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概论》

第六章 平等保护

作者: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

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拒绝给予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的法律。”虽然没有相应的条款适用于联邦政府,但第五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对联邦政府施加了同样的限制。见“博林诉夏普案”(1954年)。虽然人们一直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只是为了要求平等实施法律,但现在的既定情况是,该条款成为平等法律的一种保障,即可以对法律本身是否违反平等保护原则提出质疑。

但这种平等保护权的性质是什么呢?该条款不能成为一种防止法律分类的禁令,因为对处境不同的人和事进行不同的处理对于制定法律是至为必要的。法律规定,对于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儿童,外国侨民和本国公民,不必总是给予相同的待遇。但也很明确,不能任意给予这些类别的人以不同的待遇。法院的答案一向是,法律相对于法律目标而言,必须是“合理的分类,是一种将法律目的方面处境相同的所有人都包括在内的分类。”见图斯曼和坦布鲁克著:《平等的法律保护》,《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第37卷第341页(1944年)。

在对政府分类的合理性提出这一总要求的过程中,最高法院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审查标准。在沃伦法院时代,最高法院形成了一种双重平等保护审查制度。在大多数社会经济案件中,最高法院使用一种传统的合理性标准。如果分类与许可的政府目的关系合理,就达到了平等保护的要求。但是当一项法律故意利用一种“可疑的分类”或当一种分类严重干扰一项“基本权利”的行使时,就实行严格审查标准。这就要求政府证明,这种分类是政府切身利益所必需的;必须证明找不到别的不那么苛刻的替代办法。在伯格法院年代,出现了第三种方法。这种“中级的”审查标准大多用于性别和非婚生案件(准可疑的分类)中,它要求分类必须与一种重要的政府利益具有实质性的联系。

实际上,伦奎斯特法院可能正在趋向于放弃一种刻板的三重平等保护审查方法。从根本上说,平等保护法律主要是制定出法律分类的司法审查的标准。有一个时期好象会出现一种更不确定的“合情合理性”标准,根据这种标准,司法审查的程度将是不同的,取决于具体阶层(或分类特点的性质,例如种族、性别、年龄)、分类造成的负担的沉重程度和支持分类的政府利益的性质(例如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将提高司法尊重的程度)。见“罗斯特克诉戈德伯格案”(1981年)〔确认只有男性进行服兵役登记〕。各位最高法院法官——

马歇尔首席大法官、斯蒂文斯大法官、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不时提出,实际上只有一种审查标准,司法审查的程度应当随歧视的性质和对基本利益干扰的严重性而变化。这些后来的变更或对三重主题的背离是否将得到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的同意不能肯定。目前,三重法仍是主导的方法。

第一节 传统的平等保护

传统的平等保护审查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司法部门极度的自我约束,二是在司法部门与立法机构的关系问题上,明显地倾向于限制司法部门的作用。最高法院在制定传统的平等保护标准时,偶尔是根据一种分类是否建立在某种同立法目标有着“相当大的实质性关系”的差异的基础上〔见“e·s·罗伊斯特鸟粪公司诉弗吉尼亚州案”(1920年)〕,但最经常使用的标准要求质疑方负责证明分类同“促进政府的正当利益没有合理的联系”。见“马萨诸塞州退休委员会诉穆尔吉亚案”(1976年)〔根据合理基础检验,要求警官50岁退休的州法被裁定符合宪法〕。体现在这种检验中的司法尊重,几乎无例外地导致社会经济法律得到确认,从而使对平等保护的质疑失败。

