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

第三章:无组织力量及社会结构的老化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没有一个人长生不老,也没有一件东西永久长存。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古老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一条漫长的旅程。

              ——歌德

3.1历史病:官僚机构及人员的膨胀和腐化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黄帝与蚩尤在冀州之野决战。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形势十分严重。黄帝使命令一个有制服大雨本事的女儿下凡参战。果然,天女一到,大而乃止,遂杀蚩尤。但是,施展出混身解数的天女自身也被这种本事所毒化,她变为一个秃头旱魃,从此再也上不了天。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深刻的哲理:人们在解决某类问题时,采取一种看来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但对这种措施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却又显得惊人地无知。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建立了控制整个社会的官僚网,有效地控制了小农经济分散性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造就了封建大帝国的繁荣,但它也带来了特有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

一般说来,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时,官僚队伍饺小,而且较廉洁,机构效率也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机构和官员越增越多,冗官滥吏就象官僚机器中的废物那样,越积越厚。最后,造成官僚机器生锈、腐坏。

历代官僚数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至十数倍。例如公元627年,精明的唐太宗省关官职,偌大一个大唐帝国的京都—一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六百四十三至七百三十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较少。三十年后,高宗显庆年间内外官员膨胀到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到元和年间(8o6—820年),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如以当时全国纳税户一百四十四万计算,平均每七户就要供奉两个官员。宋朝官员膨胀情况更为惊人,从仁宗皇祐到哲宗元祐四十年间,就外官而论,节度使由三人增加到九人,两使留后由一人增到八人,观察使由一人增至十五人,防御史由四人增至四十二人。其他几类官吏,从景德到元祐八十余年间的增长情况,可见下表;

表2宋景德至元祐年间官僚膨胀情况(略)

根据这个表,我们可以求出这期间仅这几类官员人数平均增加了六倍。明初洪武时,文武官员为二万四千余名,一百年后宪宗时膨胀为八万余名。机构的膨胀也很快。以蓟镇为例,原为一个机构,到神宗时,把边分为镇,一镇又分为三路,各路均设机构。这样.机构为原来的十二倍,设官为原额的二十倍。

宦官系统也是处于不断膨胀之中。洪武初年宦官尚不满百人,明中叶已达一万余人。明古国时,仅宫内阁人就有七万,加上全国各地的共有十万。阉宦自成系统,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为宦官机构服务的爪牙更是多如牛毛。世宗时,第一次就裁革锦衣卫的三万余人,第二次又裁去十四万八千人。

在官僚机构申,吏员(办事人员)一般说来,大约为国家官员的十余倍。东汉时按官制定额,内外文武官员为七千五百六十七人,而吏有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吏约为它的十九倍。唐代官吏总数为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时,其中官员为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吏也为官的二十倍左右。如果王朝初期官员人数在一至三万左右,到本期膨胀数倍达五至十万左右,那么吏员也就相应膨胀为百余万人了。这确实是十分惊人的。

为什么官僚机构和人员会不断膨胀呢?我们知道,宗法一体化结构为了对整个社会实行强控制,没有足够的官吏是不行的。在王朝初期,人口较稀少,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不那么尖锐突出,而且行政效率较高,官吏数量一般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成倍地增长,耕地扩大了,城市繁荣起来了,相应的管理事务也必然会增多。因此,官僚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是自然趋势。最近,有的经济史研究者提出,以公元180年行政管理效率为基准,当时全国人口六千万,县数一千一百八十,平均每个县为五万人。“要想维持这五万人口为一单元的基本行政效率,在875年时就需1600个县,119o年需有2200个县,…185o年则需8500个县……”对这种算法,学者们争议很大。但从行政事务与人口增长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官僚机构的膨胀,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里必须指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管理人员增加的自然趋势并不是封建官僚机构和人员膨胀的主要原因。以宋代景德年间(1004~1007年)至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八十年间官僚膨胀及人口增长的情况,做一比较分析,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可制出下表:

表31oo6~1083年间人口与官员增长情况

根据这个表我们又可以画出两条曲线,如图5所示。

这两条曲线并不重合。官员增长速度远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人口增至峰值(清以前一般在六千万上下)后,就比较稳定了。而官僚的增长却如野马脱缰,并没有随人口达到峰值而停顿。这证明行政管理事务的增加不是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

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行政效率越低,又要达到强控制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机构和人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官员已比初期增加十余倍了,但由于内部摩擦和腐朽,反而出现了官员匮乏的反常现象。万历末年,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办事官员“十缺六七”。有的中央官的缺俸竟达五个月之久。内阁大学士应有五、六人,实到办公的只有叶向高一人。给事中应为三十三人,实际只有五人供事。而湖广、河南、福建告缺巡抚。另一方面,当时有上千名新录贡生长期滞留京城,向主事官员乞求任命。明末这种有官无人当,有事无人问的瘫痪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官僚机构已经完全腐败。大量官员挂官籍以支取官俸却不到职办事,官僚们因循苟且,结党以谋私利。官僚机构越腐败,所需的官员也就越多,膨胀也就越快。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是一体化调节机制日益老化、逐步丧失其调节功能的表现。这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都具有的历史病。一体化调节能力越低,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就越厉害。东晋就是这样,其地盘根小,但官员数量在比例上超过其他王朝。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历史病在每一个王朝都反复发作?它又是怎样导致宗法一体化结构逐步丧失调节功能,使封建帝国日益老化而趋于崩溃的?

3.2封建特权与低薪制

为什么封建官僚机构的腐化,就象铁在空气中生锈、刀在使团中变钝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呢?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权授给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又是来它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简言之,中国封建官僚机构是属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权力本身在剥削阶级分子那里就成为腐蚀剂。第二,为了建立庞大的官僚网,又不致于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封建政府对官员采取了两种看来是互相矛盾的政策,即按官僚等级划分的封建特权和普遍的低薪制。正是这两个特点,使得利用权力谋私利,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贿赂迎奉,拉关系,说假话,两重人格等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

确实,除宋代官僚俸禄特别优厚以外,其他各个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唐代官俸仅次于宋,以开元时为最高,大历时为最低。其中一品官与九品官的官俸差额,开元时约为十四点二倍,大历时约为六十二点五倍。唐代二品官实际所得,合米一百二十公石。开元时正九品小官实际所得合米十公石。东汉最高级的二千石大官,每月货币收入不过十八贯,折米二十八公石半,最低级的小官每月实际得米仅有一点九公石。

官员仅靠官僚生活,状况将怎样?我们可以拿开元时代一个九品官和一普通纸商的生活作一对照。当时,一个名叫陈泰的纸商,供养家人共二十口,一年约一百缗就够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大约为五千文。而一个九品官如仅凭官俸生活,年收入仅三万五千八百文左右,就是供养一个十口之家,每人平均还不到五千文。如果他家象陈泰那样有二十四,那生活就相当清苦了。即使象宠妃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权高势重,不可一世,如果他仅靠其司空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一百六十石大米。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淳安任知县时,一天忽然买了两斤肉,同僚们甚为奇怪。原来,海瑞是为母亲过生日才买肉吃的。海瑞死于任所时,甚至贫穷到不能治棺槨,由同僚们相与捐金治具。

