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附录:论地中海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章

作者:卡尔·波普尔

on a little-known chapter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院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被选为第一名加泰罗尼亚国际奖获得者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一次伟大的经历:这是新设立的奖金,它的设立对于加泰罗尼亚具有明确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我现在站在诸位面前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向加泰罗尼亚管理区、加泰隆地中海研究院、它的院长和官员、它的顾问委员会以及所有其他有关人士表示谢意,感谢他们认为我和我的工作配得上这一荣誉而授予我如此巨大的荣誉。致谢的任务容易完成,因为既然我觉得非常感激,我很容易说这样的话:确实多谢你们,感谢你们赏识我的工作,感谢你们的好意,感谢你们大家的慷慨。也感谢你们为准备这次庄严的仪式进行的一切工作,付出的一切努力和时间。我也想感谢你们所有莅临这个伟大场合的人。最后,让我表示对加泰罗尼亚人民的谢意。

我的第二个任务要困难得多。我的任务是向你们发表演说。但是,我在短暂的演说中做出对你们的充分的报答,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很想这样做。我在准备这次讲演时,我觉得这种不充分是沉重的负担;我感到选定一个主题非常困难。我应当向你们谈一谈像科学知识的理论这样的抽象题目?还是谈一谈民主?但是民主是你们可能和我一样认识到其价值的事物,因此你们可能不需要我谈这个问题。如果可能,我认为,我应当谈一谈关于地中海的趣事,以表示对你们地中海研究院的尊重;但是关于地中海我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因此在我心目中我看到自己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是站在严厉的法官面前的一位八十七岁的老者,而不是优秀的演说者——很像站在宣告他的死刑的501名严厉的雅典法官面前的苏格拉底。

当我考虑到这样远的时候,突然知道了什么应当是我的讲演的主题:“雅典奇迹和雅典民主的起源”。这是适当的主题,因为它成为希腊的奇迹,后来又成为地中海的奇迹,地中海文明的奇迹。这个题目把民主的主题和地中海文明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它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你们谈一谈我自己对之做出了贡献的题目——这个贡献我以前没有充分地展示。

我们的文明,在本质上是地中海文明,它源自希腊人。这个文明诞生于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的时期,它诞生于雅典。

雅典奇迹是令人吃惊的。在从约公元前600年梭伦[solon]起的一个短暂时期中,进行了和平的变革。梭伦使受剥削的雅典公民摆脱了债务的重负,禁止使任何雅典公民因负债沦为奴隶,从而挽救了这个城市。这是第一部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拟定的宪法,人们从未忘记它,尽管雅典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自由从不是牢固的而总是受到威胁。

梭伦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是我们所了解的第一位雅典诗人,他在诗中解释了他的目标。他谈到“eunomia”或者说“好的政府”,他把这解释为平衡公民的互相冲突的利益。无庸置疑,怀着伦理的和人道主义的目标制定宪法这是第一次,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第一次。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叔本华「schopen-hauer]归纳为下面简单形式的普遍正确的道德规则:neminemlaede imo omnes,quantum potes,iuua!即:不要伤害任何人,但要尽力帮助所有人!

像两千年后发生的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一样,梭伦的革命唯一想到的是公民的自由:两场革命都忽略了买来的奴隶的奴隶制。

在梭伦之后,雅典的政治决非稳定。几个主要家族在争夺权力,在做了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梭伦的一名亲戚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的君主或僭主。他的巨大财富来自位于阿提卡外面的银矿,他把他的财富大量用于文化目的,用于稳定雅典的梭伦改革。他盖了许多美丽的建筑,设立了一些节日,尤其是一些戏剧节;雅典的悲剧演出的创始也归功于他。如我们从西塞罗[cicero]那里所了解的那样,他组织人们写下了荷马的著作,《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以前它们似乎只作为口头传说存世。

我的讲演的主要命题是,这是具有最深远后果的行动;这是在我们的文明史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事件。

许多年来,自从我撰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来,雅典奇迹一直是强烈地吸引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时时缠住我不放。是什么创造了我们的雅典文明?是什么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暂时期中使雅典发明了艺术和文学、悲剧、哲学、科学和民主?

