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

第二章: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老子

2.1”大一统”之谜

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和世界上其他封建国家作一个对比,首先使我们获得难忘印象的就是它的“大一统”。是的,除中国封建大国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经历的封建社会都是以分裂割据状态存在的。

欧洲本土在中世纪时,碎裂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细小部分。仅在德国,就有巴伐利亚、奥地利、萨克森、符腾堡、勃兰登堡、科隆、汉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二、三十个公国、伯国、侯国、主教国家以及城邦。在这些拥有颁布法律、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的权力的国家中,又有一群各成独立经济单位的庄园和市镇。有的历史学者用“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来形象地比喻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地图。这个比喻对日本和印度封建社会也同样适用。1467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时,以细川氏纠集二十四个国家为一方,山名氏纠集二十个国家为另一方,展开激战。直到1582年尾张国的织田信长才统一了当时六十八个国家中的三十个。日本列岛三十七万二千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竟有六、七十个封建小国。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之间,北印度有拿回普塔族建立的诸王国,德干及南方也是小国林立,极南太密尔地方还有达罗毗荼人的槃耶、迦勒拿、朱罗三大王国。这是一幅何等混乱的历史图画啊!

虽然,世界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版图辽阔的统一的封建大国。如公元800年建立的查理曼大帝国。又如阿拉伯人在圣战的旗帜下东征西讨,公元732年建立了横跨欧、亚、北非的穆斯林帝国。日本公元七世纪实行大化改新,也曾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但是,无论是查理大帝、穆斯林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还是仿效唐带糊口本皇子贵族,他们统一的业绩不过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虽说惊人,但十分短暂。查理曼帝国的寿命几乎和查理大帝的寿命一样长。843年“诚笃者”路易死后,这个封建统一大国就解体了。大食倭马亚王朝也不过经历百年左右就衰落了。而日本在公元九世纪后就陷入分裂。这些例子说明,力图克服小农经济分散性而实现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犹如超新星爆发那样,大多是一种暂时现象。“新星”爆发后不久,社会又陷入分裂割据的黑暗之中。

但是,在世界封建社会分裂割据的沙漠中,还有一块辽阔的绿洲,这就是中国封建大国的存在。自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大一统封建大国以后,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分裂和动乱,但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式。中国封建大国以它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灿烂的文明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中外历史学家,无不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如此强大的统一力量而感到惊愕。

人们不能不问:同样是封建社会,有着大致相同的生产水平——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自然经济,而中国封建国家为什么具有如此不同的形态?它依靠什么样的组织力量来克服分裂割据?“大一统”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上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古代的光荣与骄傲,但我们民族也曾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期以来,“大一统”之谜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在本书中,它将成为我们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首先探讨建立中国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由此逐步揭示它独特的结构。然后从这一结构来研究它的演化机制和其他一些特点,这样,我们试图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2.2两个生动的比喻:“马铃薯”与“混凝土”

为什么封建社会大多都取小国林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呢?从系统组织原理上讲,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一般都缺乏把各个地域联系起来的组织力量。马克思曾精辟地论述过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所以小农之间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马克思对小农缺乏组织联系的特点作了非常生动的比喻,说他们“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从互相联系的角度,即从内部通讯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小农的组织能力的。马克思还特别清楚地指出过:“…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和现代控制论原理是有一致之处的。即: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这里所讲的通讯是广义的,它包括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政治联系和文化联系,是指各地区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总过程。而一个社会的通讯发达的程度,一方面要受到生产水平——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制约,另一方面要有实行通讯联系的通道和工具,此外,要存在着执行联系功能的人。

用控制论关于通讯和组织的理论来看封建社会的分裂割据问题,是非常清晰的。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每个庄园都生产着它需要的食物、衣服、工具和其他货物,庄园中有磨坊、面包房、酿酒房和店铺,有铁匠、金匠、银匠、鞋匠、木匠、旋工等十余种工匠,还有精神文化的活动场所——教堂。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经济、政治、文化单位。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骑士和牧师,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和封建义务,他们的生活乐趣和爱好,和他们所站有的庄园是紧密结合的。这使得他们一般不可能、也投有必要建立一种超越所辖土地之上的广泛而又经常的联系网。而农奴也不能执行社会联系的功能。因为在封建庄园中,“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每个封建来邑都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地方性。而庄园之间的交通也极不畅通,道路毁坏,河流不通航,甚至在桥梁、渡口和集镇上封建贵族都设有关卡征收通过税,商业普遍衰落。这种分散的经济结构和低下的生产水平,不产生密切交往的需要,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

