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历史哲学的多元取向

作者:卡尔·波普尔

可称作历史哲学的学科始终围绕着三大问题:

(1)历史的情节是什么?

(2)历史的用途是什么?

(3)我们应如何编写历史,或者历史的方法是什么?

从荷马和圣经直至现代,人们对这三个问题或含蓄或明确地做出了种种回答。这些回答的变化之小令人吃惊。

圣经和荷马著作中对第一个问题——“历史的情节是什么?”——的最古老的回答是有神论的。这个情节只能隐约地觉察,因为它来自上帝或诸神的意志;尽管它也许不完全无法探测,然而要探测它也并非易事。无论如何,在种种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奥秘。它与报应和惩罚有关;与一种神性的天平,正义的天平有关;尽管只有目光最敏锐者才能看到做出公平的裁决。

这架天平如果受到搅扰,就像钟摆一样摆回,它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中起着作用,希罗多德在特洛伊战争中看到人们从西方移到东方,而这说明了波斯战争的摆回,在那些战争中人们从东方移到西方。两千三百年后,我们在托尔斯泰[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发现了恰恰相同的理论:拿破伦〔napoleon」移向东方进入俄国换来了俄国人移向西方。

无可否认,希罗多德和托尔斯泰都未提供初看起来像有神论的东西,但是有神论背景——或多或少被抑制的关于神性的正义天平的理论——是确定无误的。

这毕竟符合欧洲思想的整个框架,它的本源基本上是神学的,它固守着它的理论的根本方案,甚至在革命的时代,甚至在这科学兴起的现代也是如此。

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反对上帝的更早的、自然主义的革命已经用“自然”的名称取代了“上帝”的名称。几乎其他一切都未加变动。神学、上帝之学,被自然的科学取而代之.上帝的法则被自然的法则取而代之;上帝的意志和力量被自然的意志和力量(自然力)取而代之;上帝的设计和上帝的裁决被自然选择取而代之。神学的决定论被自然的决定论取而代之,即,上帝的全知全能被自然科学的全知全能取而代之。

黑格尔和马克思又用历史女神取代了自然女神。因此我们得到了历史法则,历史的力量、威力、趋势、设计与规划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全知全能。反对上帝的罪人被“妄图抗拒历史前进的罪人”取而代之,我们获悉不是上帝而是历史将是我们的法官。

但是上帝——自然——历史的序列,和相应的世俗化的宗教的序列并不就此而止。黑格尔的(宣称的)发现,即价值毕竟只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在上帝身上,价值与事实是一回事)导致了事实的神化——关于人类生活与行为的现存的与真正的事实(恐怕包括仅宣你的事实)的神化——因此又导致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的世俗化的宗教。由于人类行为包括言语行为,我们又被进一步导致对语言事实的神化。求助于这些事实或宣称的事实的逻辑的和道德的权威似乎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的最终智慧。

关于在历史中有一个情节的理论——无论这个情节是有神论的还是反有神论的——是我用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这个名称所称呼的事物。这个名称遭到了人们的攻击,那些人认为名称很重要,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强调地说,名称对我并不重要,它只是个标签;我向来不在词语的问题上争论:在我看来,词语完全不重要——它们只是真正需要说的事情的工具。

我对历史决定论情节理论的批评也因过时而遭到攻击。人们说,历史决定论者已经没有了,因此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呢?

十分正确,尤其是最近,没有什么人公开捍卫历史决定论。甚至汤因比[toynbee]教授的追随者们,在这方面如果不是被击败的话,也是不那样夸夸其谈了。然而,我仍几乎觉得仿佛淹没在历史决定论的洪流中。我不断地听说我们正生活在原子时代,生活在太空时代,生活在电视时代,生活在传播媒体时代。我不怀疑,最近对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攻击至少部分地由于这样的信念,即在我们具有大众传播的新手段和复印机与其他照相复印本的新时代,书籍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也不断听说我们所处的专业化时代,同时还听说新的抽象的革命艺术时代——顺便说一句,自从四十七年前,即1920年,我看到在魏玛的包豪斯[bauhausin weimar]展出的实际上它的所有变种以来,这种艺术一直未发生变化,而当时它是反对停滞不前和恪守传统的革命运动。然而,作为生活在既是专业化又是抽象艺术的时代的结果,我听说有一位专家夸耀自己只专门研究自1930年以来的美国抽象艺术史。这样,包豪斯的早期阶段就不属于他的专业。

在我看来十分清楚,所有这些所谓的运动与倾向,时代与时期,都是历史决定论情节观念的产物。然而,我仍感到停滞不前的危险,包括让我自己的思想停滞不前的危险。因此我觉得,指责历史决定论的话我说得和写得已经足够了,现在我不想再说什么指责它的话了。

相反,我要试图重新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尽管只是非常简捷地看一看——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一个情节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是“是的”。自从批评性讨论和写作发明以来,兴起了可称为知识增长的事物,这种知识及其增长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换言之,存在着知识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情节。

只是在最近——大约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科学知识这个独特的事物,在人类生活中变得明显重要了。但是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两件很概括的事情。一件是,我们正是在拥有知识上最明显地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另一件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动物的进化,即,我们知识的增长是动物进化的一种延续,尽管是以全新的手段。