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很不充分。这个回答是:文化冲突。当两种或更多的不同文化相接触时,人们认识到他们长久以来认为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不是“当然的”,不是唯一可能的风俗习惯,既不是上帝所颁布的,也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他们的文化是人及其历史的杰作。从而它开辟了充满种种新的可能性的世界:它打开了窗子,放进了新鲜空气。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规律,解释了许多东西,它在希腊历史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确实,在《伊利亚特》中,尤其在《奥德赛》中,荷马的主要主题之一正是文化冲突这个题目。文化冲突当然也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一个主要题目。它对于希腊文明的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这个解释并不使我满意。有很长时间我感到我不得不放弃。我觉得,像雅典奇迹这样的奇迹是无法解释的,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它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它尤其不能由写下了荷马的著作来解释,尽管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以前,在其他地方,曾写下了书,尤其是伟大的书,却从未出现可与雅典奇迹相比的东西。

但是有一天我再次阅读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申辩篇》——我所知道的最优美的哲学著作。重读了人们频繁讨论的一段文字后,我有了一种新的想法。这段文字[26d-e]暗示,公元前399年雅典有一个生意兴隆的书籍市场,无论如何,在这个市场经常出售旧书(像安那克萨哥拉的书《论自然》),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手。旧喜剧大师欧波利斯[eupolis]甚至(在坡吕克斯[pollux]援引的一个片断中,见他的《词类汇编》「onomasticon」ⅸ,47;参看ⅶ,211)提到五十年前的一个书籍市场。那么,这样一个市场会在何时出现,它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十分清楚:只是在庇西特拉图让人写下荷马的著作后出现的。

慢慢地,我逐渐明白了这个事件的全部意义:画面开始展开了。在荷马史诗被写下之前,也有书,但是没有低廉的书在市场自由出售:甚至在它们所存在的地方,书籍也是非常珍奇的东西,没有商业性的复制和发行,而是(像赫拉克利特写的书那样)被保存在神圣的地方,在祭司的管制下。但是我们知道,在雅典,荷马很快家喻户晓:人人都读荷马的书,多数人熟记了他的史诗,或者至少熟记了一些段落。荷马史诗是第一种大众娱乐!主要在雅典是这样,我们又可以从柏拉图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在《理想国》中抱怨这种危险的娱乐,而在《法律篇》中他讽刺斯巴达和克里特缺乏文学兴趣:他指出,在斯巴达,人们知道荷马的名字——只是知道而已;他又指出,在克里特,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过荷马。

荷马在雅典的巨大成功导致了有些商业性的书籍出版:我们知道,人们向一组组识字的奴隶口授书的内容,他们在纸莎草纸上写下来;把纸页收集到“卷”或“书”中,在称作“乐池”[orchestra」的地方的市场上出售。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最简单的假定是作为富人的庇西特拉图本人不仅让人编辑了荷马的书,而且让人抄写和发行。由于奇妙的巧合,大约六年前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报导,说纸莎草纸从埃及向雅典第一次和数量相当多的出口开始于庇西特拉图仍在雅典统治的一年。

自从庇西特拉图对举行荷马史诗公开朗诵会发生兴趣以来,他开始发行新编辑的书,这似乎很有道理;它们受到的欢迎导致其他出版者的出现。

其他诗人撰写了诗集,随后人们又写出了悲剧和喜剧。这些书都不是故意为出版而撰写的,但是出版一成为雅典的既定惯例,随即就出现了怀着出版意图而写的书,在城市广场[ago-ra]的书籍市场(biblionia)成了既定惯例。我猜想第一本故意为出版而写的书是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著作《论自然》。阿那克西曼德的著作似乎从未出版,尽管似乎吕刻昂学园有一本抄本——也许是一本摘要——阿波罗多罗斯后来在一家雅典的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抄本——也许就是同一本抄本。因此我认为荷马著作的出版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第一次出版,实际上是出版的发明。它不仅使荷马史诗成为雅典的圣经(biblion)——还使他的史诗成为第一个教育工具、第一本识字课本、第一本缀字课本、第一本小说。它使雅典人有了文化。

