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他说》

第26章

作者:南怀瑾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一肩挑尽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着而来,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说明,即所谓“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

重和轻,静和躁,都是相对两种现象。重和轻,是物理现象的相对。静和躁,是生态现象的相对。但从原文文字上看来,老子上侧重“重”和“静”的重要,只偏向一头,而舍置它相互影响的关系。

正如我们现代,有了科学知识以后,知道物质的重量,是受万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来。倘使物质脱离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会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飘浮自在,轻便悠游的。我们人生的肉体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思高飞远举,但肉体的生命,脱离不了万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动,即使尽量锻炼体能,也只有相当的限度,不能达到想象的自由。道家的学术,也早已知道这个原则,因此,才产生对生命功能超越物质世界的方术,所谓神仙丹道之学。

修炼丹道的方法,首先是从习静着手,久久习静而舍离后天躁动的习性,也正是从《老子》第十六章所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哥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的原理而来。如此习静修炼,锻炼精神和肉体,互相合一而归于至静之极的不动之动,便可达到神仙“冲举”的成果。这便是中国神仙方伎学术的根据。老子,当然与神仙丹道不能脱离关系。“冲举”,便是后世学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飞升”的古文辞之简称。当然,其中修炼习静的法则与修炼过程中的变化,却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么,为什么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别注重“重”和“静”的关系有如此的重要呢?难道说,重到极点,才能“轻举”吗?其实,从道家仙道修养的理论来讲,对于这里所用的“重”字,可以牵强作为重厚沉静的意义来解释,如第三章所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理论配合。后世有合儒道两家的修养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潜静定”作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说,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连合本章的上下文句来说,那便须脱离神仙丹道的修养方术,专从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论了。虽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强调地说它没有错。因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才能作为下一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基准。

重是轻的根源。静是躁的主宰。“辎”字的内涵,是车上装载着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辎重,便是车子装载重量行李的统称。那么,为什么圣人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呢?在这里,不妨让我先说一个笑话。我在年轻的时候,出门走路,总喜欢手上抓一样东西,才觉得合适。如果两手空空,甩来甩去,自己觉得好像毫无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时不带书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书或刊物,卷在手里拿着。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觉得稳实。有人笑问我这是为了什么,说也说不明白,只好对他说,这是学了老子的“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我非圣人,但站妄学学,听者讲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实,是不是这样呢?谁又知道。如果做圣人真的要终日行不离辎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圣人的好。而巨,整天都不离负担重物的劳工朋友们,他们早已成圣成贤了!难道,老子自己西出函谷关的时候,骑在青牛背上,还要挑负一肩行李,或背着一个包袱吗?如果不是这样,老子何以扯谎教人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呢?

谁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话说过了,再来正经的。读本章这一节原文的深意,以我个人的浅见来说,已如上面讲过,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准则。我们生命立足点的大地,负载万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终日运行不息而毫无怨言,也不索取人们和万物付于任何代价。它总是默默无言地,静静前进,不断地轮转,而给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养。所以生而为人,也应静静地效法大地,要有负重载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学圣人之道的人,更应该有为世人与众生,挑负起一切痛苦重担的心愿,不可一日或离了这种负重致远的责任心。这便是“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诫身负国家社会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领导人和官吏们,更当有如此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在下文,便有“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名言。

“终日行而不离辎重”是说志在圣贤的人们,始终要戒慎恐惧,随时随地存着济世救人的责任感。如在颠沛流离中的大舜,始终以大孝于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栉风沐雨,腓无胈、胫无毛,三过其门而不入。但古人又说: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寿。这是善有善报的必然因果律。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国家,万民载德的地位,当然会得到最光荣的酬庸,正如隋炀帝杨广所说的:“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这种地位,虽然处在“荣观”之中,仍然恬淡虚无,不改本来的素朴;虽然燕然安处在荣华富贵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贵荣华而自累其心,这才是有道者的自处之道。这里的“荣观”的“观”字,是破音字,应作古代建筑物的“观”字读,不可作观看的“观”字来读。“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静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当时所见闻中的各国诸侯君主们,当然都不能明白传统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这种原则。因此,他才有深深感叹说:“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所谓“身轻天下”的语意,是说他们不能自知修身涵养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错误,不择手段,只图眼前攫取功利,不顾丧身失命的后果。因此,不但轻轻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时也戕杀了自己,这就是触犯“轻则失本,躁则失君”的大病。

两臂重于天下

讲到身轻天下的说明,我们且看善于承继老子之学的庄子的发挥,最为清楚。《庄子·外篇》中的《让王篇》提到:

