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四、意义及其系统

作者:皮亚杰

任何结构或规则,任何价值,都含有意义,就如任何信号系统都呈现出一个结构和一些价值一样。尽管如此,(词音、形)对(词义)的关系在性质上仍然与一个要素的可愿望性(价值),或这一因素对这一整体的结构性(或规范性)的从属有所不同。而这种意义关系也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以致跨学科问题在这一领域如同在上面所说的领域同样重要。

15.生物信号及符号功能

人们几乎在动物行为的各个层次都可以看到由标志或信号发动的反应,而在从单细胞原生质的简单感受性直到神经系统的感受性或神经系统对有意义的标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种种中间形态。另一方面,这种同信号或标志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唯一能在直到十二至十六个月的儿童身上(感动层次)观察到的东西。同时,它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在感觉和运动条件反射方面仍然起着作用。因此,先谈谈这第一个信号系统的作用很有必要。

所谓标志系指与所指无区分的能指(除非通过它的信号作用才有区分)。也就是说,它构成这个所指的一部分、一个侧面或一个原因性结果:看到一个树枝探出墙头就是有一棵树存在的标志,一只野兔的踪迹就是它新近经过的标志。一个信号(例如,使巴甫洛夫的狗产生诞水反射的铃声)只是一个标志,除非赋予它一个约定的或社会的(电话信号,等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记号”(signe)。

在某些高级灵长类和人(从两岁起)身上,有一整套能指出现,这些能指与它们的所指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它们不属于所指的物体或事件,而是由主体(个体的或集体的)甚至在没有任何所指当前的知觉刺激情况下,为了追忆或再现这些所指而产生的:这就是符号(symbole)与记号,而人们把通过有区别的能指来追忆这种能力称之为符号学功能(或常说的符号功能),这时,它可以构成表象或思维。但在这些符号工具中还应该区分两个层次,尽管在正常儿童身上,这两个层次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图画一般除外)。

第一个层次是符号层次,是索绪尔用来与信号对立的那种符号的层次:这是与其所指有某种相似或类似的“有动机的”能指。它们以最自发的方式,以象征性(或假想的)游戏,延迟模仿、精神图象(或内化模仿)和书写图象出现在儿童身上。这些符号的最初特征是,个体主体能单独建构它们,尽管它们的形成一般与语言相吻合(聋哑人除外,他们给上述系列增添一个新项目:手语)。它们的共同源泉是从感动层次就开始的模仿。在这一层次上,模仿已经构成一种表象,但仅仅是以动作出现的表象,随后它又延伸为延迟的或内化的模仿,从而产生出上述的符号。

符号功能的第二个特有层次(这一层次,在我们没有掌握更多情况之前,似乎是人类所专有)是发音语言层次。与第一层次相比它有两个新特点:一是它必须通过社会的或教育的传授,因此它取决于整个社会,而不再仅仅依靠个体反应;二是,口头的能指是“信号”而不再是符号了,因为信号,由于它的集体性质,是约定俗成的或“任意的”。

于是,这样一幅图景所引起的第一批跨学科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如何确定共同机制以及符号功能的这些不同表现之间的对立,但要一直上溯到有意义的标志和目前所认识到的动物语言形式这个层次;另一方面,在发音语言同逻辑可能有的更特殊的关系之外,确定它们同一般表象或思想发展的关系。

在第一点上,动物心理学或动物生态学,发生心理学,有关失语症、聋哑人、盲人等的精神病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动物生态学已经在本能机制中起作用的遗传意义标志(irm或先天释放机制)方面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具有获得意义的标志方面,都搜集了大量资料。弗利希有关蜜蜂语言的研究曾引起了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不少反应;勒凡曾就脊椎动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一般的倾向认为,动物语言不是建立在记号系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信号编码”之上的(邦弗尼斯特)。因为,一方面,没有对话,也没有因素的自然组合;另一方面,所使用的信号基本上是模仿性或摹拟性的(但还要确定是否已经有延迟模仿),因此我们说,这些模仿标志与先天的或获得的感动图式相对应,但还没有达到概念化,而在人的语言中,不仅每个词都含有一个概念,而且它们的句法组合本身还含有信息。

于是人们可能被引导在信号语言中去寻找思维本身的根源,而这也是许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意见。但是,尽管信号系统由于它在建构上的灵活性和它能够传达为数众多的意义而无可争辩地呈现出特别优点,可是,在它的能力限度方面仍然有两点需要提出来。

第一点是,尽管语言是构成内化智力的思维之完成的必要辅助物,但它仍然要有在它之前以感觉-动作形式出现的智力来活跃它。这个问题不久在我们谈到的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时还要遇到,但还应指出的是,尽管语言是集体性的(在结构、发明、认可等方面),它的运转依然同个体智力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个体智力,其他的能指就会没有所指。而且个体智力的感觉-动作图式已经产生了提供口头语义亚结构的种种意义(空-时图式、永恒对象、因果关系,等等)。

另一方面,感觉-动作智力要内化成表象或思维,不仅要靠语言,而且还要靠整个符号功能,在这方面,精神病理学的资料很有价值,而且,从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医生之间的合作这方面人们还可以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极为复杂的失语症问题,这个问题正在蓬勃发展,但它在神经病学上的影响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把语言因素同思维因素分开。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在天生的但还正常的聋哑儿童和盲童身上所观察到的东西。在聋哑儿童身上,智力运算的发展比起能说话的儿童当然要迟一些,但分类、顺序、对应等等这些基本运算,直至某种复杂程度,一点也不缺少。这就证明了动作的先语言组织。相反,在盲童身上,发展的迟缓显得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动作图式形

