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他说》

第05章

作者:南怀瑾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囗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圣人与刍狗

从《老子》第一章“常无,慾以观其妙。常有,慾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都以似异实同,体同用异的表达,说明道体的会同和作用的差别,由个人身心体会大道和立身处事的体同用异的层次。到了本章,又特别提出一则惊世骇俗的名言谠论,致使后世众说纷纷,各抒己见。甚至,因此确认老子为阴谋家的鼻祖,或者指老子鄙夷儒家,薄视仁义,将人文的一切道德观念,视为知识的伪装。见仁见智,各执一端。谁是异端,谁是正见,本来便是各个思想上主观的认定,也无足为怪。但老子在文言字句上,确是直截了当地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文从字顺,难道这不是尖刻讽刺的语意吗?其实,并非如此,未必尽然。

为了说明其中的道理,必须先对本文中两个名辞的内涵作个交代。一是“刍狗”,一是“仁”。“刍狗”,是草扎的狗,当然不是真的狗。说句老实话,我们的先民吃狗肉是很通常的事,直到现在,广东的同胞们还喜欢吃狗肉,并不为怪,那是先民习俗的遗风。古人所谓家有六畜以备撰食,狗便是六畜中之一。因此,上古的祭祀,用狗肉作祭品,是很普遍的事。大约到了商、周以后,在祭祀中,才渐渐免除了狗肉这项祭品。但在某些祀典中,仍然须用草扎一个象形的狗,替代杀一头真的活狗,这就是“刍狗”的来源。刍狗还未登上祭坛之前,仍是受人珍惜照顾,看得很重要。等到祭典完成,用过了的刍狗,就视同废物,任意抛弃,不值一顾了。这正如流传到现在的民俗祭神,有时简化一点,不杀活猪,便用米粉做一个猪头来拜拜,拜过以后,也就可以随便任人当副食,而不像供在祭坛上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仁”字,在《老子》这章的本文中,当然是代表了周秦时代诸子百家所标榜的仁义的“仁”,换言之,也就是爱护人或万物的仁慈、仁爱等爱心的表相。

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纷争,攫掠一般平民的生命财产、子女玉帛,割地称雄,残民以逞,原属常事。因此,知识分子的读书人,奔走呼吁,号召仁义,揭示上古圣君贤相,要人如何体认天心仁爱,如何以仁心仁术来治天下,才能使天下太平。不但儒者如此,其他诸子百家,大概也都不外以仁义为宣传,以仁义为号召。无论是哪一种高明的学说,或哪一种超然的思想,用之既久,就会产生相反的弊病,变为只有空壳的口号,并无真正的实义了。例如佛说“平等”,但经过几千年来的印度,阶级悬殊,仍然极不平等。同样地,我们先民教导了几千年的仁义,但很可惜的,又能有几多人的作为,几多时的历史,真正合于仁义之道!又如耶稣,大声疾呼要“博爱”,但在西方两千年来的文化,又有哪个时代真正出现对世界人类的博爱!此正是老子叹息“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的来由。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反面的道理,便可知道老子所提出正面的哲学。天地生万物,本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生了万物是很自然的事,死杀万物,也是很自然的事。天地既不以生出万物为作好事,同时也不以死杀万物为作坏事。天地既生了长养万类的万物,同时,也生了看来似乎相反的毒杀万类的万物。生长了补葯,也生长了毒葯。补品不一定是补,因补可以致死。毒物也不一定是毒,以毒攻毒,可以活命。天地并不一定厚待于人类而轻薄了万物,只是人类予智自雄,自认为天地是为了人们而生长万物人,自称为万物之灵。其实,人们随时随地,都在伤害残杀万物。假如万物有灵,一定会说人是万物的最大毒害。其实,天地无心而平等生发万物,万物亦无法自主而还归于天地。所以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说天地并没有自己立定一个仁爱万物的主观的天心而生万物。只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自然而归于还灭。假如从天地的立场,视万物与人类平等,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暂时存在,终归还灭的“刍狗”而已。生而称“有”,灭而称“无”,平等齐观,何尝有分别,有偏爱呢?只是人有人心,以人心自我的私识,认为天地有好生之德,因此发出天心仁爱的赞誉。如果天地有知,岂不大笑我辈痴儿痴女的痴言痴语吗?

明白了这个原理,便可了知真正有道的圣人,心如天地,明比日月,一切的所作所为,自视为理所当为,义所当为的事,便自然而然地做了。并不一定因为我要仁爱于世人,或我要爱护于你,才肯去做。如果圣人有此存心,即有偏私,即有自我,已非大公。再进一层来讲,一个有道的圣人,生当天下大乱的时代,他真要为了救世而救人,既然有所作为,就不免保存了一面,而有所伤害到另一面了。残杀天下而为我,决不可为。而杀一以儆百,亦等于杀百以存一的同是杀心,亦义所不忍为。那么,圣人而要救世,就只有自杀以救天下吗?自杀既不能救天下,天下亦非残杀可救得了!所以佛说愿度尽众生,方自成佛。但以众生界不可尽故,吾愿亦永无穷尽。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只有祈祷说:“我为世人赎罪!”其实,罪在人心,谁也不能为谁赎罪,除非天下人能自仟罪悔过。因此,老子对于当时现世的人们,自称为圣人之徒,号召以仁义救世者,认为他们徒托空言,都无实义。甚至假借仁义为名,用以自逞一己私慾之辈,更是自欺欺人,大不应该,他希望人们真能效法天地自然而然的法则而存心用世,不必标榜高深而务求平实,才说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名言,藉以警世。但老子说归说,无奈周、秦以后的英雄帝王们,便真的以百姓为“刍狗”,达成一己的私慾。一旦身居王位之后,天下臣庶皆称誉之为“圣明天子”,或直接誉为“当今圣人”,不知“圣”从何来?“明”从何起?恐怕老子重生,也只有缄口结舌,再也不敢另加五千言,重写续本《道德经》了。

