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概论》

第八章 宗教自由

作者: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

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实行宗教自由,把这一保证“写入宪法是为了剥夺国会干扰个人按照自己良心的支配信仰、崇拜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见“华莱士诉贾弗里案”(1985年)〔默祷法被裁定不符合宪法〕。宗教自由保证的两个组成部分,即信教自由条款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都已通过并入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自由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用于各州。

〔见“坎特韦尔诉康涅狄格州案”(1940年),信教自由;见“埃弗森诉地方教育委员会案”(1947年),不得确立国教。]这两个条款虽然都是我国宪法中宗教自由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似乎经常发生冲突。当普遍适用的法律限制了某一特定宗教时,免受这些法律的束缚可能符合宗教自由的权益,但这种豁免可能被视为政府支持宗教而违反不得确立国教条款。禁止确立国教的规定可能阻止政府对宗教和宗教机构的支持,但是不提供公共福利和服务(特别是鉴于政府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能给宗教造成困难,从而产生信教自由问题。一个不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调和这些可能发生冲突的宪法要求。虽然有人说,这两项条款发生矛盾时,以信教自由为主,但最高法院迄今为止未明确接受这一方针。说得更确切些,基本要求是政府保持“中立”立场。伦奎斯特法院远没有那么坚持政府必须严格保持这种中立,而是非常愿意容许政府通融宗教。新任命的大法官如肯尼迪和斯卡利亚,尤其持这种立场。

第一节 不得确立国教条款

第一条修正案禁止制定关于“确立国教”的法律。这一规定未被简单地理解为禁止政府赞助的教会〔但见“华莱士诉贾弗里案”(大法官伦奎斯特持异议)〕或只是要求平等对待宗教(即反歧视保证),而是更普遍地禁止“援助一种宗教,援助所有宗教,或偏护某一宗教而歧视另一宗教”的法律。见“埃弗森案”。

什么做法构成不允许的援助?有时最高法院说,该条款在教会与国家之间砌起了一道“隔离墙”。见“雷诺兹诉合众国案”(1878年)。别的时候最高法院又说墙的比喻“不是一种对实际存在于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各实际方面的完全精确的描述”〔见“林奇诉唐纳利案”(1984年)〕,而且声称宪法“积极地要求通融——而不仅仅容忍——所有的宗教和禁止敌视任何宗教”。同上。

在多数案件中,最高法院要求法律符合一种三部分检验法的每一部分,以便经受住根据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提出的质疑:(1)法律必须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2)法律主要的或首要的影响必须是既不促进也不限制宗教;(3)法律不得助长“政府过分卷入宗教。”见“莱蒙诉库尔茨曼案”(1971年)。

“莱蒙案”检验遭到严厉的抨击。而且,最高法院也背离了这种检验法,因为它维护了国会开会前举行祷告的规定,而且强调接受质疑惯例有历史渊源,它已成为“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见“马什诉钱伯斯案”(1983年);见“沃尔兹诉纽约州税务委员会案”(1970年)〔确认该州对教会财产和收入免税的规定时强调了历史惯例〕。见“拉森诉瓦伦特案”(1982年),在宣布一项州法无效时也避不采用“莱蒙案”检验法,这项州法只规定请求非本组织成员捐助50%以上资金的宗教组织透露财务情况。宣布无效的理由是该法歧视非传统的宗教,违反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拉森案”使用严格审查检验法审查歧视某些宗教而偏袒其它宗教的法律。不过,在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案件中,“莱蒙案”检验仍是司法审查的基本标准。

“莱蒙案”三部分检验法是否有生存力还不清楚。但现有一种已很明显的新趋势。最高法院越来越多地查问有争议的法律是否构成了对宗教或是对一种特定宗教信仰的认可。奥康纳大法官表示,她认为这一检验方法比“莱蒙案”法有用。

见“林奇诉唐纳利案”(1984年)。另一方面,肯尼迪大法官则认为,“认可”这一概念太不精确,适当的调查是州是否在改变宗教信仰。见“西部社区学校地方教育委员会诉梅尔根斯案”(1990)〔肯尼迪大法官表示赞同〕。