这对于雅典民主革命的确立——把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逐出雅典以及制定一部宪法——是十分有意义的,从在这第一次书籍出版的约五十年后建立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一项独特的制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是指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因为在一方面,这项制度含蓄地假定公民能够写字———他能在陶片上写他认为危险的受到爱戴或者杰出的公民的名字。这些公民是雅典人认为能导致暴政的人。另一方面,陶片放逐法的制度表明,至少在驱逐僭主希庇亚斯后的第一个世纪中,雅典人把防止暴政看作他们的民主国家的中心问题。

当我们认识到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并不把放逐看作惩罚时,这种观念就显得十分清楚了。通过被放逐,公民的名誉仍保持清白,他仍保留自己的财产,甚至一切权利,除去留在这座城市的权利外。这个权利他最初失去十年,后来又失去五年,尽管他可以被召回。在某种意义上,陶片放逐法是一种称赞,因为它承认某个公民是杰出的,一些最杰出的领袖遭到放逐。因此这种观念是: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尽管我们十分赞美领导,我们必须离开任何特定的领袖也能行;否则他可能使自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一点。应当注意到,陶片的放逐法行使的时间不长。第一个已知案件发生在公元前488年,最后一个发生在公元前417年。所有这些案件对于遭到放逐的伟人来说都是悲剧。这个时期几乎与雅典悲剧的最伟大作品的时期,与埃斯库罗斯、素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时期相巧合。欧里庇德斯后来自我放逐。

因此我的假定是,欧洲的第一次出版是荷马史诗的出版,这个幸运的事实导致希腊人对荷马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的热爱,导致识字的普及以及雅典民主。但是我认为还不止于此。荷马当然以前就著名,有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所有瓶画都曾是他的作品的图解。许多雕塑亦然。荷马自己就是用语言描述如此众多的生动有趣的场面的细致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所指出的,这向雕塑家和画家提出挑战,激起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不同的媒介仿效他。随着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详细知识更广泛的传播,这种挑战就愈加强烈。因此阅读能力对艺术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荷马史诗的主题对雅典悲剧作者的影响显而易见;甚至在他们使用非荷马史诗主题的不多的例子中,他们仍继续选择可以设想他们的观众所熟悉的主题。因此我确实可以断言书籍市场的文化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雅典文化奇迹的所有成分都无疑受到这个市场的巨大影响。

但是,加在这一切论据之上,我们有一种历史实验。仿佛以更大规模重复了书籍出版的发明的伟大发明,是庇西特拉图发明书籍出版的两千年后古登堡对书籍印刷的发明。有趣的是,即使是在欧洲北部做出了这项发明,获得这项技巧的大多数印刷商却迅速地把它带到南面的地中海——带到意大利。在那里,它们在那场称作文艺复兴的伟大的新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场运动包括新的人文主义学术和最终改造了我们的整个文明的新科学的发展。

这场运动的规模比我称作“雅典奇迹”的运动要大得多。它首先是以规模大得多的书籍印刷为基础的运动。1500年,阿尔杜斯「aldus]发行了一千本的印刷版本。显然,正是印刷版本的规模是这场新革命的要点。但是在其他方面,在比如公元前500年始于雅典并从那里传到地中海的事物与在1500年发生在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惊人的类似或者相像。新人文主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更新雅典的精神,他们为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及取得成功感到骄傲。

像在雅典和后来在大希腊一样——尤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但实际上在整个地中海——科学的,尤其是宇宙论的思考在这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们,例如康曼迪诺「commandino],成功地恢复了欧几里得「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帕普斯[pappus」和托勒密[ptolemy],还有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的已佚著作,这导致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revolution],因此也导致了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如果把我们自己的文明正确地描述为第一次科学文明,那么他完全来自地中海,我认为,来自雅典的书籍出版和雅典书籍市场。

在所有这一切中,我忽略了阿拉伯人的贡献,这是很不正确的,他们把印度数系带到地中海。当他们到达地中海时,他们给予了许多,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即使不比他们所给予的更多,至少也是一样多。

女士们、先生们,我简短地重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除去一个小小的然而我认为很有意义的贡献外是众所周知的:从一开始书籍尤其是出版的书籍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弛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

但是我不想以书籍结束这次讲演,无论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有多么重要。十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一种文明是由文明的男女个人,是由希望过美好生活和文明生活的个人所组成。书籍和我们的文明必须对这个目标做出贡献。我相信它们在十分成功地这样做。

我感谢你们到场,感谢你们注意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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