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六、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体系

作者:皮亚杰

受意识形态有时甚至受民族影响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的关系问题。在那些最不倾向于形而上学思辩的国度,如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和诸人民共和国(尽管经验主义倾向与辩证倾向有种种差别),该问题不存在或者以一种极和缓的形式出现。比如,心理学在这些国家自然被认为是同时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反,在那些对形而上学倾向敏感的国度。如日耳曼国家(维也纳传统的实证主义除外)或拉丁国家,许多学说都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而且一般都把心理学附属于哲学。颇值得指出的是,自从社会病袭击德国直至纳粹主义灭亡,在这段时间内,这二种科学的对立达到了最高峰,而且在整个法西斯时期,德国和意大利都取消了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讲座(在后一个国家,尽管有过帕尔多那种非常接近的政治思想),只是到了后来这两门学科才又繁荣昌盛起来。

a.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这首先当然可以从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困难这个观点来加以拥护。关于这些困难,我们已在第三、四节中谈过。但是,一方面,如上所述,这些困难中有许多并非人文科学所独有,而且实验客观性的问题并非按照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我们这一级的物质实体或是社会中的人而只有两种极端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根据物理现象在不同等级上的研究,尤其根据人们从物理-化学到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从而到纯粹生物学学科,再到心理学,最后才到以人类社会作为整体来研究的科学的这种情况,导致一整套逐次逼近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这一点尤其重要——各种运用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交换使用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关于这一点,下文即将谈到。

这两组科学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作用与属性,所以它们的对立随人文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对形而上学魅力的感受之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些人坚定不移地把人文科学设想为独特的科学。对他们来说,“主体”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自然的旁观者,有时甚至是创造者。在主张连续性的人们看来,人是主体,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主体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也不能阻止他表现出传统哲学赋予“主体”的各种活动。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了。

自从人们企图把主体与自然对立起来,并把主体作为专供精神科学研究的领域——精神科学更接近形而上学而不接近所谓的“精确的与自然的”科学——从那个时代起,在科学总的演进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以致目前的趋势是在强调各种问题在实在的各个层次都具有其特殊性的同时,远远地离开了简单的二分法。

第一个需要指出的、基本的事实是生物学的演变,它当前的贡献对解释“主体”的形成具有极大重要性。本世纪初的新达尔文主义把有机体的进化看作是两个基本因素的结果,在这两个因素中,作为主体的动物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一方面是偶然变化或突变(与今天人们越来越强调的、种群基因库的重组相对立);另一方面是环境所强加的选择,但把选择设想为保存最有适应能力的、淘汰其它无适应能力的这种简单的挑选。因此动物的行为只被看作极为次要的因素,在生命的延续中起的作用很小,没有任何本质的因果关系。今天人们则相反认为选择基本上是对现象型变化的选择,而现象型变化本身则被解释为配子染色体团对环境压力的“回答”(多布然斯基、瓦丁顿等)。但是,现象型已经包含了行为,因为这两者都是属于适应性质的。此外,今天人们按反馈、返身行为的模式来设想选择,因为有机体选择环境,改变环境,同时也受环境的影响。但对环境的选择和改变还取决于行为这个在进化行为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原始进化论的过度乐观之后被古典新达尔文主义排除的“进步”概念,又引起了一些客观的研究(赫胥黎、温彻等),其所用标准自然也是参照行为。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当植物学家越来越强调反应过程时,动物心理或动物生态在动物生物学中正起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动物心理学今天已提供了一份已经给人以相当深刻印象的从昆虫或头足纲到人类的学习和智力的各阶段图表。洛伦兹还在一项极有启发性的研究中说明了现代有关本能的理论如何可以延伸为对人类思想主要范畴的一种先验解释(洛伦兹是康德派!)。今天,根本无须采用最后这一办法,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再把“主体”看作是与自然无关的了。因为动物学和动物生态学的最普遍倾向是把行为和有机生命看作是紧密相联的并且把动物作为主体来研究。

b.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第二个基本衔接区是由方法的交换来构成的。我们说得很清楚,是“交换”,因为人们将会看到这种服务是相互的。

第一,不用说,人文科学必将越来越多地应用统计方法、概率方法,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发展起来的抽象模式。为了说明来自自然科学的逻辑-数学结构是如何为人文科学服务的,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众所周知的物理学与信息论二者关于熵的概念的不谋而合。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在热力学和语言学这两门相距如此遥远的学科间建立起联系来。可是,在建立有关信息的数学理论并把用以标志信息增长的表现形式同“噪音”和杂乱相比较时,人们从一种基本上是形式的、有关对称的观点发现了,这些函数与在滴的问题中运用的函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性。在这种情况下,一门自然科学所获得的技术就能为解决人文科学一个中心难题直接启示所要建立的技术。

主张人文科学特殊性的人们自然会反驳说,这种例子尽管很多,却证明不了什么,自然科学化的思想在人文科学中越来越泛滥了,这在他们看来也是错误的!但是有一个回答,而且是明显的回答,因为它能使那些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接近有减弱人类和高级行为所特有的独创性的危险的人们放心。的确,而且越来越清楚,人文科学在简单地借用自然科学这个逻辑-数学技术。可是,这些目的专为人文科学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又重新波及到自然科学并在自然科学技术一直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上提供了意外的解决办法,换言之,如果说有一股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的话,那么,也有一股相反的倾向,即某些自然程序的人文科学化!