这样看待我们的历史的方法既是明显的又是极其片面的。四百年前,知识的增长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位极可疑的预言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个方案,它很快变成了典型的智力时尚。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个时刻,它看上去不仅像一个情节,而且像一种普遍的情节,人类历史的主要情节,也许是生命进化的主要情节。

历史学家传统上对科学史所知极少,在这方面这是十分有趣的。因此1945年我在《开放社会》一书中指出,在阿诺德·汤因比的六卷巨著《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中,完全未提科学史,那时此书已出版。在另一位很著名的历史学家所写的1938年首次出版的另一部有名的巨著中,可以发现下面一个奇怪的句子:“……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被伽利略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断言所彻底变革”。

我读到这个句子时感到很惊讶,因为众所周知,伽利略只是重申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学说。曾有一会儿我想,“断言”[assertion]一词也许在这儿的意思是“重申”[re-assertion]。然而,下一句话和其他几段文字向我表明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真地错把伽利略当作哥白尼或者相反。因为下一句的开头是毫不含混的词语“在伽利略的发现之前”,这是重新提及“伽利略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断言”这个句子的短语。可以成倍增加这类例子,但是我不把抱怨“两种文化”当作我目前的任务。

顺便说一下,几乎一切有创造性的科学家都对他们问题的历史知之甚多,因此对历史知之甚多。伦们不得不这样:不理解它的历史,就不能真正理解一种科学理论。

十分清楚,历史学家很快又会合乎情理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对科学及其历史有所了解;他们会发现,不懂一点科学,他们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最近的历史,尤其不能理解政治或外交史。例如,在丘吉尔[churchill]的《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world war]中,我们发现了对雷达发展的充分论述。根本无法忽略它。

但是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普遍情节[the universalplot]的问题。

我认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产物或人工制品,它可望终有一天会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角落导致和我们的祖先、制造氧气的植物或建造岛屿的珊瑚所导致的同样大的变化。这些明显由我们自己所制造的新产物是我们的神话、我们的思想、尤其是我们的科学理论: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论。

确实,我们可以把这些神话、这些思想和理论看作人类活动的一些最独特的产物。像工具一样,它们是在我们皮肤外进化的器官。它们是体外的人工制品。

因此我们可以把尤其是称作“人类知识”的事物看作人的这些独特产物之一。在这里我们是在其客观的或与个人无关的意义上理解“知识”这个词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被包含在书籍中,或储蓄在图书馆中,或在大学中讲授。

当在此谈到人类知识时,我心中通常将想着“知识”这个词的这种客观的意义。这允许我们把人们制造的知识看作类似于蜜蜂酿造的蜜:蜂蜜由蜜峰酿造,由蜜蜂储藏,由蜜蜂消费;消费蜂蜜的个别的蜜蜂一般不会只消费它自己所酿造的那一点蜜:蜂蜜也被根本未酿造蜜的雄蜂所消费。

总的来说,这一切对于制造氧气的植物和制造理论的人都适用,只有轻微的差异:我们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制造者而且是消费者;若要继续制造理论,我们就不得不消费别人的理论,有时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理论。

因此人类知识的增长继续了其他有机体的进化;但是就它几乎完全是体外的并由传统来流传而言,它是新事物,是人类历史所特有的。

我在此试图对我们第一个问题做出很简短、很概括的回答,这个回答似乎是一无论的而非多元论的回答:仿佛我要说,知识的增长,因而也就是科学史,是一切历史的心脏。

这距我的意图甚远。无可否认,现在所有人的生活都深深受到科学的影响。但是科学本身与宗教神话密切联系。我想提出,没有赫西奥德[hesiod]的神谱,就没有欧洲的科学。尽管人人都受到知识增长的影响,然而对它做出贡献的人却实在少得可怜。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有着电影和唱片的现存诸神的新的宗教。星星和小星对希腊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来说曾是神,明星和童星对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又成了神。宗教史——或种种宗教的历史——至少和科学史一样重要。文学史和视觉艺术史,当然还有政治和军事力量史,法律制度史和经济变迁史——这些也都如此。

此外还有经济史和建筑史的相互关系,和宗教史、文学史与艺术史的多重关系。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多元论:有大量的文化问题,大量趣味,也许最重要的是大量个别特征和大量个人命运。

现在我接着谈第二个问题。历史的用途是什么?

在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之前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history before historicism]的精彩文章中,乔治· h.纳德尔[george h.nadel]教授探索了对这个问题的种种回答。这些回答中主要的是他所称的历史的借鉴理论[exemplar theoryof history」:历史具有教育价值的理论,尤其是对于政治家或将军的政治教育。

纳德尔引用昆体良「quintilian」的话说,“希腊人擅长告诫,罗马人擅长运用实例,而这更重要得多。”顺便说一下,波利比奥斯[polybius]同意这种见解,但是把它颠倒过来:他提到柏拉图的要求,哲学家应成为国王,国王应成为哲学家,而且他要求,不仅行动者应成为历史学家,而且历史学家应成为行动者,因为否则他们就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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