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与卡尔·波普尔的谈话

作者:卡尔·波普尔

       conversation with karl popper

马吉「bryan magee」:卡尔·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在那里生活到三十余岁。他从不是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 cle]的会员,因为他尽管也具有他们的大部分兴趣,却不同意他们的学说。几乎可以说,他的第一本书,logik derforschung——字面的意思是“探究的逻辑”——就是反对维也纳学派的。遗憾的是,尽管它于1934年秋季出版,然而直至四分之一世纪后才有了英译本(书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thelogic of scientific dinscovery])。我不禁感到,如果此书早些在这里问世,英国整个一代人的哲学也许就是另一番样子了。

波普尔于1937年离开维也纳,在新西兰度过战争岁月。正是在那里他用英语写成了最先使他在讲英语的世界真正驰名的两卷本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这是对赞成民主、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民主的主要哲学对手,尤其是柏拉图——的主张的给人深刻印象的雄辩有力的陈述。小一些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of historicism」,论述的是理论社会科学的方法,它最初作为一系列文章与《开放社会》同时发表,可看作该书的姊妹篇。同样,波普尔最近出版的著作,《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refutations〕,可看作他最初的和基本的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姊妹篇。波普尔自从1945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国民,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任教,最近作为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退休。马吉:卡尔先生,我从上一次谈话中了解到,您认为当哲学家是需要为之辩护的事情。为什么?波普尔:是的,我不能说我为被称作哲学家而感到骄傲。马吉:这样说很怪。您为什么这样说?波普尔:在漫长的哲学史中,我为之感到羞愧的哲学辩论比我为之感到骄傲的哲学辩论要多得多。马吉:但是您显然认为,当一名哲学家即使不令人骄傲,也是值得的。波普尔:我认为我可以提出一种理由——有些像为哲学的存在而作的辩护,或者何以存在思考哲学的需要的理由。马吉:那是什么?波普尔:那就是,人人都具有某种哲学:我们大家、你、我和每一个人。无论知道与否,我们都认为许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不加批评的假设常常具有哲学特点。有时它们是正确的,但我们这些哲学更经常是错误的。我们是对是错,只有对我们不加批评地认为理所当然的哲学进行批评性检验才能弄清。我认为,这种批评性检验就是哲学的任务及其存在的理由。马吉:关于需要进行批评性检验的末加批评的哲学信条,您会举出什么当代的例子呢?波普尔:我想到的那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是这样一种观点,当社会上发生某种“坏的”事情,某种我们讨厌的事情,例如战争、贫困、失业时,那么它一定是某种坏的意图、某种阴险企图的结果:有人“故意”这样做;当然,有人从中获益。我把这种哲学假设称为社会阴谋理论。它是可以批评的;我认为,可以表明它是错误的: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我们的行动的非故意的、未预见到的结果。