信息论恰好是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因为它从热力学得到了它的形式启示之后,反过来又影响到热力学的解释,其影响之大,竟使路易·德·布罗伊把熵问题同信息问题的接近看作是近几十年来最富有成果和启发性的接近之一。另一方面,随便打开一本当代生物学书籍都会不断地看到各种信息问题,从adn(脱氧核糖核酸)螺旋体顺序排列中发生信息的编码,直至保存取得的结果或“储存”问题(单是储存这个词或许就足以表明上文所说的基本过程人文科学化),而储存大概是以arn(核糖核酸,它在整个渐成期直至表现型顺应中都起主要作用)的完整为前提的。

另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被纽曼和莫尔根斯坦按经济计量学的需要而调整的“博奕”或决策论。这项技术对研究人类的行为的用处越来越大(从泰纳的知觉到布瑞兹维兹的道德行为),而同时它在自然科学中也引起了反响。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热力学中有名的马克斯韦尔魔鬼问题。四十多年前斯齐拉德已经就这个问题提供了充满希望的修正,今天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信息费用”这个概念作出合理的理论。第二个例子属于生物学,生物学中还不断出现经济学的问题。阿什比最近证明,人们可以把一种最简单的生物或神经调节模式建立在“策略”和属于博奕论的记入表的基础之上。

今天,整个控制论构成从物理学过渡到生物学的主要环节。它探讨的既是上面所说的信息问题又是导向问题。从导向问题这个观点看,控制论或许并不直接来自人文科学,人有时更经常考虑的是引导他的机器装置而不是引导自己。但人有时也会想到考虑自己的行为,而人的这种自我引导对控制论的构成曾发生过作用这一点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在这方面,只要想一想目的性概念的演变就可以了。事实上,人们都相当清楚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比较生硬的目的论,它包含着一个由人的意愿行为启发的、并因此被笛卡尔和古典机械论称为拟人化的概念体系。但是,如果目的性概念仍然模糊不清的话,目的论所提出的功能效用顺适问题、预测问题等等也就依旧原封未动。可是,在发现“目的性机械等同物”并在制定因其合理性而与一般目的论有所区别的“目的学”(telenomie)的同时,控制论就为人文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反作用(在特殊情况下对整个生物学的反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c.有些学科人们不确切知道究竟应该分在自然科学还是分在人文科学,控制论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例子。然而,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也是目前越来越有利于连续性的第三个论据。

首先应该指出,人们惯常拿来与人文科学对立的、并被归入理学院的学科,一般都被称为“精确的和自然的”科学。那么,“精确的”这个词到底能有什么含义呢?人们常把它应用于物理学,因为有数学物理学。但是显而易见,任何实验科学包括理论物理学都永远只能是近似的。因此“精确的”这个词主要适用于数学。但数学是“自然的”吗?如果人们仅仅想说数学适用于自然,那

么应该回答说数学同样适用于人类。如果不是这样想的话,数学就不是仅仅从物理实验中抽取得来的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因为它已远远超越物理实验并且经历了物理实验所没有经历的内在必然性。因此我ffl说数学是精确的就意味着它与逻辑连为一体。但是逻辑如果没有人的话,即使扎根于生物组织的必然性之中,它又会是什么呢?

说到逻辑本身,问题就变得尖锐了。当前形式下的逻辑学是一门同数学紧密相联的公理和算法学科。它在理学院讲授时的名称通常是数理逻辑学。按照这个名称它就属于精确的与自然的科学,而且除了它在纯数学领域的应用之外,还常常应用于物理学直至生物学(沃德哥)。从这样一个观点上看,它只是一项可以与群论或普通代数相提并论的运算技术,因此构成一种似乎与人文科学不再发生关系的“无主体逻辑”。不过在作为理论的、科学的或科学理论的逻辑领域里,人们已经不能把逻辑和逻辑主体完全分开。一方面,逻辑语言或一般句法要求一个元语言或语义系统,而这一般的语义学则与主体人有关。另一方面,出自哥德尔(1931)定理的种种有关形式化界限的论述也提出了主体问题。因为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无法同时使一切形式化,为什么必须有一种从较“弱”理论进到较“强”理论的建构主义而绝不能单单满足于初始时的基础。

但尤其是在逻辑学家的逻辑之外还有一般主体的逻辑。当然,如果逻辑是一个公理体系,那么它完全应该是对先于它的、有一定性质的、需要公理化的实在的公理体系。然而,这项给定并不还原成主体的意识要素,它是属于主体在其行为和推理中所使用的运算结构,而主体对这结构却只有部分的意识。例如,在前科学的编码中使用着一些“自然数”,随后算术大大地超过自然数,把自然数变成了理论。与此相同也存在着自然逻辑结构(分类、系列化、对应等等),这些结构是主体在其自发的活动中建造的、利用的,同时也是逻辑学家本人在其形式化的工作中所运用的。

可是主体的这些逻辑-数学结构也是发展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本身在其认识社会学领域中所研究的结构。这就不可能把逻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开了。因为逻辑学家的逻辑是主体在其实际运算中运用的被大大丰富和形式化的逻辑的延伸。逻辑的结构根源和运算根源所具有的这种人性特征是如此深刻,以致今天人们可以在总协调之内,以及在产生运算的感觉-运动动作之内,一直上溯到神经协调中。麦克居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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