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

雍也第六

作者:南怀瑾

上一篇《公冶长》,是对前四篇整个学问系统,作一对话式讨论的前半集,本篇第六篇《雍也》是和第五篇的性质相衔接起来的,也就是讨论印证的后半集。

          闲置帝王才

这里就讲到一个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

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

之言然。

这篇书,同上篇以公冶长的名字来作篇名一样的,也是以学生“雍”的名字来作篇名。《公冶长》代表修德之体;《雍也》代表进业之用。雍是孔子学生中有名的一个,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轻二十九岁。在孔门得意的高弟当中,他认为道德学问都行的是颜回;慷慨好义、军事第一的是子路;政治、外交、经济等等第一是子贡;另一个他最得意的学生,就是冉雍。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所谓南面,就是说他有南面而王,君临天下的大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怕孔子,因为他的排场太大了。一来就带了那么多弟子,而且他的弟子中,各国的人都有,他的理想国中的各项人才也都有:冉雍可以作君王,宰相可由子贡出任,三军统帅子路可以站出来。这情形,诸侯列国有谁敢收容孔子?他在那里一待,谁都紧张。所以从整个历史来研究孔子,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圣人,实在是起来有自。他不是没有办法,而是非常有办法,只要他头一点说:你们干吧!问题就大了。以他的三千弟子,在春秋战国时,随便哪一个大国都吃不消,都可以被他拿下来。但是孔子不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走这条路?这种道德修养,就值得我们研究了。如果对当时的史料不清楚,好像孔子之成为圣人,是读书人被逼得穷到无可奈何,才做了圣人,那就完全错了,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孔子提出来:“雍也,可使南面。”这是说冉雍这个学生有帝王之才。古代帝王,依照传统文化观念,一定要坐北向南,一直到清朝被我们推翻以前,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古时南北正向的房子,老百姓是不准修的,尤其在清代,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地方官一向上报,就要论罪灭九族的。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没有?有的,但是大门一定向旁偏一偏,不许正向南方。只有州、县等官府的衙门,或者神庙可以坐北向南,其他不行。这是中国专制时代建筑方向的规矩。还有,北京的房子,在过去绝不能高过宫殿,否则就是犯罪。所以“南面”这两个字,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称帝称王的代名词。

我们在这两篇书上看得出来另外的一个道理。第五篇公冶长,坐在牢里犯了法的人,孔子却把女儿嫁给他;第六篇则讲可以作帝王的是冉雍。而冉雍本来是最可怜的人。他的父亲很不好,出身于贫贱家庭,如以阶级观念来讲,他的父亲是所谓下等人,可是他的儿子却资质非凡。由这两件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国上古时代,那种注重阶级的社会里面,他并不考虑到这些。他只问一个青年,他个人是不是人才,如果是一个人才,该如何就如何。所以后来他也一再鼓励冉雍。当然,冉雍下意识中也会有一种心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如此,难免心理上有点自卑感。孔子就告诉他,不必要存有这种心理,一个人要靠自己站起来。所以这两篇书,第一个提到的人,都是在困苦艰难中,由孔子的培养,学问德业才能有所成。

说到冉雍,他有一天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孔子,讨论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在《庄子》这部书中也曾经提到过,他非常豁达。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中用豁达这两个字,很有内涵。《史记》上写汉高祖,也有这种字句。达者指度量的宽大,讲得好听点是豁达;讲得难听点,就是“吊儿郎当”,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穿衣服领带都打成歪的,扣子也扣不好,说不定领子也经常翻起来。这个样子,也有一半像豁达——不在乎。子桑伯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豁达的人往往太简。关于这个“简”字,值得研究了。我们须要特别了解:孔子经常提到的“简”,就和老子所提到的“俭”,观念是一样的。这两个字的定义,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是一样。只是两个字的表现不同而已。孔子说子桑伯子从简,一切都是简化,近乎豁达,批评得简单明了。那么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他说做一个领导人“居敬而行简”,如果对一件事——处事,对一个人——待人,都是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简化。这样来处理老百姓的事情,和一般社会的事务,就对了。如果说内心的精神,没有尊重这件事情,没有重视行政组织,没有“敬业”的心理,只是满不在乎,以此来标榜简化,以简化的目的来实行简化,就变成一种权术、一种手段,就不是政治的道德,这样就未免过分简化。在我们历史文化上,做领导人的,要注意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的人,爱好一件事或一种动作,标榜一事或提倡某一点,下面的人就群起效颦,做得更热烈、更过火了。孔子听了冉雍的话,马上就说,你的话对,我一时说错了。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态度及教学精神的诚敬之处。

下面又提出一个最有名弟子的重要问题。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你学生中,哪一个能真正续承你的学问?最好学的是谁?孔子说,只有颜回。他认为继承学问道统的是颜回,不一定有帝王之才,却有师道的风范;而冉雍则有君道之才。颜回足为人师的学问德业在哪里呢?“不迁怒,不贰过。”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可惜已经死了。“今也则亡”,现在就没有了。“未闻好学者也”,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好学的人了。从这段话又证明了我们的一个观念——学问并不专指文学知识。