社会阴谋理论是产生了批评性审查的需要的那许多未加批评的哲学之一。我认为,它们构成了当哲学家的一种理由。这些错误的哲学很有影响,应当有人讨论它们、批评它们。马吉:您能再举些例子吗?波普尔:这样的例子很多。一种很有害的哲学可用下面的话来系统阐述:“一个人的见解总是由他的经济或政治利益所决定的。”这常常被人以下面的方式仅仅应用于他的对手:“倘若你不与我持同样的观点,那么你一定受到某些阴险的经济动机的支配。”这种哲学十分糟糕的是,接受了它,就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讨论。它导致对弄清事物的真理的兴趣的败坏。因为人们不再问这样的问题:“这件事情的真理是什么?”而仅仅问:“你的动机是什么?”这显然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一种类似的哲学也很有害,当前极具影响,可系统阐述如下:“只是在基本原则上意见一致的人们之间,理性讨论才是可能的。”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们也会认为,对基本问题的理性讨论是不可能的。有时,下述一种断言为这种哲学进行辩护:“首先,只有我们接受一种广泛的共同的假定框架,才可望在理性讨论中取得一致。”这种哲学听上去似乎十分有理和合理,但具有可怕的后果。因为它把人类分裂为群落——文化群落——在它们之间不可能进行讨论,而只有战争。这不仅是一种拙劣的哲学,而且我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哲学——一种可以驳倒的哲学,尽管不是我在几分钟内即可驳倒的哲学。但是我认为,它的存在和它的巨大影响是当哲学家的理由之一。马吉:那么您的观点就是:在我们都持有哲学理论并对它们起作用的意义上,我们都在当哲学家。但是,通常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在做的是不加批评地承认一种理论是正确的。波普尔:是的。马吉:您说,这些理论有些是正确的,而有些不仅错误而且有害。您说哲学的真正任务是批评地检验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哲学偏见,并在需要纠正之处纠正它们。波普尔:正是如此。顺便说一下,我不认为纠正专业哲学家们的言论的需要是哲学存在的充分理由。马吉:这与穆尔[moore」的观点恰恰相反。他曾说,世界本身并不向他提出使他想从哲学观点思考的问题——只是其他哲学家所说的难以接受的话才使他成为哲学家。波普尔:我认为这导致了有些像哲学近亲繁殖的事物。它会造成哲学的专门化,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现在我认为可以提出强有力的理由反对科学中这种过于时髦的专门化;而反对哲学中的专门化的理由更强有力。马吉:您提到现代科学——我推测您在这方面有一些训练,对吧?波普尔:是的。我确实在数学和物理学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研究,我最初的教员职务就是这些学科的中学教员。但我从不是一名专家,我总是致力于令我最感兴趣的东西。在物理学方面我只是业余爱好者,决不是专家。我为取得数学教师资格而撰写的论文是论几何公理的,后来我便致力于概率论的公理化。马吉:那是您的研究领域的中心吗?波普尔:这很难说。也许我可以说我的研究集中在科学的方法上,尤其是物理学的方法上;或者用更时髦的字眼来说,科学哲学。但是,还有许多其他事物令我感兴趣。马吉:您第一部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波普尔:我认为,中心思想是,鉴于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对科学的作用和对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所有较早的描述都是错误的。马吉:如何错误呢?波普尔:普遍持有的观点是,科学或者科学知识是一种特别可靠或者很确定的知识;还有,它是观察与实验的结果。观察与实验使我们作出一种假设。它再三受到检查和检验后,就被承认为确定的、被证明了的科学理论。简言之,这是公认的观点。我看到,由于爱因斯坦对牛顿的理论——人们曾提出并接受的最成功、最重要的理论——的挑战,它已站不住脚了。马吉:是什么使您给予牛顿的理论那种独特的地位?波普尔:牛顿使我们第一次对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有所了解。我们第一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有了正确理论。因为牛顿的理论允许我们对种种新的结果做出最详细的预言——例如对开普勒的定律的背离——这些预言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这个理论最伟大的成功当然是海王星的发现:它把失败的威胁转变为胜利。马吉:您能说得再详细些吗?波普尔:对天王星的观察表明与由牛顿的理论得出的预言有某些轻微的不符。后来英国的亚当斯[adams]和法国的勒威耶[leverrier]指出,这些明显的不符能够以存在一颗尚未观察到的外行星的设想为根据而得到说明。两人都计算了这颗未知行星的位置,它旋即被柏林的伽勒「galle]发现。我认为这是人类曾取得的智力成就的最惊人、最令人信服的成功,尽管必须承认自那以来类似的成功预言已不鲜见。无论如何,在这次伟大的成功之后,很少有人怀疑牛顿理论的正确性。通常的观点是,它是通过以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推理而确立的。但现在爱因斯坦提出了一种竞争的理论。关于这种新理论的优点,人们当时的看法大相径庭,现在仍然不同:一些物理学家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坚持牛顿的理论。马吉:您赞成哪一种?波普尔:我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胜过牛顿的理论;但这确实不是我的要点。马吉:哪个是……?波普尔:那就是,可宣称其支持牛顿理论的所有观察证据,也可以宣称其支持爱因斯坦的迥然不同的理论。这确定地表明,当我们认为可以说牛顿的理论是根据证据确立的或通过归纳证明的时,我们完全是错误的。它进一步表明没有任何理论可宣称是通过归纳确立的。因为在理论与观察证据之间,不会有比我们就牛顿的理论而言所拥有的更令人难忘的一致了。倘若连这都不能通过归纳确立理论,那么显然无论什么都做不到这一点。马吉:那就是您放弃归纳理论的原因吗?波普尔:是的,在根本上,逻辑情境极其简单。无论多少对白天鹅的观察都不能确立所有天鹅皆为白色的理论:对黑天鹅的第一次观察就可以驳倒它。由于牛顿理论十分详细预告的非常精细的量度,对这种理论的观察上的支持当然令人难忘得多。但是第一次真正的不符就可以驳倒它。马吉:当然,这样的不符确实出现了——与水星有关,除非我说错了。波普尔:是的,但是这种不符极小,也许可以(如迪克[dicke」所指出的)在牛顿的理论之内加以解释。我的观点不是牛顿的理论已被驳倒,或者它明确地被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取代;而是由于爱因斯坦提出了他的竞争的理论,我们了解到,甚至最伟大的预言性成功,甚至最严格的检验,也不能通过归纳确立一种理论。这意味着我们的科学观的决定性的改变;它意味着我们对科学知识的看法是错误的;科学理论总是假设的;甚至对最确定的科学理论来说,也总有可能被更好的理论所取代。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更好的理论必须包含任何成功的、久经考验的先前理论作为近似理论。这样它也会解释它所取代的先前理论何以成功的原因。马吉:那么,您可以概括一下您得出的新的科学观吗?波普尔:首先,不可把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看作明确地确立或被证明了的。其次,科学的确定性(或盖然性)随反复的观察或实验的数量而增加的观点有根本性的错误。相反,观察与实验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检验的作用而已。这些检验越是严格,就越是重要。例如,海王星的发现曾是极严格的检验。然而它并不确立牛顿的理论。这一切使我把对理论的科学检验描述为对那种理论的尝试性反驳。一种理论只要经得起检验——只要抵御住我们驳倒它的尝试,就是成功的。倘若它被驳倒,就产生了对一种新的说明性理论的需要,这种新理论必须既解释先前理论的成功,又说明它的不成功。马吉: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被驳倒的先前理论的令人满意的继承理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波普尔:那样,我们当然会继续使用旧的被驳倒的理论,直至发现了更好的理论为止;但在使用它时应当心中有数,这种理论有些错误。会有一个未决的问题,我们应当事先知道一种新理论要被看作对这个未决问题的令人感兴趣的解决办法所必须满足的最低条件。马吉:当然,您是用解决问题的逻辑「the logic of problem- solving」与传统经验哲学进行伟大的决裂。现在我可以扼要重述这一点吗?从培根[bacon]起,关于知识进步方式的正统观点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通过观察与实验积累数据,直至某些普遍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他们根据这些普遍特征做出假设。然后试图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来证实这些假设。如果尝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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