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古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广阔地区间经常性的稳定联系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需要区别两个概念:生产水平的高低和社会交往程度。固然一个社会地域之间联系的发达程度和生产力、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但这种稳定的联系还要取决于它的“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社会组织中是否存在着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的阶层。如在某些奴隶制国家中,生产是奴隶主对奴隶采取分工使用、集中管理的方式,这些奴隶制社会内部交往密切,并需要频繁的商业贸易。在有的奴隶制社会中,充满尚武精神的部分自由民以及官僚大贾们可以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执行着社会联系功能。因此在生产水平很低,整个社会科学技术也不发达的奴隶制度下,有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大国。著名历史学家场因比在分析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一个持久而稳定的政府时,也很重视它依靠自由民、雇佣兵及商人这些阶层来组织国家机器。在罗马共和国建立初期,基本上是由贵族充当国家官员。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管理也越来越困难,罗马帝国就从自由民和商人中召募官员。最后,自由民和商人完全取代了贵族。罗马奴隶制大国之所以能够较稳定持久地存在,是和商人、自由民执行着社会联系功能分不开的。当时,地中海的水上交通频繁,罗马官道以罗马城为中心,轮辐般通往各地。这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原有含义。拉丁文是当时通行语言,历史学家都公认罗马官道和拉丁语对维系罗马帝国稳定的重要性。从控制论角度讲,水陆交通、语言文字起着物质与精神的通讯交往的通道作用。

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比奴隶制社会进步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内部交往程度反而不如某些奴隶社会。这说明生产水平的高低与社会内部交往程度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即使是一些生产水平大致相同的封建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们社会内部交往的程度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和世界上许多封建国家不同,具有大一统的特点,正是由于它独特的结构,以及发达的内部交往和存在着特殊的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所致。2.3儒生、官僚及语言、通讯工具

为了便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在内部交往程度方面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差别,我们从执行区域之间联系功能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内各阶级、阶层的组织能力。

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生产者。马克思对欧洲小农的分析,对中国农民也同样适用。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成分,小农将组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一个个分散的宗法村社。农民是封建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劳动生产提供了封建大国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但农民不能成为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的活动很重要,但受到种种限制。和西欧封建社会一样,执行着地域间经济交往功能的商人,他们的力量相对弱小,也不是封建大国的主要组织力量。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皇室、贵族和地主。如果他们之中不分化出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只有农民、农奴、商人、地主、贵族、皇室所组成的社会一般是封建小国。秦汉帝国建立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种分裂割据的形态。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土地可以买卖了,政治结构中出现了郡县行政管理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士”这样一个特殊阶层。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十分活跃,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就描述了士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士是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官僚机构成员的最主要来源。中国封建大国的建立,是和存在着士这样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社会成分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执行着主要社会联络功能的士的组织能力如何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组织能力也相当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生动地描写了儒生从小远离家乡而老年回到故土的复杂心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于地主阶级(当然也有极少数来自于农民),优越的经济地位提供了有闲的条件,使他们可以从小饱读诗书,熟习儒家经典,游览大山名川,千里迢迢求数千名师,或在深山书院中苦读,并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一旦他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就有可能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被选拔为国家官员。应该强调的是,他们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谓学问而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的,这就使得儒生能够相对地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实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中国儒生的游学、游宦生涯,正是这些特点的反映。顺便举一个例子,著名清官海瑞是海南岛人。他1554年考中举人后,被分配到福建南平县作儒学教谕,1558年被调往浙江淳安任知县,1562年削职进北京,1563年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1564年调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司,1567年又调往南京任右通政,接着又到苏州任应天府巡抚。后来,他辞官在海南岛老家闲居十六年。1584年他又以七十二岁高龄调往南京任南吏部布待郎,上任时,路途奔波两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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