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

后记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基本思想,大约产生于1971年。那时,每逢节假日,一些不同学科的同志凑到一起时,总要热烈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其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是最吸引人的。我们深感用现代科学方法进一步研究我们祖国的历史,认识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是时代向我们这一代人提出的一个任务。

1974年,我们写出了一份七万多字的提纲。此后,不论我们肩上工作和生活的担子怎样日益加重,我们依然时常讨论这份粗糙的提纲,兴趣不减当年。当人一旦抱定追求探索真理的信念而钻研某一问题时,周围的事务和舆论就很难改变他。我们想,不论研究工作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将它贯彻到底,获得清晰而又简洁的美感,才有可能接近科学的门槛。

1979年,我们将若干年来研究的结果写成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论文于1980年初发表以后,引起许多人、尤其是年轻朋友们的兴趣。我们陆续收到了近百封来信。许多来信除了表示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外,还希望看到更细致和更深入的分析。1980年夏秋之际,我们开始动笔写这本书。

恐怕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一旦要把自己多年来思索的观点写下来的时候,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这就是思想和概念在定型化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畸变。本来,对于读者来说,理解作者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的角度,以及作者在形成观点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往往是比读其观点更有兴味的。但是在著作中,作者只能拿出自己思想的结晶,而不能奉献孕育着这些结晶的混沌而又丰富的母液。

1981年9月,我们完成了这部书稿,当时内心的激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深知,我们的学识和能力与本书的议题及它所涉及的广阔的中外历史知识。是不相称的。我们也不打算用我们不是专业历史研究工作者,为本书的不成熟之处和尚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错误疏漏之处辩护。我们之所以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认为,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每一次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她,不论这种认识是否全面,是否更接近于科学,这种努力和探索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这本书写得很艰难,它的表达也非常吃力。我们对它并不满意。但是,使我们难以平静的是,它不仅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结果,而且还凝聚着不少同志、朋友对我们的友谊和期望。在此,我们向那些支持我们工作的学者专家们、编辑们,以及我们的同志和朋友,谨表最诚挚的谢意!

史学界前辈杨向奎先生和黎澍等同志,对我们所作的探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鼓励我们继续探索和研究有关问题。特别是包遵信同志,他不仅热情支持我们的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读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且为本书撰写序言。

林甦、李革平、鞠小夏、陈小雅等同志,为本书核实文献资料,整理绘制图表,清理检查文字,做了大量细致而又繁琐的工作。此外,在我们写书期间,她们还给我们以其他各种形式的帮助。

我们还要向全国各地近百名我们素不相识的青年表示感谢。他们或投书致意,或登门拜访,对我们的研究和探索表示了真诚的理解和支持。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同志。他们在组稿、审稿和编稿过程中,始终和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又宝贵的修改意见。没有他们的工作和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这本书虽然包含着我们多年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但是它只能算一个习作.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作为某种固化的既定观点来看待,而注意去追溯作者得到这些看偿的方法。如果读者能从这样的角度来读这本书,并能把现代科学方法贯穿到历史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那么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史学界的前辈和研究者们,对本书提出批评,这将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又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

            1982年4月于北京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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