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二、正题法则科学史中的主要倾向

作者:皮亚杰

本书根本不是一部旨在提供有关各人文正题法则科学简史的著作,这些简史到处都能找到。由于它应该提出这些科学当前的主要趋势,所以不得不先谈谈某些事前应该掌握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回顾一下人文正题法则科学先前的方向,即当前运动通过直接继承或者相反出于反作用所由之产生的过去的趋向,是有益处的。

问题是这样的。自有思想家和教学以来,人们总是对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某些问题争论不休。塔希佗所著的《日尔曼人的风俗》涉及文化人类学,而地理学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提出某些有关人口学的问题。总的说来,人们对于人类的活动总是在思考,在论述,而每一哲学体系都显示一些面貌,它们能使人分辨出本书将要探讨的各专门学科的粗坯或迹象。但是,连续的或插曲式的思考是一回事,建立一门真正的学科,列出问题,限定问题的范围,确定方法,改进方法是另一回事。更确切地说,论述是一回事,观察方法,尤其是检验方法则是另一回事。于是问题就在于分析有哪些因素使这些学科从前科学状态进到正题法则科学状态,或至少进到正题法则科学这一理想。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区分出如下五个因素。

a.第一个因素是比较研究的倾向。这种倾向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普遍,那样自然。自发性思想,甚至处于最初阶段的思考,它们的两个最自然的倾向是:一、认为自己处于世纪的中心,处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中心;二、把自己的行为规则甚至习惯确立为普遍的规范。建立一门科学完全不应是从最初的中心论出发,然后以增添的方式把知识积累起来,而应是在增添之外还加以系统化。然而,客观系统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对最初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本身进行非中心化。而这一非中心化,正是比较研究在通过扩大规范要求,直至把它们隶属于各种参考体系的同时所保证的。

这种比较研究的倾向在语言学史中尤为明显,语言学可说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其间曾经历过多种系统化的尝试(请回忆一下,比如说,中世纪的语义学论文)。可是,对语言的思考从教学时起就不得不开始了。因此,人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更快或者更持续地把科学语言学建立起来?答案显然是:因为对语言本身的思考在初期还受着双重中心化的影响:心理中心化和规范中心化。前者只要不增加比较词汇就是如此;后者促使人们认为语言科学可以归结为语法,而语言本身的语法则是普通逻辑的或多或少的直接反映。

很可能古典人文科学(指古希腊文、拉丁文、古典文学——译者注)的讲授促使了非中心化的开始,这项非中心化是与语言的历史演变概念连结在一起的(见b)。所以,朗斯洛在《保鲁瓦雅语法》之外还研究“希腊词源”。《普通和推理的阿诺语法》这个书名就足以说明上述规范中心化的影响了。到了波普,他在《印欧语系比较语法》一书中采取了坚决的比较研究态度,这才真正开始了科学态度所必需的非中心化。这样,我们也就懂得了为什么这一非中心化竟如此姗姗来迟。

社会学的现象也极为相似。最初,对社会的思考同时受着古老传统遗传下来的,思想上的社会中心论和对社会学与政治学不加区分的规范性考虑的制约(这并非说社会学在客观性方面的进步不可能产生政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性研究的非中心化是相当困难的。因而卢梭在思考社会现象时,为了能在初级的、非文明的行为中找到依据(这对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便想象出一个“善良的野蛮人”作为一个先于任何社会的个人,但同时又赋予这个先人一切道德的、理性的、甚至法律推理的特性。而这些特性,社会学告诉我们都是社会生活的结果。这个善良的野蛮人甚至还是一个非中心化成份极少的想象的产物,因而同发明《社会契约论》的让·雅克·卢梭本人出奇地相似。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中还有所发生。文化人类学的创建人之一梯罗尔,为了解释“原始文明”所特有的泛灵论,曾设想出一个“野蛮的哲学家”,他对梦、疾病和死亡进行思考,其推理方式同一个处于未开化的无知状态中、但却能像休谟那样正确推理的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者极其相似。尽管如此,梯罗尔所实现的极其重大进步是他在努力积累事实,不仅仅是理念所发现的比较之维。

十九世纪现代社会学的创建者们正是沿着相对于直接社会经验的非中心化这一方向前进的。在此我们无须就他们的尝试的成功或影响发表意见,这些尝试为众多的追随者所继续。孔德三个阶段规律的意义就在于区分集体表象的各个层次,以确定科学思想相对于其他智力态度的地位。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为确定意识形态与社会阶级的关系而做的一种巨大努力;杜克海姆的思想体系是为确定我们的集体表象相对于社会发生的初级阶段所处的位置等等。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非中心化主要在于不再从当作集体实在之源的个人思想出发,而是把个人看作社会化的产物。

心理学为了自成一门科学不得不进行的非中心化则属于另一种性质,但也同样走向了比较研究法。在规范性考虑的影响下,哲学心理学曾经以作为心灵的直接表现的自我为中心,而那时似乎颇为充分的方法则是内省法。经过一条漫长的比较之路,其间有正常人与病人、成年人与儿童、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系统比较,最终在科学心理学中占了优势的普遍观点是:意识只有放进“行为”的整体中去才能被理解,于是就需要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谈到。