一 对宗教的公共援助

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诉讼中一个不断冒出的问题是政府能够向宗教机构提供多少财政援助和其他援助。这种援助可能是直接给宗教机构本身的,或者,宗教机构可能只是通过对使用宗教机构服务的公民的援助而间接受益。例如,对私立教会学校学生家长的赋税减免。对这类案件的处置产生了各案不同的裁决,因而难以据此制定普遍适用的原则。但是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最高法院较为容忍向公民普遍提供福利的援助计划,而不大容忍涉及直接援助宗教机构的计划。

“埃弗森诉地方教育委员会案”(1947年)维护了一项地方计划,该计划对家长花在孩子乘坐公共汽车往返学校上的钱进行补偿。这项法律是“一项一般性计划,旨在帮助家长将其子女安全和迅速地送往经鉴定合格的学校和从学校接回家,而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公共福利补助所有学生人人有份,对宗教的任何援助只是附带的。简言之,该法律具有一个世俗目的和一种世俗的基本影响。同样,经州批准的世俗教科书也可以借给私立学校学生,包括教会学校学生。见“地方教育委员会诉艾伦案”(1968年)。另一方面,将教学材料(例如地图、杂志、磁带录音机)借给教会学校学生和向他们提供校外考察旅行的公交工具的规定被废除。见“沃尔曼诉沃尔特案”(1977年)。“沃尔曼案”得出结论认为:“鉴于不可能将世俗教育职能与教派教育职能分开,”州的援助造成太大的、促进教会学校宗教教学任务的危险。见“米克诉皮顿杰案”(1975年)〔州将非教科书教学材料和设备借给私立学校被裁定不符合宪法〕。

“米勒诉艾伦案”(1983年)以5比4确认了明尼苏达州一项允许家长从其州税中减免部分子女教育费用的计划。伦奎斯特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指出,教育费用的减免只是旨在平均负担税收和鼓励可取的支出的许多减免之一。最重要的是,同早先最高法院废除的对私立学校子女家长实行的赋税减免计划不一样〔见“公共教育和宗教自由委员会诉尼奎斯特案”(1973年)〕,明尼苏达州赋税减免是面向所有家长的,包括其子女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家长。伦奎斯特大法官评论说:

“一项不偏不倚地向广泛阶层公民提供州援助的计划不是随便可以根据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提出质疑的。”大多数减免将落入支付教会学校高学费之家长的腰包的论点被驳回——“这样一种方法很难提供这一领域需要的肯定性,我们也看不出可以据以估价这种统计证据的原则标准。”此外,伦奎斯特大法官看不到“全面歧视”的巨大危险,以及州在宗教学校进行“连续监视”可能使州过多卷入宗教的巨大危险。

伦奎斯特大法官特别强调支持私立学校的家长们对社会提供的好处。向这些家长提供税收补助符合教育子女和确保私立学校财务持续健康的世俗目的。私立学校系统减轻公立学校的负担,充当公立学校的基准和提供一个促进多样性教育的替代办法。该计划的任何不平等的影响,都可被视为对向州和全体纳税人提供的“好处的一个大体相当的回报”。

对持异议的马歇尔大法官来说,这项明尼苏达州法律与任何向教会学校交学费的人提供补贴的税收补助制度一样,具有“促进宗教的直接和立即的效果。”

向私立中小学校直接提供援助的计划引起最高法院各种各样的,但基本是否定的反应。特别是教会学校被说成渗透着宗教目标和活动。对宗教学校的援助涉及容易接受宗教灌输的年青和不成熟的学生。在援助宗教学校问题上的政治分歧很常见。总之,认为州援助将导致促进宗教之基本影响的可能性的增加。州对宗教学校加强监视以防止资金用于教派活动成为必须要做的事,而这一点增加了教会—州牵连的危险性。

