一种根源于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本质都缺乏理解的妄想。”

                 伊塞亚·伯林:《科学的历史的概念》

“对一个维科(vico)的追随者来说,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的那种抽象的完美社会的理念,不过是企图把一些本来属于不同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与其不可分离又不能随意缝合在一起的不相容的品质、特点、理想、天赋、才能和价值硬给焊接在一起的结果;这种理念必然是绝对荒谬的。其荒谬性在于,比如说,使阿基米德成为杰出人物的东西,与使苏格拉底或米开朗基罗或斯宾诺莎或莫扎特或释迦牟尼成为值得赞赏的人物的东西,其间是有巨大的冲突的,因为这些东西只适用于各自的文化,也只有在这种文化中一定人物的成就才能得到理解和评价。这个事实击碎了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梦想。当然,启蒙运动中许多怀疑论或悲观主义者的思想家,如伏尔泰(voltaire)、休谟、吉本(gibbon)、格林(grimm)、卢梭(rousseau),他们对实现完美社会的可能性的看法不在此例。但问题是,在这些悲观主义者看来,这种完美社会是由概念的可能性赋予活力而实际上是无法达到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乐观主义者杜尔哥(turgot)、孔多塞(condorcet)是一致的。自维科以后,一元论与多元论、永恒价值与历史主义的冲突,逐渐成为中心的问题。”

              伊塞亚·伯林:《维科与启蒙运动的理想》

伯林的历史观与他的多元论和拒斥决定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表现为一种对人类本性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文化形式是人类不可预言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碎片、是人类通过选择活动而实现自我创造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它们经常是彼此分离的,就像人类的自然语言那样是不可简约的多样化的。伯林把他的多元论思想运用到历史中,认为文化的差别与人类是同时发生的。正是因为把他的多元论人类学运用到历史中,他主张,人类的一个普遍倾向是通过选择活动创造出多样的特性。这种多元的特性本身又是历史性地遗传的,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被具体化,必然地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这些文化形式借助于人们所讲的语言、认可的价值和一些其他特点与别的文化形式区别开来,同时又不断形成自己的特点。从这种观点看,所谓普遍的历史,似乎只有同一个起源的人类的历史,就只能是一种使人引起误解的隐喻。

如果说伯林的历史观的一个方面是认为被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所追求的那种普遍的人类历史是不存在的,那么这种历史观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认为既没有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存在包括或发现这种规律的历史科学。伯林否认历史规律的观点直接导源于他对决定论的拒斥,又促使他反对历史中的不可避免性。按照伯林的意见,任何历史科学的观念都依赖于这么一种关于人的概念,即不是把人当作选择者或能动的力量,而是把人看作是其行为受规律支配其前途可以理性地予以预测的自然的对象或过程。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伯林看来,这种对于人的自然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观点严重歪曲了我们对于自己的通常看法,他写道:

“如果相信自由依赖于这么一种假定,即人类随机地做出一些选择,这些选择不能用我们接受的物理学或生物学的因果论解释来完全说明,这是一种误解或错觉。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错觉是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普遍以至人们根本没有感觉到这是错觉。很可能我们应该尽力使自己相信我们受到了系统的欺骗,但除非我们试图弄清楚这种可能性包含的意思,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说话模式来按照决定论的方式考虑问题,这种假设就只能是一种空洞玄虚的假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行动被当作是我们(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而且是在实际上)能够使自己相信什么和不能使自己相信什么的证据,那么,我们发现这种假设是很难让人严肃地加以接受的。我的意见是,试图严肃地使我们的思想和话语适应决定论的假设,在目前和在既有的历史范围内都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这里引起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虽然说我们的伦理学范畴和心理学范畴比起我们的物理学范畴来要灵活一些,但也灵活得有限;想象使我们的行为和话语适应决定论所说的那个世界,比想象无始无终的世界最初的那些必不可少的元素或十七维空间的存在并不容易多少。谁要是不信,让他自己去试试;光是我们思想时所用的符号就不可能让他们进行这种实验。这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如此之深地陷入在我们正常的世界的观念中,陷入在包含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和各种观点的世界中,以至根本就无法冲破出去。”

在伯林看来,人关于人类行为方面接受决定论的观点所引起的障碍还不是一种认识论的障碍,如波普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某些将来的人类可能具备的知识使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的行为。这种障碍是一种概念性的障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叫做形而上学的障碍,它是由于我们无法采纳决定论的自我概念所造成的,决定论的自我概念将取消我们关于自己的日常的思想范畴。

如我们在伯林那里看到的,这种障碍具有不同的麦现方式。我们,连同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一部分本性等,都是我们自我理解的产物。确实,我们可能在关于自己是什么方面出现错误,但我们不可能完全地成为不同于我们设想中的“我们”的某种东西。实际上,接受决定论关于人的看法就必须否定人对自己具有反省性思维的能力,而人正是运用这种能力获得选择活动的信息并由此在他们的本性中导入一部分非决定性的东西。在伯林看来,如果人类通过选择活动实现着自我创造,那么正是这种活动消除或瓦解了人们接受的决定论的观点。伯林明确地表示,任何一种和谐论的变种,甚至由斯图尔特·汉普郡(stuart hampshire)提出的和谐论的双面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对人类行为的因果论的解释和合理性的解释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都不能克服这种障碍。