同样,把宏观经济学(还有下文将从博奕论观点加以探讨的微观经济学)的种种发展同以亚当·斯密所著《关于国家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为标志,或者以另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即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出现的经济学初期进行比较,人们只能对以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即生活在某种限定的和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形象——这种抽象法为出发点而进行的非中心化感到惊奇,因为无论在马克思的异化学说中,还是在凯恩斯或现代经济计量学的或然与统计分析中,都不可能不找到以比较研究作为非中心化的这一基本方针。

此外,有必要指出,这一促使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客观性有所进步的非中心化往往取决于社会自身的演变。比如,社会阶级的问题(自十九世纪初,蒂埃里、米涅或吉佐就已开始看到了这个问题)只能在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变革的情况下被充分提出来。

b.上文所举的例子中,有许多同时也表明了在上述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之外,必然还有第二个即历史的或发生的倾向。的确,在我们所谈的学科的前科学阶段与其成为独立的和系统的科学这二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逐渐发现了被直接经验的和显然引起直觉认识或直接认识的个人状态或社会状态,实际上只是历史或发展的产物。如不了解历史或发展就无法理解其结果。这里还是一种非中心化,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但这种非中心化在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之外,还为解释提供了一条道路,因为发展构成原因性的形成。

语言学自然是人文科学中第一个享有历史之维的科学,因为书面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各种母语资料,足以重建主要现代文明语言的历史。语言的前后演变关系也是相当明显的,因而人们在很久以前,尽管不经常掌握可靠的方法,就开始了词源学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在索绪尔对同时性问题与历时性问题进行系统的区分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是语言科学的主要内容。社会学以历史为依据,也能掌握有关我们过去的社会与文明的各种资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容易接近事实的领域里,最初的考虑却一直集中在假定的人的永恒本性之上,集中在被设想为同样以永恒方式出自人的本性的那些社会性生活的规范性条件之上。而对进化这个问题却很久很久之后才意识到。继某些先驱者(其中或许还有科美纽斯和维柯)之后,黑格尔很可能是第一位通过辩证法对社会变化的运用,发现历史的社会学之维的人,但他主要是从观念而不是从事实这一角度看问题的。至于马克思是如何发展这一倾向的,就无庸赘述了。不过他是从观念走向事实,并把历史辩证法的应用推广到了经济结构和有关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构成人文科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达尔文发现了或重新发现了有机生物的进化。诚然,当人不再被设想为从一个绝对的起端开始就一成不变时,有关人类活动的全部问题当然就要以全新的方式来提出,因为人们已不能参照有关(预先形成的或预先确定的状态)确定人性的全部规范潜在性的最初情况,而是面对着因果解释的问题,这些问题迫使人们去研究从动物性脱胎而来的人类,根据何种事实因素竟能创造语言、社会、精神生活,发明技术和经济组织,简言之,产生了这数不清的结构。直到那时对这些结构的思考只认识到了其存在和最表面的特征,但从那时起问题就在于理解它们的形成。同时,即使这一历史形成的初期淹没在人类古生物学的神秘之中,整个有关变化的问题,无论是目前的或是过去的变化,在这种进化论观点的角度下,由于它要求解释性的分析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既没有吸取拉马克进化论的教训,又创立于达尔文之前,所以它可以把科学的理想归结为根据规律作出预见这一唯一作用。而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更深刻的作用在于理解被孔德所指责、而被自然科学与人文正题法则科学所孜孜不倦追寻的现象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因此曾对社会学产生过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一影响是从斯宾塞开始的--那么它对科学心理学的影响就更为直接,因为精神生活与行为同生物机体的情况有更紧密的关系。达尔文本人研究过情绪的表达方式,他是比较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人类心理学方面,虽然我们只知道史前人的技术,而对他们的智力功能和情感功能知之甚少,但进化的概念却推动了儿童心理学这种精神的胚胎学的发展,以及它与心理病理学的密切结合。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是与发展所特有的整合相对称的分解。这也是为什么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美国人把儿童精神结构形成的研究命名为“发生心理学”的缘故。

c.第三个对人文科学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模式的影响。在这里还必须区分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以及各种科学主义形而上学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因为十九世纪的气候可以说是特别有利于科学精神向一切知识领域的普遍扩展。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譬如说,泰恩企图把文艺批评建立在自然主义考虑的基础之上,并写了《智力》这本书,把智力归结为“图像的珊瑚骨”。

事实上,这一哲学因素与其说在客观研究的细节上起了作用,倒不如说在动机或普遍还原论态度方面发挥了作用。反之,有些学者认为,同前一个因素多少相混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显然有别的第二个因素,则是自然科学所启示的模式作用。关于这些模式,人们很自然地会问,它们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所获得的成功难道不能在人文科学中导致同样的成就吗?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实验心理学最初对知觉的研究。神经生理学使我们看到了外部刺激引起反应的种种过程,这些程序可以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在反应伴有意识状态如“感觉”或知觉的情况下,问题自然就在于客观地评价感觉并设法确定物理刺激与其被知觉的方式之间的正确关系。由此便产生了“生理心理学”,其大量学术成果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因此,韦伯、费希那、赫尔姆霍兹、赫凌(hering)以及其他许多学者的论述在十九世纪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根本尚未走到尽头,因为主要问题依然是生理学领域与心理分析之间的协调。

同样,加尔东的人体测量学提出了一些有关测量的一般性问题,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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