成时缺少感觉-动作控制,而如果说语言能够部分地弥补这一缺陷,它却并不足以代替总的协调,它是在这些总协调较晚形式时建立在它们之上的。

16.语言结构和逻辑结构

语言学同逻辑学的连接当然很重要。这种连结关系一直在蓬勃发展,尤其是因为它们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古老争论所发生的相互影响。

首先我们指出,这种相互影响毫无偶然性。一种语言学理论,如索绪尔的理论,和一种社会学理论,如杜尔克海姆的理论,它们基本思想的汇合是一种了不起的事。语言是从外部传来并强加于个人的一种集体“制度”;个人只是按照先于它们的一些共同规则加以革新,而他们的创造是受语言群体制约的。语言群体拒绝或接受个人的创造,但在接受时,它是根据系统总平衡等的需要的。杜尔克海姆则从他的社会整体概念中得出这一结论,即逻辑规则是由群体强加给个人的,尤其是通过语言——智力的形成者和从童年起通过教育就强加于人的种种结构的持有者——这个渠道强加给个人的。

当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也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的。大家都知道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曾受到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音位学(特鲁贝茨考伊和杰克伯森)多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意义系统能同时阐明部落社会的经济交换和亲属关系,因为,经济交换与亲属关系含有一个同时既是集体性的又是个人操作源泉的逻辑(因此他反对列维·布律尔的前逻辑。杜尔克海姆出于同样的理由对此也是反对的)。

但另有一个潮流像是前来迎合这些语言社会学的倾向似的。声势浩大的逻辑实证主义(来自“维也纳学派”)运动在把实验真理归结为纯粹的知觉证明的同时,曾试图把知识的逻辑-数学组织考虑进去,但不把这种组织看作是真正真理的源泉。于是,它按照唯名论传统,把这一组织设想为一种简单的语言,但却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标志这一语言的特征。卡尔那普一开始就建议把任何逻辑都归结为一种普遍句法,而自然语言就是这句法的比较忠实的反映,但它的精确形象则由现代符号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来提供。塔斯基随后证明必需要有一种确定意义的普遍语义学或主语言。卡尔那普附和这一看法。最后,莫里斯建议建立一种“语用学”,但这种“语用学”的意义仅限于确定这些“语言”的规则。他的意见并未得到一致的赞同。

一些语言学家赞同这些概念。在《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布隆费尔德热烈庆祝消除了那种幼稚想法即在逻辑或数学联系之下还应该去寻找概念的想法;除了知觉的可观察材料和用于描述或包含这种材料的自然记号(通常语言)或学术记号系统外,什么也不存在。

不过,与这一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运动(但这二者的汇合统一仍是显著的,尽管杜尔克海姆的规范主义实在论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多少是约定主义的唯名论有所不同)相对应的事实上是一些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研究的方向仍是转向汇合,但与上述的方向相反。

在心理学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这些研究在语言学家的合作下正在蓬勃开展)证明逻辑-数学结构的根源应该在比语言更深的层次、在动作的总协调层次中去寻找。事实上,在感动智力阶段,在动作的图式建立和在这种图式的协调中,人们看到嵌入、顺序、对应等结构,这些结构已呈现出逻辑特征而且还是未来思维运算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运算本身同动作的内化机制和调节机制的关系更多于同仅仅是口语的影响的关联。同时只有在高级层次,与语言陈述的假设的运用相联系的“命题”逻辑才有可能。而整个“具体的”即直接作用于物体的运算时期,则证明了这些运算同物质动作的持久联系。

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就有可能对儿童使用的口头表达的语言结构与儿童运算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作精确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更多的是朝向使所用语言从属于运算结构,而不是相反。

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多少年来为确定作为一切个体所专有的“普遍逻辑”是强加于社会的还是只是社会的产物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这种聋子对话的观点看,这两种冲突的论点实际上都被超越了。也就是说,如果逻辑来自动作的总协调,那么这些协调既是个人际的也是内在于个人的。实际上,在分析认知交流中的运算时,人们又看到了与在个人建构中相同的运算。因此,第一种运算就是第二种运算的源泉,第二种也是第一种的源泉,这二者从它们的共同生物学根子起就是不可分解的。

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在继续他们的结构主义分析时,尤其在他们设法以相当精确的方法使分析形式化以便用一种受代数方法、有时甚至受物理学方法启发的语言来表达结构的联系时,所达到的根本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而是发现了一系列信号系统所专有的特殊结构。这一结果有着双重意义,首先因为它说明一个信号系统为何对一个思维规范或其理系统来说是独特的;其次因为它提出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系肯定是存在着的。因为尽管信号有其自己的规律,信号在语言主体活动中的功能仍然是表达带有不同程度逻辑性的意义。语言学家叶尔默斯莱就是这样提出了一种“亚逻辑”层次的假设,在这一层次上,逻辑协调与语言协调可能建立起联结关系来。看来对这种亚逻辑的分析很可能又把我们带回到动作协调的一些问题上去。

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索绪尔的本质上是静态的语言结构主义,自哈里斯和乔姆斯基以来已变为动态的了。哈里斯强调语言的“创造”方面;乔姆斯基则发现他的“转换语法”可以从他认为是先天的“固定核心”出发,按照转换的准确规则(并按照单一项的顺序联结式结构)派生出无限数量的派生陈述。然而,乔姆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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