不过,对教会中小学的援助未必违反“莱蒙案”检验标准。将审议援助的性质(例如它是否提供思想说服的机会),还要审议援助是否由私立学校人员管理,要求他们个人参与,或这种援助是在私立学校的建筑物内还是在公有房地产上提供。虽然这种审议工作提供不了泾渭分明的标准,但它们反映了对这样一种危险的担心,即教会学校的宗教活动将会渗透到州援助计划的执行中去。

在“莱蒙诉库尔茨曼案”(1971年)中,就引用这类考虑因素废除了州对私立学校世俗课程教师的薪水补贴规定。鉴于“教会学校参与大量的宗教活动和致力于宗教目的”,同时难以确保教师不从事宗教教学,最高法院认为没有必要考虑援助的“基本影响”。由于需要由州进行监督以确保不把援助用于促进宗教,这违反了“莱蒙案”的第三部分:“整个关系的累积影响涉及政府与宗教之间过多的牵连。”

向私立学校提供辅助服务或补偿私立学校考试、记录和报告工作费用的州计划产生了大量因计划而异的结果,因而形不成几项普遍性的原则。“莱维特诉公共教育和宗教自由委员会案”(1973年)废除了州的补偿规定,该规定对教会学校主持的考试——其中有些考试是由私立学校教师准备的——

的费用,按每个项目一次性总付的方法进行补偿。废除的原因是未采取控制措施以确保资金不被用来促进宗教。但是在“公共教育和宗教自由委员会诉里甘案”(1980年)中,州对私立学校实施标准化考试和进行其他由州规定的记录和报告的拨款得到了维护。在此例中,该州保持了对考试的控制,这“有助于防止将考试作为“宗教教学”的一部分。经州批准的服务是“行政性的”,“缺乏思想方面的内容和作用”。不必担心牵连问题,因为这些服务“是互不关联和明显可鉴别的”,不要求政府进行过多的监督。

“沃尔曼诉沃尔特案”(1977年)认可公职人员提供说、听和心理诊断等服务,即使这种服务的地点在私立学校中。诊断服务是非思想意识性的,没有教育内容,而且同学校的教育任务没有密切联系。此外,诊断医生同学生的联系很有限,这进一步限制了“培养思想观点的风险”。因此,不必进行过多的涉及不允许的牵连的州监视。另一方面,治疗服务、指导咨询和矫正教育,由于带有较大的思想说服的危险,只能在私立学校校园以外的宗教上中立的地点提供。促进宗教的危险产生于“机构的性质,而不是学生的性质”。如果这种计划在宗教学校外实行,“很难说对在公共房地产上履行公务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会造成教会与州之间过多的牵连”。见“沃尔曼案”。见“米克诉皮顿杰案”(1975年),该案废止了涉及在私立学校提供这种服务的计划。

“大拉皮兹学区诉鲍尔案”(1985年)废止了一项合课计划和一项社区教育计划,这两项计划提供由公立学校系统资助的课程,由公立学校系统聘请的教师授课,地点设在向私立学校借用的教室里。布伦南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强调,所涉及的私立学校几乎都是“教会气氛很浓”,他认定有三个因素可以证实这些计划具有提倡宗教的基本效果。

“首先,参与这些计划的教师可能有意无意地卷进去,灌输宗教信条或信仰。”即使参加合课计划的教师中有许多人从未在宗教学校工作过,而且课程的内容是补充性和世俗性的,学校的宗教气氛也可能影响授课者,使他们顺应环境。私立学校的学生将在通常的宗教环境中听课,“从而加强了灌输的效果”。

“其次,该计划可能提供政府与宗教之间至关重要的象征性联系,从而借助——至少在易受影响的青少年眼中——政府的力量以支持该学校信奉的教派。如布伦南大法官所指出,不得确立国教条款的一个核心目的是避免政府认可宗教的任何信息。教会学校中的年青学生在同一座教学楼中由宗教课程改上世俗课程,不大可能认清教会学校课程与公立学校课程的“关键区别”。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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