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第28章

作者:冯友兰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哲学,将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解释清楚的。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继续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我想,这样做,比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要好得多。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三个月;这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从历史家的观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个关头,战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入神往。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的书是《新理学》。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后来在昆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其他的书:《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新原人》;《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已由牛津大学的休士先生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新知言》(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往下我试将各书要点略述一二,作为举例,以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趋势;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侧面透露出,中国哲学对未来的哲学会有什么贡献。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这某种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新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样地看作仅仅是“有某种事物“这句话的逻辑蕴涵。不难看出,“理”和“气”的观念是怎样从“有某种事物”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例如,“动”的观念,我不是作为宇宙形成论的观念,即宇宙的某种实际的最初的运动观念,来处理的;而是作为形上学的观念,蕴涵于“存在”的观念自身之内的观念,来处理的。存在是一流行,是一动。如果考虑宇宙静的方面,我们会用道家的说法:在有物之前,必先有“有”。如果考虑宇宙动的方面,我们会用儒家的说法:在物存在之前,必先有“动”,这不过是存在的流行的另一个说法。在我称为图画式的思想中,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人们把“有”、“动”想象为“上帝,万物之“父”。这一种想象的思想,使人有宗教和宇宙形成论,而不是哲学和形上学。

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

“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在《新事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也应用于本书的第二章。

我认为,王国维在哲学中的苦恼,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每门知识各有其自己的应用范围。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作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它若作这样的肯定,它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形上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有某种事物”为出发点。“有某种事物”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作的唯一的肯定。

哲学的性质

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可是写了这部书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这在本书第二十一章已经讲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下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这几点虽然只是我个人意见,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倒是代表了中国哲学传统的若干方面。正是这些方面,我认为有可能对未来的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往下我将就这些方面略加发挥。

哲学,和其它各门知识一样,必须以经验为出发点。但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又与其他各门知识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哲学的发展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某物”。在这个“某物”中,存在着从逻辑上说不可感只可思的东西。例如,方桌可感,而“方”不可感。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发展不完全,而是因为“方”是一“理”,从逻辑上说,“理”只可思而不可感。

在这个“某物”中,也有既不可感,而且严格说来,亦不可思者。在第一章中,我说,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由于它的反思的性质,它最终必须思想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的“某物”。例如,宇宙,由于它是一切存在的全体,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我们在第十九章已经知道,“天”字有时候在这种全体的意义上使用,如郭象说;“天者,万物之总名也。”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体,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地思,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个思的本身。因为它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可是他仍须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可是刚一要这么做,它就立即溜掉了。这正是哲学的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

从逻辑上说不可感者,超越经验;既不可感又不可思者,超越理智。关于超越经验和理智者,人不可能说得很多。所以哲学,至少是形上学,在它的性质上,一定是简单的。否则它又变成了简直是坏的科学。它虽然只有些简单的观念,也足够完成它的任务。

人生的境界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在第一章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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