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

为政第二

作者:南怀瑾

           孔子不谈政治

第一篇《学而》是讲个人作学问的内在修养,接着下来第二篇《为政》则是讲学问的外用。

不过提到为政,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发现在一些著作中,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站在学术的立场,态度要非常严谨。我们常说一句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学问的立场,就是“在学术面前,态度要非常严谨,服从真理。”孔子只讲“为政”,不谈政治;“政治”如国父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因此第二篇《为政》,也是谈到学问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风范

子曰: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篇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到现在年轻人一提到道德,都当成讨厌的名词。这是文化思想的演变。所以我们要知道,秦汉以前,德是德;而“道”与“天”,在当时可说是最麻烦、最难于界说的两个字,同样的有无穷意义。有时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个本体的代表;有时候是道路之道,有时候是原则或法则,像《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这个道就是法则的意思;有时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这样,包含有四五个意义之多。在同一本书,甚至在同一句里,前后的道字,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这个好像是中国文化的毛病,其实也是长处,尤其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一个观念用一个字来代表,用刀刻到竹简上,在当时就足以完全表达。

再说到这个“德”字的意义,过去“德”是表示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古时人解释“德者得也”。因此我们了解孔子讲的“为政以德”,是好行为的成果,也和后世讲的“道德”意义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学校里,就告诉学生,这里的“德”就是“道德”,因为学生不到相当的程度,老师也无法多搬古董来为他们作详细解说。孔子为什么提出这个“德”字,这是第一个问题。

          星辰知多少

第二个问题说到“北辰”。我们中国文化发达得最早的是天文。过去我们把天体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天文的经纬度。经纬度是西方的划分法。曾经有位天文学家主张,我们自己重新划过,不照西方的度数划,如格林威治时间是英国人划的,与我们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讲自己的中原时间,或以台湾作中心,把经纬度再划过呢?而事实上,我们过去是划分过的。天体的分度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体星座的范围,划分二十八个部分。为什么叫“宿”呢?这是指每天太阳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东方天上是哪一个星座出来,这星座就是“宿”。这出来的星座,每个月不同,每半个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为十二辰,作为时间与天体的关系。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就是现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在夏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银河,在银河的北面,那七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这七颗星连起来,像舀水的瓢,古时叫“斗”。现在的天文学,也没有离开我们老祖宗那个原则。整个天体那许多星星,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众星拱卫着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两颗最亮的星,名招摇二星,它的光最为闪烁,很容易看见。春天北斗星一定指着东方的寅宫。过去做大将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无所不通,才能带兵。因为天文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军来说,如夜间迷了路,即观星斗,不藉仪器,就可辨别出方向来。我国过去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现在对于固有的“天文学”,我们反而一点认识都没有了。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捡回来。

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听北斗星的指挥,跟着它,绕着它转动。不但一年四季,每个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个天体随时在运转。每天十二个时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变动,而且这是几千万亿年,固定的一种变动,不能错乱,事实上它也决不会错乱。

对于“北辰”我们了解了,那么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政以德”,内心有道,表现在外的行为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风,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满天无数的星座,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刘备上了曹操的当

在军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万众一心”以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两句。大家对它的解释也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解释成“千万雄师千万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帅在这情形下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思想问题,思想一定要集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飞所提出的。现在我们如果解释为主帅心计的变通,所谓“山人自有妙计”,那就更糟了。我们研究起来,岳飞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比较恰当。那么“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我们知道,儒道两家的思想,在秦汉以前并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庄道家的思想讲“无为而治”,有些讲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释为在上面领导的人,什么都不管,就是“无为而治”。这完全搞错了,道家没有这个说法,是“无为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制其机先,看起来是没有事。譬如说,一个领导的人,一个主持的人,对任何一个方法,一开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里,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会出毛病,然后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

讲到这里,说一个笑话,当年抗战期间,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问他:“你们地方上哪来这么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连鹅毛扇都不去拿,不会当军师。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你们原来是这样干的。他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干,是邻县要这样干,把土匪赶来赶去,剿的次数多,功劳多,他们要这样干,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说刘备是曹操培养出来的,假如他不培养一个刘备,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天下事原来如此。现在讲这样坏的一个故事,以解释这个道理——这种无为而治,实在是太不道德。我们在政治学上,军事学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来,所谓“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在军事思想上的意义,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将在那里,敌人就怕了,不敢动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个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谓无为的道理,大致的要点也在此,孔子讲道德的政治,就是这一个道理。

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这一类的东西呢?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历史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来配合。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譬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则刻板的教条。其实不是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后世矨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春秋》,后来“春秋”成了历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历史,都称春秋。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有人说因为春秋第一句话“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读成一句话,是读错了。所以我们再三讲,读古书要注意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笔,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很艰难,所以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复杂的意义。这个“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为“春王正月”——以此来解释历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这是不对的。

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讲天文,则中国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而中国的数学,六千年以前,也很发达。这方面等将来有机会谈到《易经》的时候,再讨论它。

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白昼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长,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两个节气,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赤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不冷不热很温和,所以称历史为春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气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吗?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吗?都替你称一称。历史叫作“春秋”就是这个道理。

         从台风了解人生

我们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孔子在《易经》的《系传》上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但是孔子认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庄子说:“飓风起于萍末”,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福建话所讲的台风,现在西方人用中国语音译过去,也叫台风。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时候,只见到水面上的一叶浮萍,稍稍动一下,紧接着水面上一股气流冒上来,慢慢大了,变成台风。道家这句话是说,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国家、天下事都是一样,如果小事不在乎,则大问题都出在小事上。“飓风起于萍末”,大风暴是从一个小风波来的。所以孔子在《易经》中说的上面那一段话,说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几乎没有偶然。平常听人说:“这个机会很偶然”,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国文化《易经》的道理来说,认为天地间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捡到一块钱,“这多么偶然!”但仔细分析,一点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么?因为他走出门来了,如果没有走出门这个前因,就不会有捡到一块钱的后果。或者说,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这该是偶然了吧?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掉下来的钱,也不会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也是得到这块钱的前因。因此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来者,渐矣。”都是慢慢转变来的。《易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我们懂了《易经》这几句话,孔子著《春秋》,正是赶上那个时代,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当中,社会风气乱得不得了。我们不妨引用下面几个人的话,就可以知道春秋时代乱到什么程度。

司马光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指赵、魏、韩三家分晋),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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