政府进行分类必须具有正当的利益;法律的目标其本身不能够违反宪法。但倘使法律的真正目标不被允许或分类同法律的真实目的没有合理的联系,又怎么办呢?法院一直持极为尊重的态度,只要求法律为某种可以设想的立法目的服务。只要分类合理地服务于立法机构可能有的正当目标,就将确认这种分类。见“美国铁路系统退休委员会诉弗里茨案”(1980年)〔由于国会制定法律时根据一种“似乎有理的理由”,“这种推理是否实际上构成立法决定的基础在宪法上是无关紧要的”〕。这种尊重反映出对立法目的进行司法调查是否得当表示关切,即对确定和证明一个平行立法机构的实际目的这一问题表示关切。同时对立法机构将会只是简单地重新制定法律而掩盖其不允许的目标这一做法感到关切。

分类必须同法律的目标具有合理的联系。在对法律提出质疑时,诉讼当事人可能会说,分类包括的范围过小或过大,或二者兼而有之。当一项法律不能使所有处境类似的人受限制或受益,就产生包括范围过小的问题。包括范围过大的分类使法律的利益或限制不仅扩大到就法律目标而言处境类似的那些人,而且扩大到其他的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存在着阴谋破坏的危险,对日裔美国人进行一个不漏的搜查、拘留)。

不过,如果用理性标准进行审查,这种条件中没有哪一项会使分类变得不合理;只有在法律纯属任意专断时,它才通不过上述标准。制定法律中,分类达到完善无缺的程度实质上是不可能的。最高法院指出:“具有一定合理基础的分类并不仅仅因为它没有完全达到象数学那样精确,或者在实践中导致某种程度的不平等而被认为违反〔平等保护原则〕。”见“林斯利诉天然碳气公司案”(1911年)。此外,审理“林斯利案”的最高法院指出:“如果可以合理地设想出支持分类的事实状况,那就必须假定法律制定时这种事实状况的存在。”更近一些时候,最高法院判定,在问题仍有争议时,质疑方不能胜诉,从而坚持了这一原则。见“明尼苏达州诉苜蓿叶rǔ品公司案”(1981年)。该州无须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达到它的目的,只要选择一个合理手段即可。

最高法院在“铁路快运代理行诉纽约州案”(1949年)中的判决表现了理性审查中的司法尊重。一项禁止在卡车上作广告但在卡车上为自产商品作广告可以例外的城市法令被裁定不违反平等保护。道格拉斯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指出,该法律旨在促进公共安全的许可目标,地方当局“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为自有产品作广告的那些人,鉴于其所作广告的性质和程度,将不会造成同样的交通问题。最高法院尊重立法机构“基于经验作出实际考虑”的能力。该市没有禁止甚至更为生动的展览这一事实也没有对法院的裁决产生影响。“平等保护并不意味着要么把同类坏事全部铲除,要么就全部留着。”政府必须能够进行检验并可以每走一步处理一个问题。

杰克逊大法官在表示同意的同时驳回了法院的理论根据,因为连这样一个借口也不存在:这两类卡车广告造成的交通风险互不相同。相反,他认为立法机构的目标也可能是制止卡车广告造成的妨碍,而正当的目标将使分类变得合理。

“为自我利益而干与为雇主而干确有差别,因此,容忍为自己而单独行事的那些人的行为是一回事,允许雇用他人采取相同行动又是一回事。”

一项州的法律禁用不能退还的牛奶容器,同时又允许使用其他不能退还的容譬如纸箱。伯格法院在驳回一项对此禁令提出的质疑时采取了“铁路快运代理行案”中表现的同一尊重态度。立法机构的结论可能是,即使一项有限的禁令也会鼓励更多地使用有利环境的代用容器。见“明尼苏达州诉苜蓿叶奶品公司案”(1981年)。一项不溯既往条款规定两名小贩不受一项在新奥尔良法裔居民区不准使用手推车的普通禁令的限制,该项条款得到了确认,使一项平等保护质疑诉讼败诉。该市可能基于合理的推断得出结论认为,受豁免的小贩已成为该居民区特殊魅力的组成部分。见“新奥尔良市诉杜克斯案”(1976年)。

