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他说》

第18章

作者:南怀瑾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忠臣孝子的伪装

从第十七章的道的层面而相关于中国历史哲学的演变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特殊之处。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儒家的观念,乃至一般社会人生的态度,另成一格,大异其趣。从前面所说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对仁义和智慧等的语句。只从文字上看,他是说,中国文化从上古以来,就是一个道,道衰微了,后来的人便提倡仁义道德,结果越强调越糟糕,适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对智慧。换句话说,知识越发达,教育学问越普及,人类社会阴谋诡诈,作姦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摆不平。接着,他举出更明显的理由,“六亲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谓的六亲,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妇,彼此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才看得出来: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个美满的家庭,一团和气,大家和睦相处,那么个个看来都是孝子贤孙,根本用不着特别标榜谁孝谁不孝。如果家中出了个孝子,相对之下,便有不被认同的不孝之子,这其间问题就大了。因此说,六亲不和,才有所谓的“父慈子孝”。我们若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标榜的“二十四孝”,将发现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拥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说不伦不类,很不像话,充分显示了舜的父母,是处在一个问题家庭中,是非不断,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为第一孝子。老子并不喜欢这样,由于一个人的坏,衬托出另一个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个家庭都和乐幸福。

“国家昏乱有忠臣”,同样道理,老子不希望历史上出太多的忠臣义士,忠臣义士并非好现象。我们历史上所谓的忠臣,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为大家所景仰,因为他们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临危受命,连个人宝贵的生命,都可牺牲。然而,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无不发生于历史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一个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难。假使国家风调雨顺,永处太平盛世;社会上,大家自重自爱,没有杀盗婬掠之事,那么岂不个个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吗?因此,他主张不需特别赞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县灵岩寺,看到有人书刻在灵泉石壁上的两句话:“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才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这几句话,从字面上粗浅一看,似乎非常反对儒家提倡仁义道德,但有几点我们必须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个时代,正是春秋时期,社会面临转型时的种种变动,一个新社会形态逐渐形成,这中间产生了很多病态的现象。老子在此病态社会中,体会出他的人生哲学,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他的话,乍看起来是唱反调,但仔细研究一下,这正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正面教育。

我们可以另外举一个反证。例如把孔子作的《礼记》中的《礼运篇》,加以整体研究后,就会发现孔子亦有老子这样的看法。中国文化,素来重视道德的价值,《礼记》中的《礼运篇》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所谓的“德”乃归于“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体。而这个道又是什么呢?老子自己认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远古到黄帝的时代,人为的一切,已经渐渐不合于道了。

第二,从黄帝以前的远古史来看,在《列子》书中,假托黄帝本身梦想的文章,便是梦游“华胥国”,这是不是真实的故事,此处暂且不加讨论。文中提到,黄帝作梦,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里到处太平安详,没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类盼望中的天国。这篇“华胥梦”等于中国文化所向往的理想国。其他像相拉图的“理想国”、莫耳的“乌托邦”,乃至佛家的“极乐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来有自,反映了这个世间的人类,苦难重重,无时不在斗争战乱中,因此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个幸福圆满的境界。而老子所谓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内涵与精神。

其实,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说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这也是爱之心切,所以责之更严。孔子在《礼运篇》也讲得差不多,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态度差别之处,但是道理是相互贯通的。

孔子在《礼运篇》上说:“故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饮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慾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也。慾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姦诈,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姦巨猾,全在一念之间。因此孔子强调“用人之智去其诈”。而大勇的人,往往气魄大,脾气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称之为“嗔”。假使一个大英雄、大丈夫,没有暴烈的坏脾气,那就很可贵了。“用人之仁去其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过了,变得婆婆妈妈,待人接物软塌塌的,心理上难免有一种不自觉的贪恋、执着。因此,能够保持一片仁慈博爱之心,而无这层贪着之念,那便不会发生不良的副作用了。从这里,我们已可明确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其意和孔子所讲的道理,并无矛盾冲突之处,只是文学的手法不一样而已。

孔子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欢男女间的关系,这是人生根本的慾望。“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至于死亡和贫穷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讨厌碰上。所以,“故慾恶者,心之大端也”,一个人爱好追求饮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与贫穷的来临,这是心理现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人的思想、念头,从外表是很难看出来,也很难测验得知的。一个人动什么脑筋,打什么主意,心地善与不善,只要不表现于行为,有谁会知道?“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也”,一切的好坏,全凭他心念的变化,根本没有颜色、声音可资辨别。所有的动机想法都深藏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那么,“慾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要把这些人心的根本问题加以整理、统一,使之去芜存菁,转劣从良,恶行成善举,除了“礼”——文化教育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春秋两大名医--老子与孔子

整个比较起来,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与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贯的。现在再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中国讲“仁义”思想,春秋以前也有这种观念,但很少刻意提倡。为什么?那时社会上背情绝义的病态较少。我常说,中国文化里头,经常提到“孝道”,与世界其他文化相较,孝道是中国特有的优点,其高明可贵之处,无可置疑。但这同时也说明了,这几千年来,我们不孝之举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样地,社会上不仁不义的故事层出不穷,所以圣贤们才用心良苦,提供这服“仁义”的葯方,希望社会有所改善。孔子是个文化医生,他把当时文化中的疑难杂症诊断出来,投以对症的葯石,尝试解决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

老子也是个医生,但他是研究医理的医生,也就是医生的医生。他认为儒生们开的葯方,对是对,但是葯吃多了,难免又会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难免。光讲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义、欺世盗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照样害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病态最为严重,强调仁义,便最积极。老子身处其境,讨厌这种风气,所以从反面来对症下葯。

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智慧与姦诈,乃一体两面,一线之隔。聪明与狡猾、老实与笨蛋,根本是息息相关的孪生兄弟。诚实的智慧合于“道”,用之于世,为人类社会谋福造利,那就对了,名之为“德”。道是体,德是用。然而,诚实虽是好事,若是用不得当,那也会适得其反,坏了事情。

老子这段话,干万不要随随便便看过。近几十年来,我发现有人研究老子,读了此章之后,不作深入一层的体会,便骤下错误的评语说,老子反对仁义,反对智慧,反对作忠臣,反对作孝子。这不曲解得太严重了吗!其实老子并不反对这些,他只是要我们预防其中可能产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两面,我们同时必须考虑到。或者时间久了,思想搞不通,走了样;或者某一个观念流行多年,时迁境移,已不合宜,并且流弊丛生,失其原意,这就要懂得《大学》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时必须知道变通。所以,老子的思想与《易经》的思想是一样的,都在一个“变”字。

《易经》有五种学问——“理、象、数、通、变”。“理”是哲学的,《易经》每一个卦,背后皆有其哲学道理。“象”,一件事物,一个东西,都有它本身的现象。比如虚空,也有它的现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种现象的发生,必须有其形成的哲学道理。而这“理”和“象”二者,也可以借数字符号来表达、整理。那便是“数”了。“理”、“象”、“数”是《易经》三个根本所在,必得将之透彻研究后,才知道“通”,只知“理”,不通“象”、“数”;只知“象”、“数”,不通“理”,都不行。要样样深入,全部融会贯通,方能达“变”,方能洞烛机先,随时知变、适变、应变。知道变,而能应变,那还属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变之先,而先天下的将变时先变。等到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才变,那也恰恰只合于变通而已。老子对仁义、智慧所提的这番道理,也属于变通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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