如果认识到人类行为中存在着选择和自我创造,那么把人当作是受因果律决定的自然客体的概念,根据是否符合规律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类似于在自然科学中发现的规律),就都无法维持下去了。伯林认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以进步或退步的规律为先决条件的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是无法辩护的。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也因同样的理由不能成立。确实可能存在一种“情境逻辑”(波普的术语),它能够替代在结果的确定性方面接近不可避免性的概念,’但是对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来说不可能存在长时段的历史不可避免性。这种情境逻辑只有在初始条件下才是适用的,随着不可预测的人的活动改变了这些条件,这种逻辑就无法应用了。而即使在情境逻辑可以应用的地方,按照伯林的看法,也不等于存在不可避免性,因为历史木可避免性的观点所假定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决定论的真理,是把根据在自然科学中发现的那种一般的或普遍的规律而形成的诺漠逻辑的解释模型运用到人类行为中。

伯林认为,把诺谟逻辑的解释模型运用到历史中是错误的。因为,第二,与波普相反,伯林主张的是一种不可简约的多元的方法论,就像自然科学的方法与对人文现象包括历史的研究方法之间不可彼此归约一样。这里我们看到,伯林把他的多元方法论的一般观点运用到对历史的研究中,从而否定在别的研究领域所适用的诺漠逻辑或目的论的解释模型在历史中的应用。伯林与维科一样,认为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正在研究的对象是像我们一样的能动力量所干过的事情和做出的行为,适用于这种研究的方法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移情方法和重构方法,而不是诺漠逻辑的解释方法。与维科一样,伯林不仅主张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不连续性,而且认为历史研究中唯一适用的方法就是我已经提及的移情方法和想象方法。在伯林看来,历史是一种具有自己特定方法的自立自主的知识。显然地,伯林的这种把历史当作是一门知识学科的观念是与他的下述观点相联系的。他与维科都认为,与别的动物不同,人类是一种依靠对自己的过去的理解而存在的物种。确实,同维科和马克思一样,伯林发现,正是由于人类不像我们所认识的别的动物物种,他是通过选择活动和自我理解而部分地实现着对自己的创造,所以他才有自己的历史。生物学解释模型对于动物的周期性进化现象是一种适用的方法,但它不能用于解释人类一代一代之间的自我进化。

伯林关于历史的这种观点使他的思想与任何休谟式的自然主义直接区别了开来,因此,对于斯图尔特.汉普郡对伯林的自由主义的解释,我们只能将之看作是休谟式的。斯图尔特写道;

“在伯林的所有著作和思想中,我们可以觉察到其背景中隐含的那种休谟式的宽容、慷慨、幽默和富有魅力。休谟的哲学鼓励从仅仅是对正常的人类情感的描述圆滑地过渡到把这些情感赞许为利于人类福祉的‘天性’。我们应该服从这种天性的指导,如果我们企图逆着这种我们固有的情感和天性行事,那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就会导致迷狂、错觉和矫情,导致丧失自信和丧失对自我同一性的意识。休谟是这么认为的,伯林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伯林对历史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看法与休谟考虑的问题是有区别的。第一,与休谟不同,伯林认为人的特性,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特性,都不是固定的或完成了的,而是一种自我创造,是某些激情与改变着的环境相混合的自然结果。尽管体谟对人的想象力也有所认识,但他从来没有把人性当作是自我创造的结果,也没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与自然科学有明确不同的领域。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道德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特点植根于永久不变的人性之中,对于休谟从未放弃过的这个观点,伯林是根本不赞同的。

伯林不同于休谟的第二点,是伯林不同意休谟对于历史变化中存在常规的或周期性特点的观点。在休谟看来,历史是根据经久不变的人性以及间接地通过环境的变化来写成的,’因此比起马基雅弗利的历史观来休谟的历史观中并没有什么真正新颖的东西。解释历史的范畴也是确定的和简单的,这就是文明和野蛮,兴盛和衰落。历史自身被当作是文明的周期性的兴盛和衰落,而不是像伯林和赫尔德认为的那样是不可通约的文化的片段。如果说能够在休谟的著作,无论是哲学著作还是历史著作中发现文化的观念,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确实,在反对辉格党的历史解释方面休谟和伯林有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各自所持的理由却是不同的。对休谟来说,道德的改进和人类知识的改善,不能期望是持续的不可逆的或持久的,因为人类的自然条件妨碍这种逐渐的改进。人类的善行和智力被固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在人类发展的自然过程中文明将是短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第三章 历史观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两种自由概念》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