根据传统的平等保护分析,最高法院认可了一项不向罢工者发放食物票的联邦法令。联邦法令规定,在一个成员参加罢工时,全家无资格获得食物票;该法令还规定,即使罢工者收入减少,食物票配给数量也不增加。最高法院承认,该法令对罢工者比对“自愿离职者”要严厉,但它们确认了该法令,因为它同政府在劳资纠纷中避免偏袒的正当目标有着理性联系。见“林诉美国汽车、飞机和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国际联盟案”(1988年)。另一项联邦法令经受住了传统的平等保护审查,它只向伊朗—美国索赔法庭的获胜的索赔人征收用户费。用户费旨在帮助支付美国在仲裁这些索赔案时所需的费用。国会的结论认为,只有获胜的索赔人得到了足以缴纳用户费的收益,这一结论是合理的,就如它的另一结论一样:全面征收用户费会阻止索赔额不大的那些人提起索赔诉讼。见“合众国诉斯佩里公司案”(1989年)。

虽然在现代经济规章案例中援引传统的理性检验,经常导致驳回根据平等保护条款提出的反对意见,但法院仍在不断地增强理性审查的威力。布莱克门大法官在“洛根诉齐默尔曼制品公司案”(1982年)中表示赞同意见时预示了这一点,他说:“州的根据必须不只是牵强附会的想象;虽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联系不必很确切,但它至少必须具有某种客观基础。”在“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诉沃德案”(1985年)中,根据平等保护条款,州为促进州内商业而从事的活动被认为是非正当的,因为它是通过实施歧视性的内部优惠税法令实现的,而且,在“克利本市诉克利本生活中心案”(1985年)中,最高法院裁定,要求为拟议中的智力迟钝者教养院申请专用认可证同任何认可的政府目的没有合理的联系,因此违反了平等保护。

此外,说明这一新趋势的还有一起州税收案,在此案中,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县根据最近的购价估定房地产。该县对非最近售出的财产的估定只作了微小的改动。这一估价方案被裁定违反了平等保护,因为它造成长时期内可比较财产的估定价值出现巨大的差异。平等保护容许用于税收目的的财产估价有一定的差错幅度,而且不要求根据最新的市场发展不断重新估价所有已估定的财产。但是平等保护要求使处境类似的纳税人每季度达到大体的平等。见“阿勒格尼县匹兹堡煤炭公司诉县行政专员案”(1989年)。在涉及对支持分类的州利益进行实际评价和对相矛盾的利益进行真正平衡的社会经济案件中,最高法院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进行非尊重性的“合情合理程度”检验。

第二节 新的平等保护

一 分类特征

虽然在平等保护审查中,一般使用传统的理性检验,但当政府利用一种可疑或准可疑分类时,最高法院将采用一种更严格的审查。例如,当政府故意根据种族或民族血统(以及某些时候的外侨身分)行事时,就使用严格审查。当故意采用性别和非婚生分类时,将使用中间等级审查标准对法律进行检验。当政府故意依据这类分类特征给予利益或施加限制时,通常对政府行为所表现出的司法尊重就不再适宜了。

但尊重为什么不适宜呢?当涉及这种分类时,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理由是什么呢?种族分类被认为可疑,或许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它属于一个历史问题。“〔平等保护条款〕的明确和中心的目的是根绝各州招致不满的种族歧视的一切官方根源。”见“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1967年)〔异族通婚法被判定违反平等保护和正当法律程序〕。但这种解释也许只证明种族案件中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正当的。在“名誉玷污”或“等级制度”的概念中可以找到一种更广泛的理论根据。当一个特殊群体被例行地当作劣等群体对待〔“意味着在文明社会中地位低下”,见“斯特劳德诉西弗吉尼亚州案”(1980年)〕时,特殊的司法关怀是适当的。当这一阶层所受的歧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时,这种关注得到加强。一些人认为,政府必须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来对待各人,而不能根据永恒不变的特征或成见。见“加利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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