与低薪制并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权。特权又与品级高低直接相关。唐代,只要是最低品官就可以成为不课户,免纳赋税。高级官员特权更为明显。根据《唐律疏义》,六品官以下者原则上免本人课役,五品官以上的连同居者也能沾光免课役。他们有机会朝见皇帝,向皇帝推荐用人,住房可以“得制乌头门”。各级官员子弟能上何类学校也有规定。另外,三品官可以荫曾孙,五品荫孙。宋代特权更为严重,只要当官,除优厚的俸禄之外,还有职钱、禄粟、仆人衣粮(宰相可领七十个仆人的衣粮)、茶酒厨料、炭薪、盐、马匹的刍粟、添给钱、职田等等名目,此外还有相当高的办公费。当时,节度使月俸四百贯,公用钱竟达三千至一万贯。而一亩地仅一、二贯至二、三贯钱。这简直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清代八旗中的宗室,均为世职,世代享用,并在法律上享有宽刑、免刑等特权。中国老百姓有两句俗话,一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二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和权势。

吏员虽不算国家官僚机器的正式编制,有的连薪金也拿不到。按规定来说,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但他们是封建政府的办事人员。催租催赋,摊派摇役,捕人缉拿,及处理各种民事,管理市场、关卡,都是吏员的事务。于是他们也有了相应的权力。而且吏员不受官僚那种回避乡里,几年一调转的限制,形成“为吏者传袭及子孙”,进而造成“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现象。北宋初年、全国吏员例不给禄食,但允许他们接受贿赂。熙宁三年(1o71年)开始走吏禄,当时京师诸司,每年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五年后,熙宁八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十倍,达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但吏员们受贿贪污依然如故。宋代有“吏强官弱”、“公人世界”的说法。吏员往往是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杜甫在著名的《石壕吏》一诗中,刻划了一个黄昏闯入农家、吓得老翁窬墙而逃的唐代恶吏的形象。这些人打着为国家办事的招牌,欺压百姓,揩足了油水。

这样,一方面是封建特权,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就造成一个使官僚机构趋于腐化的巨大势垒。封建特权的存在,使官僚地位成为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标。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儒生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大事。低薪制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当官。他们一旦当官,便攀就高门,扶植亲信,联络裙带,结成广泛而又牢固的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网。然后,它便开始放胆地侵吞社会财富。汉哀帝幸臣董贤,唐代名将郭子仪,北宋末年的六贼,都是家财成万上亿,奴婢成千的大富豪。清代的和坤,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据估计财产总值折银二万二千三百万两,相当于乾隆56年(179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的五倍!而他的一个家奴刘全的家产也达二十万之多。能做到况钟在《示子诗》中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的官僚,不过是儒臣的理想主义者。象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僚,是极为罕见的,而贪官酷吏则比比皆是。

尤其是官僚的荫补特权,它涉及官僚后代的利益,更是加速腐朽的催化剂。一个高官,凭借这种特权可以荫补多人,“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立襁褓,已列簪绅”。苗补特权使得那些只知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身居高位。这种人当官后,不会也不去过问政事,因此造成很多人支俸而不理事的腐败局面。清代鸦片战争时,依靠满族贵族身份当上官僚的奕山、奕经,被派到南方当靖逆将军。奕山到广东后只知收刮宝货,被称作“翡翠将军”。奕经到浙江,只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被称为“琵琶将军”(抱“肉琵琶”)。由这样的将军指挥作战,有何战斗力可言!

中国封建社会要实现一体化结构,国家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同时也就把管理土地及其他事务的权力赋予他们。而这些官员们本身又是封建剥削阶级分子,是土地的兼并者,私利的谋取者。他们获得权力,如虎添翼,可以更加便利和放肆地掠夺土地与财富。封建国家不能再造一架控制官僚机构的机器,这样,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事实上,每当出现社会问题时,封建国家总是用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加强控制。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又加速了腐化过程,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恶性循环,正如利用天女去战胜水灾,却又带来了旱灾那样,一体化在调节过程中,不断发生异化,从而使自身的调节能力逐步丧失。

3.3皇帝的调节作用与权力金字塔

人们自然地会想到:既然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化是使一体化调节能力一点一点丧失的慢性病,那么为什么不设立一种对官僚机构控制和调节的机制呢?

为了自身的存在,统治阶级总是竭尽自身的一切能力,来保持固有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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