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第02章

作者:冯友兰

中国哲学的背景

在前一章我说过,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

就个人说是如此,就民族说也是如此。这一章将要讲一讲中华民族的地理、经济背景,以便说明,一般地说中国文化,特殊地说中国哲学,如何成为现在这样,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

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

《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但是这种事就发生在汉语里,而且是不无道理的。

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如果我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仲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闻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只是他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博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

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农业不仅在和平时期重要,在战争时期也一样重要。战国时期(公元前480一前222年),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当时中国分成许多封建王国,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当时所谓的“耕战之术”。最后,七雄之一的秦国在耕战两方面都获得优势。结果胜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这是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虽然本身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昧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上农”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在这一篇里,对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动”

在考虑这两家的不同之前,我们先且举出一个这两家都支持的理论。这个理论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说,借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农为了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别注意。“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传》下)又说:“日盈则仄,月盈则食。”(《丰卦·辞》)这样的运动叫做“复”。《复卦·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话:“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

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前不久的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这句话里:“黎明即将到来”。正是这种“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这个理论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

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理性化的、或理论地表现小农的生活的方面不同。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从这个方面看问题,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会的简朴加以理想化,而谴责文化。他们还把儿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弃知识。《老子》说:“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这不正是小农国家的一幅田园画吗?

农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这种赞美和热爱都被道家的人发挥到极致。什么属于天,什么属于人。这两者之间,自然的、人为的这两者之间。他们作出了鲜明的区别。照他们说,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他们正如儒家的萄子所说,“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的人主张,圣人的精神修养,最高的成就在于将他自己跟整个自然即宇宙同一起来,这个主张正是这个思想趋势的最后发展。

家族制度

农只有靠士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是特别地走运,他只有生活在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孙孙续继生活的地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织得很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

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地是这样来理解的。但是这几种不过是主要的家族关系,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汉语词典《尔雅》,其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一百多个,大多数在英语里没有相当的词。

由于同样的原因,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居住在某地的一个家族,所崇拜的祖先通常就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将全家定居此地的人。这样他就成了这个家族团结的象征,这样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又大又复杂的组织必不可少的。

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社会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入世和出世

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指社会。公元三、四世纪,道家学说再度盛行,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读杜甫和李白的诗,可以从中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不同。这两位伟大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公元八世纪),在他们的诗里同时表现出中国思想的这两个主要传统。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在三、四世纪有些道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在十一、二世纪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把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正是这些运动使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在第一章我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的艺术和诗歌

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虽没有论艺术的专著,但是他们对于精神自由运动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难怪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中国画的杰作大都画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树木,竹子。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

同样在中国诗歌里我们可以读到像陶潜(372—427年)写的这样的诗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慾辨已忘言。道家的精髓就在这里。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的眼界不仅限制着中国哲学的内容,例如“反者道之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诺思罗普(northrop)教授说过,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他说,“用直觉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蓝’,作为感觉到的颜色,就是一个用直觉得到的概念。……用假设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出现在某个演绎理论中,它的全部意义是由这个演绎理论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蓝’,在电磁理论中波长数目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用假设得到的概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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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ilmers.c.northrop,《东方直觉的哲学和西方科学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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