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第26章

作者:冯友兰

新儒家:心学

第二十四章已经说过,陆王学派,也称“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陆九渊(1139—1193年),人称象山先生,今江西省人。他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他们围绕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口头的、书面的争论,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

陆九渊的“心”的概念

据说陆九渊、王守仁二人都亲自经验过顿悟,然后对于他们的思想的真理价值,坚信不疑。陆九渊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象山全集》卷三十三)又尝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同上,卷三十六)

朱熹赞同程颐说的”性即理”,陆九渊的回答却是“心即理”(同上,卷十二)。两句话只有一宇之差,可是其中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中,刚好相反,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在心、性之间作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关于这样的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同上,卷三十五)

可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出,朱熹区别心与性,完全不是文字上的区别;从他的观点看来,实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见的实在,迥不相同。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

但是陆九渊的说法,只给予我们一个要略,说明心学的世界系统大概是什么。只有在王守仁的语录和著作中,才能看到这个系统的更详尽的阐述。

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

王守仁(1472—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他不只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有名的实际政治家。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同上)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明德”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的概念,给予《大学》以形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关于“明明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人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无私慾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慾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慾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

关于“亲民”,他写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神鬼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同上)

关于“止于至善”,他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也。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同上)

良知

如此,三纲领就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明德,不过是吾心之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慾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们对事物作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例。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我们已经在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中看到,周敦颐、程颢都提出过同样的学说,但是王守仁在这里所说的,则给予这个学说以更有形上学意义的基础。

据说,杨简(1226年卒)初见陆九渊,问:“如何是本心?”不妨顺便提一下:“本心”本来是禅宗术语,但是也成为新儒家陆王学派使用的术语了。陆九渊引《孟子》的“四端”为答。杨简说他儿时己读此段,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是本心。杨此时任富阳主簿,谈话中间还要办公,断了一场卖扇子的官司。事办完了,又面向陆九渊,再问这个问题。陆说:“适闻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本心。”杨说:“止如斯耶?”陆大声说:“更何有也!”杨顿悟,乃拜陆为师(见《慈湖遗书》卷十八)。

另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这个故事没有说,通过谈话,这个贼是否发生了顿悟。但是它和前一个故事,都用的是禅宗教人觉悟的标准的方法。两个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原故。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正事”(格物)

《大学》还讲了“八条目”,是自我的精神修养的八个步骤。头两步是“致知”、“格物”。照王守仁的说法,“致知”就是“致良知”。自我的修养,不过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行罢了。

对于“格物”的解释,王守仁与程颐、朱熹都不相同。王守仁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他以为,致良知不能用佛家沉思默虑的方法。致良知,必须通过处理普通事务的日常经验。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传习录》上,《全书》卷一)物有是有非,是非一经确定,良知便直接知之。我们的良知知某物为是,我们就必须真诚地去做它;良知知某物为非,我们就必须真诚地不做它。如此正事,就同时致良知。除了正事,别无“致良知”之法。《大学》为什么说“致知在格物”,理由就在此。

“八条目”的下两步是“诚意”、“正心”。按王守仁的说法,诚意就是正事、致良知,皆以至诚行之。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的意就不诚。这种不诚,与程颖、王守仁所说的“自私用智”是一回事。意诚则心正;正心也无非是诚意。

其余四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王守仁的说法,修身同样是致良知。因为不致良知,怎么能修身呢?在修身之中。除了致良知,还有什么可做呢?致良知,就必须亲民;在亲民之中,除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什么可做呢?如此,八条目可以最终归结为一条目,就是致良知。

什么是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

再引用王守仁的一段话:“人心是天渊,无所不赅。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慾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用敬

由此可见,王守仁的系统,是遵循周敦颐、程颢、陆九渊等人的系统的路线,但是表述得更有系统,更为精密。他将《大学》的纲目安排进他的系统中,安排得如此之好,既足以自信,又足以服人。

这个系统及其精神修养方法都是简易的,直接的,这些性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我们最需要的是首先了解,每人各有本心,本心与宇宙合为一体。这个了解,陆九渊称之为“先立乎其大者”,这句话是借用孟子的。陆九渊说:“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第二十四章已经指出,照新儒家的说法,修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照陆王学派所说,必须“先立乎其大者”,然后以敬存之。陆王学派批评程朱学派没有“先立乎其大者”,支离破碎地从格物出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敬,也不会在精神修养上有任何效果。陆王学派把这种做法比做烧火做饭,锅内无米。

可是,对于这一点,程朱学派可能这样回答:若不从格物做起,怎么能够先有所立呢,立什么呢?如果排除了格物,那么“先立乎其大者”只有一法,就是只靠顿悟。程朱学派认为,此法是禅,不是儒。

在第二十四章,我们已经看到,程颖也说“学者须先识仁”,仁与万物同体,识得此理,然后以诚敬存之。用不着另做别的事。只需要自己信得过自己,一往直前。陆九渊的口吻也很相似,他说:“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是孔子的权威,也无须尊敬。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同上)我们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陆王学派是禅宗的继续。

对佛家的批评

可是,陆王学派和程朱学派都激烈地批评佛学。同是批评,两派仍有不同。朱熹说:“释氏说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面须有道理始得。若只说道我是个空,而不知有个实的道理,却做甚用。譬如一渊清水,清冷彻底,看来一如无水相似,他便道此渊只是空的。不曾将手去探是冷温,不知道有水在里面。释氏之见正如此。”(《语类》卷百二十六)又说:“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同上)在朱熹看来,佛家说具体世界是空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具体世界的事物的确是变化的,暂时的。但是还有理,理是永恒的,不变的。在这个意义上,宇宙并不空。佛家不知道,理是真实的,因为理是抽象的;正像有些人看不见渊中的水,因为水是无色的。

王守仁也批评佛家,但是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批评。他说:“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思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他又说:“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佛]都是为了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同上)

我们若顺着这种论证推下去,我们可以说,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

注:

* 英文本作 the school of universal mind(“宇宙的心”学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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