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第20章

作者:冯友兰

新道家:主情派

在《庄子注》中,向秀与郭象对于具有超越事物差别之心,“弃彼任我”而生的人,作出了理论的解释。这种人的品格,正是中国的人叫做“风流”的本质。

“风流”和浪漫精神
 

为了理解“风流”,我们就要转回到《世说新语》(简称《世说》)上。这部书是刘义庆(403—444年)撰,刘峻(463—521年)作注。魏晋的新道家和他们的佛教朋友,以“清谈”出名。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世说》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清谈,记载了许多著名的清谈家。这些记载,生动地描绘了三、四世纪信奉“风流”思想的人物。所以自《世说》成书之后,它一直是研究“风流”的主要资料。

那么,“风流”是什么意思?它是最难捉摸的名词之一,要说明它就必须说出大量的含义,却又极难确切地翻译出来。就字面讲,组成它的两个字的意思是“wind(风)和stream(流)”,这对我们似乎没有多大帮助。虽然如此,这两个字也许还是提示出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意味,这正是“风流”品格的一些特征。

我承认,我还没有懂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义)或romantic(罗曼谛克)的全部含义,但是我揣摩着,这两个词与“风流”真正是大致相当。“风流”主要是与道家有关。我为什么在本书第二章说,中国历史上儒家与道家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也是原因之一。

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晋(265—420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朝代的名称,而且由于它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很不相同,它们还指文学艺术的两种不同风格,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汉人风度是庄严、雄伟;晋人风度是放达、文雅。文雅也是“风流”的特征之一。

《列子》的《杨朱》篇
 

在这里必须首先讲一讲道家著作《列子》的《杨朱》篇。本书第六章已经说过,这个《杨朱》篇并不代表先秦那个真正的杨朱的思想。现在中国学者认为,《列子》是公元三世纪的著作。所以《杨朱》篇也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著作。它很符合这个时期思想的总趋势,事实上是风流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杨朱》篇中区分了“外”和“内”。这个假冒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杨朱》篇有一段虚构了子产与其兄、弟的谈话。子产是公元前六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据说子产治国三年,治得很好,可是其兄、弟不听他的,其兄好酒,其弟好色。

一天,子产对其兄、弟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慾,则性命危矣。……”

其兄、弟回答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任我;所说的治外,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从人。人活着,应当任我,不应当从人。就是说,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用三、四世纪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应当任“自然”。不应当循“名教”。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与主情派的区别。前者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后者以下面讲到的人们为代表,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任从冲动而生的思想,在《杨朱》篇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即晏婴、管仲,都是先秦的齐国著名政治家,在历史上并不同时)。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夷吾曰:‘恣耳之所慾听,恣目之所慾视,恣鼻之所慾向,恣口之所慾言,恣体之所慾安,恣意之所慾行。’

……夫耳之所慾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慾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慾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所慾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慾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慾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任从冲动而生活

以上《杨朱》篇描写的固然代表晋人精神,但是并不是晋人精神的全部,更不是其中最好的。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似乎大都是追求肉体的快乐。当然,按照新道家所说,追求这样的快乐,也并不是必然要遭到鄙视。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够“风流”(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

《世说》中有刘伶(约221一约300年)的一个故事,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故事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躶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昆(无此字:ocr)衣,诸君何为入我昆中!”(《世说·任诞》)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世说》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世说》有一则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访徨,咏左恩《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任诞》)

《世说》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杨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简傲》)

晋人盛赞大名士的体质美和精神美。嵇康(223—262年)“风姿特秀”,人比之为“松下风”,说他“若孤松”,“若玉山”。(《世说·容止》)钟会(225—264年)所闻所见也许就是这些吗。

《世说》另一则说:“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容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任诞》)

他们不交一言,因为他们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美。王徽之要求桓伊为他吹笛,因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他能欣赏他所吹的。既然如此,吹完听完以后,还有什么别的要交言呢。

《世说》另一则说;“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慾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言语》)

阮籍(210—263年)、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世说·任诞》)

支遁(314—366年)对鹤的同情,诸阮对猪的一视同仁,说明他们具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要有风流的品格,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要成为艺术家,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支遁本人也许就不愿意做别人的玩物,他把这种感情投射到鹤的身上了。虽然没有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正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情的因素

本书第十章已经讲过,庄子认为圣人无情。圣人高度理解万物之性,所以他的心不受万物变化的影响。他“以理化情”。《世说》记载许多人而无情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谢安(320—385年)的故事。他任晋朝丞相时,北方的秦国大举攻晋。秦帝亲任统帅,自夸将士之多,投鞭长江,可以断流。晋人大为震恐,但是谢安镇静、寂然,指派他的一个侄儿谢玄,领兵抵抗侵略。公元383年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谢玄赢得决定性胜利,赶走了秦军。最后胜利的消息送到谢安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拆信看了以后,把信搁在一边,和先前一样,继续下棋。这位朋友问前线来了什么消息。谢安还是那样平静,答道:“小儿辈大破贼。”(《世说·雅量》)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的注中,记载了何晏(249年卒)与王弼(226—249年)关于情的讨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放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王弼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圣人有情而无累。这句话的确切意义,王弼没有讲清楚。它的含义,后来的新儒家大为发挥了,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加以分析。现在只需要指出:虽然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许多人是主情派。

前面说过,新道家强调妙赏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现的理论,于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许多人随地排遣了他们的情感,又随时产生了这些情感。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年),《世说》里有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例子。故事说:王戎丧儿,“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伤逝》)

王戎的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情派。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例如《世说》有这一则卫(王介)(无此字:ocr)(286—312年)的故事:“卫洗马初慾渡江,形神惨悼,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世说·言语》)

《世说》还有一则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任涎》)

由于有这种妙赏能力,这些有风流精神的人往往为之感动的事物,其他的普通人也许并不为之感动。他们有情,固然有关于宇宙人生总体的情,也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感触的情。《世说》有一则说:“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任诞》)

性的因素

在西方,浪漫主义往往有性的成分在里面。中国的“风流”一词也有这种含义,尤其是在后来的用法上。可是,晋代新道家的人对于性的态度,似乎纯粹是审美的,不是肉感的。例如,《世说》有一则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湖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任诞》)

《世说》又有一则说:“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当时中国的风俗,一位夫人是不可以介绍给她丈夫的朋友的。因此韩氏对她丈夫说,这两位朋友下次来了,她想在暗中窥看一下。“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世说·贤媛》)

阮籍,山涛(205—283年)妻韩氏,都是欣赏异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爱。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欣赏美,忘了性的成分。

像这些都是晋代新道家“风流”精神的特征。照他们的看法,“风流”来于“自然”,“自然”反对“名教”,“名教”则是儒家的古典的传统。不过,即便是在这个儒家衰徽的时期,还是有个名士和著作家乐广(304年卒)这样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世说·德行》)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看到,新儒家就是在名教寻求此乐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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