韩、魏相与争侵地,于华子见(韩)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   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   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   下也。身亦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今之所争者轻于韩又远,   君固愁伤生以忧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间此   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

人的生命之价值,在于我有一个完整无暇的现实身体的存在。志在天下国家,成大功、立大业者,正为我有身存,老子所谓:“及吾无身,又有何患。”现在正因为还有此身的存在,应该戒慎恐惧,燕然自处而游心于物慾以外,然后不以一己的个人自私而谋天下国家大众的大利,立大业于天下,才不负天赋所生生命的价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当时的君主们,以及后来的君相们,大多都只图眼前的私利而困于个人权势的慾望中,以身轻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叹!

我们引用了《庄子·外篇》“两臂重于天下”的说法,看来,似乎过于消极,太过于为个人自私了。但从人道的观点来看,立身爱己,正是大有为于天下的开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大戒。修身养身无道,又哪里能够担当起天下国家危难的大任呢?同时须知,人无超然出世的修养,而贸然谈利益天下国家的大业,正是失其轻重权衡之处,所谓“轻则失本,躁则失君”。因此,使我临时想起明代(木有)堂禅师的一首诗,从表面看来,又似乎很消极,但细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积极的透彻观。

诗曰:

人生不满一百岁,今是昨非无定名。天下由来轻两臂(便是上面所讲   庄子书中子华子说昭僖侯的故事),世间何故重连城(价值连城的璧玉,   也就是赵相蔺相如夺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龙亡大泽群鳅舞(秦失其   鹿,天下争逐的翻版),兔尽平原走狗烹(范蠡给文种书所说的“飞鸟尽,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后来韩信临死时也引用过)。满目乱   坡眠白石(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等,最后都是如此),有时特地忆初平(道   家神仙传称广成子名董初平。但这里所说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   世而言)。

超然轻重的历史故事

老子的话,本来已如珠之走盘,周延涵盖,无所不通,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何况又是以简朴的古文写成,难作明确的界说。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专制时代的帝王权术,或为大臣者的自处箴言,当然亦是在所难免。如果根据历史的经验,从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来看,对于“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于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国的政策,重点放在中央集权,诸侯分治,开创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适合于当时时代环境最好的一个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为轻根”,你所认为已经把握了的重点,将来发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这个重点上面,正如唐征君赵蕤所谓: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   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亲疏相镇,所以关盛衰也。     昔周监于二代,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为不   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沿,衰则五霸扶其弱,所以夹辅王室,左右厥   世,此三圣(周文王、武王、周公)制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于尾大。自幽平以后,日以陵夷。爵禄多出于陪臣,   征伐不由于天子;吴并于越,晋分为三,郑兼于韩,鲁灭于楚,海内无主,   四十余年而为战国矣。

这便是重为轻根的最好说明。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后期的弊病,就废封建改为郡县,完全走中央集权的路线,自以为可以建万代帝王世系的基业。谁又知道过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乱,封疆无得力的防守,就易姓为王,成了刘邦的汉室天下。

汉初鉴于秦始皇中央集权的缺点,又仿照周代封建的办法,分封同姓子弟为王(非同姓者当然都不能为王),认为一旦天下有变,同胞血肉,必能拱卫帝系。谁知不到十多年,先乱于刘邦的老婆——吕后,杀戮刘氏宗室几乎殆尽。虽然由汉文帝刘恒的复兴,但过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刘启时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变成宫室后族的外戚操权,和一班宦官太监们把持朝政,终有前汉的外戚王莽篡位,后汉的曹操逼宫等故事发生。

从此以后,中国帝王政治体制,造成变乱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内戚、太监、女娲等几个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长。唐代开始乱于藩镇,宋代又鉴于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采取中央集权,终至半壁江山,始终不能完成统一的局面。后来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难逃此例。

总之,无论任何政治体制,开创的时期,如何计虑周详,毕竟跳不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大原则的演变。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规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这个八卦炉。自法国路易十四以后直到现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见得是完美的政体。将来的天下,正因为人类社会高估民主的可贵而终于毁灭在民主的变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来的祸根,早已埋伏在现在所谓假相幸福的社会福利和重量不重质、哗众取宠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学,看透了“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和“祸者福之所倚,福者祸之所伏”自然反复演变的法则,所以才提出“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告诫。也正因为先有老子的这些告诫,后有人生的种种经验,造成历代的高明从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较为知机的张良,想要极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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