现在要讨论的是“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孔子也认为,除了颜回以外,三千弟子中,没有第二个人了。凡是人,都容易犯这六个字的毛病。“迁怒”,就是脾气会乱发,我们都有迁怒的经验。举例来说,我们最容易迁怒的是自己家人,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太太好心前来动问:“今天回得那么晚?”于是对太太:“你少讨厌吧!”这就是迁怒了。其实并不是骂太太,是在外面受了气,无处可发,向太太迁怒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对长官、对朋友也要原谅。很多人挨了长官的骂,仔细研究一下,这位长官上午有件事弄不好,正在烦恼的时候,你再去找他,自然挨他的骂,这是被迁怒了。处理事情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些人做了历史的大罪人,就由于迁怒。有的因为对某一个人不满意,乃至把整个国家拿来赌气赌掉了。不迁怒真是太难的事。

        当皇帝的能受气

我们讲两个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名宰相俾斯麦与国王威廉一世是对有名的搭挡。德国当时会强盛,不但是俾斯麦这个首相行,同时也因为有这个宽容大度的好皇帝。威廉一世回到后宫中,经常气得乱砸东西,摔茶杯,有时连一些珍贵的器皿都砸坏。皇后问他:“你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头子的气?”威廉一世说:“对呀!”皇后说:“你为什么老是要受他的气呢?”威廉一世说:“你不懂。他是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下面那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他受了气哪里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呢?只好摔茶杯啦!”所以他能够成功,所以德国在那时候能够那么强盛。

另外一个故事。朱元璋的马皇后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天在后宫廷与皇后谈笑,两个人谈得高兴,朱元璋突然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得跳起来说:“想不到我朱元璋也会当皇帝!”手舞足蹈,又露出了他寒微时那种样子,这是非常失态的。当时还有两个太监站在旁边,他没有留意到。一会儿朱元璋出去了,马皇后立即对那两个太监说:“皇帝马上要回来,你们一个装哑巴,一个装聋,否则你们两人都会没有命了,记住,听话!”果然,朱元璋在外面一想,不对劲,刚才的失态,将来给两个太监传了出去,那还了得。于是回到后宫,一问之下,两个太监,一个是哑巴,不会说话;一个是聋子,没有听见,这才了事。否则这两个头岂不掉下来了?所以马皇后也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好皇后。

这就讲到人生的修养与迁怒,一点事情不高兴,脾气发到别人身上,不能反省自讼。尤其是领导别人的,要特别注意。

第二点最难的,“不贰过”。所谓贰过,第一次犯了过错,第二次又犯。等于我们抽烟一样,这次抽了,下决心,下次再不要抽,可是到时候又抽起来了。再犯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贰过”。孔子说只有颜回才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人们真能做到如此,不是圣人,也算是个贤人了。“迁怒”的意义发挥起来还很多,总之,我们作人做事,要尽量注意“不迁怒,不贰过。”那么,“虽不中,亦不远矣。”

事实上,我们所讲的“不迁怒,不贰过”,只是其中的一小点。如果认真地研究起来,这两句话是概括了全部历史哲学,也概括了人类的行为哲学。人若真能修养到“不迁怒,不贰过”,那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孔子再三赞叹颜回,是有他的道理。

譬如我们说“怨天尤人”,就是迁怒的一例。一个人到了困难的时候怨天,这是普通的事。说到“怨天”,如韩愈所说的,一个人“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父母。”这是自然的现象。又如司马迁《史记》中对《离騒》的评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澹,未尝不呼父母也。”这里所指的“穷”,并不只是没有钱了才叫作“穷”。一件事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就叫作穷。此时往往情不自禁地会感叹:“唉!天呀!”身上受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往往就脱口而出:“我的妈呀!”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心理上就逃避现实,认为这是上天给我的不幸。“尤人”,就是埋怨别人、诿过于人,反正是“我没有错”。古时平民文学中有一首诗说:“作天难作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望阴天。”像这样,天作哪一种天才是好天呢?作天都难作,何况作人?所以一个人为朋友效力,受人埋怨,是难免的。尤其领导的人,受人物议,更是必然。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也就是包含了要我们效法天地广大包容的气度。

至于“不贰过”这层修养,比起“不迁怒”的操守,那是更深一层的功夫了。

下面文章气势再转,更见《论语》编排之曲折而隐含条理之妙。

          周富济贫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

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

周急不继富。

子华名公西赤,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二岁。有一次公西赤派出去做大使,这时孔子大概在当政。冉求是公西赤的同学,他因为公西赤还有母亲在家,于是就代公西赤的母亲请求实物配给,也就是请拨一笔安家费。孔子说,好,给他一釜。“釜”是古代度量衡的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这是米谷的成数,数量不多,所以冉求为他“请益”。冉求为同学说话了,老师,一釜少了一点,给他增加一些吧!于是孔子说,好吧!加给他一庾。庾是古代容量的单位,十六斗。等于说孔子原来给他五万元,现在又增加了八万。大概当时冉求是在孔子那里当总务,“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了同学,不管孔子的意见,另外自己一批给了五秉。当时十六斛为一秉,现在来说,数字相当大,好像一下子给了三五十万了。事后,孔子知道了,但是并没有责怪冉求;这也是一种教育。当然现在做官就难了,以前做官,讲情、理、法,除了法律以外,还要合理、合情。不像现在的时代精神,以法治为主,专讲人事法规与人事管理,往往无法兼顾情理。冉求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孔子如果专讲法令,那冉求是不对的,很可能要撤职查办。但是孔子没有追究,他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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