正言若反

为了重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及后面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等的一贯涵义,且让我们引用《庄子·外篇》的《(月去)箧》篇中所说的话,便可了解老子当时所以菲薄圣人讥刺仁义,都是为了世间多假借圣人的虚名,以及伪装仁义的招牌。犹如近代和现代人,任意假托自由和民主为号召,实际是为了达成私慾的借口,醉心于独裁者如此,西式民主的真实内容,又何尝不如此?举世滔滔,无可奈何。如庄子所说:

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事先推测估计他的财富储蓄),圣也。入先(在行动的时候,必身先士卒),勇也。出后(得手的时候,先要掩护同伴撤走,自己最后退却),义也。知可否(能判断可不可以行动),智也。分均(平均分配所得的利益),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有也。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

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在《天运》篇中又提到:“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靓而多责。”

从表面看来,老子和庄子这种思想言论,好像是一种反派的哲学,尤其为狭隘观念的宗教徒,并非大宗教家或教主,甚至,为走入儒家岔路的顽固派,或明知故犯,敢用而不肯说的事功派所深恶痛绝,认为是“不经之谈”。其实,这正是“天理”“良心”的公平哲学。公道自在人心,只是一般说不出所以然,或是不忍心说得太透彻,说穿了,反党乏味。司马迁着《史记》,便用比较含蓄的论调来反映道家与老庄这类思想。到了元、明之间,民俗文学的小说家们,却在小说的著作里,表达了很多这方面的思想。说得痛快淋漓而有韵味的,如明末的贾凫西所作的《木皮散客鼓儿词》。他生当家破国亡的未造,秉着一腔忠义之忧,便借此道理而大发天地的牢騒,如说:

忠臣孝子是冤家,杀人放火享荣华。

太仓里的老鼠吃的撑撑饱。老牛耕地使死倒把皮来剥。

河里的游鱼犯下什么罪?刮净鲜鳞还嫌刺扎!

那老虎前生修下几般福?生嚼人肉不怕塞牙!

野鸡兔子不敢惹祸,剁成肉酱还加上葱花!

古剑杀人还称至宝!垫脚的草鞋丢在山洼!

杀妻的吴起倒挂上元帅印!顶灯的裴谨捱些嘴吧!

活吃人的盗跖得了好死!颜渊短命是为的什么?

莫不是玉皇爷受了张三的哄?黑洞洞的本帐簿哪里去查?

好兴致来时顽铁黄金色!气杀人运去铜钟声也差!世间事风里孤灯草

头露!纵有那几串铜钱你慢赭沙!

风箱式的说话艺术

老子为了说明天理的公平,与真正圣人的无主而任负化育,便直接指出天地间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既不是谁所主宰,也不是天地的有心制作。万物的造化生灭,都是乘虚而来,还虚而去。暂时偶然存在的一刹那,只是有无相生的动态而已。因为有刹那绵延绝续常有的动,于是误认为动态即是存在,而不承认返有还无的静态也是存在的另一表相。所以他说:“天地之间,其犹橐囗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橐囗”,是旧式农业社会用作鼓吹通气的工具,俗话叫做风箱。也就是《淮南子》本经所说的:“鼓橐吹捶,以销钢铁”的冶炼金属的工具之一。“橐”,是指它的外形的箱椟。“囗”,是指它内在的往来活动的管片。但在旧式的农业社会里,用布缝成两头通,中间空,用来装置杂物的布袋,也叫做“橐”。至于“橐”,是三面密缝,一面通口的布袋。“囗”,便是后世的七孔笛。总之,“橐囗”,是老子用通俗习惯使用的东西,来说明这个物质世间的一切活动,只是气分的变化,动而用之便有,静而藏之,就好像停留在止息状态。

其实,这个天地的万物,都在永远不息的动态中循环旋转,并无真正的静止。所谓静止,也只是相似止息而偶无动态感觉的情景而已。因此,同样的原理,不同表达的《周易·系辞传》里便说:“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万事万物,动必有咎。在动的作为里,所谓好的成分的吉,只占四分之一。不好的凶,和仅次于凶的不好——悔、吝,便占四分之三。

然而天地与万物,毕竟都在动态中生生不已地活着。活像是动,动是活力的表现。因此,愈动而愈生生不已。生生不已和永远活动互为因果,互为生活。

既然了解到天地之间气分的变化往来,变动不息,生生不已,有无相生,动静互为宗主。那么,就可进而了解到一切人事的作为、思想、言语,都同此例。是非,善恶,祸福,主观与客观,都是不能肯定的确有一绝对性的标准。如果一定要理论上争辩到有一个绝对的道理,这个绝对也只是在文字上,人为的,暂时裁定为穷尽之处而已。其实,在动态中,愈动而愈出,永无有穷尽的一点。犹如数理在开发中,也永无尽止。同样地,人世间的是非纷争,也是愈动而愈有各种不同方面的发展,并无一个绝对的标准。“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只有中心虚灵常住,不落在有无、虚实的任何一面,自然可以不致屈曲一边,了了常明,洞然烛照。这便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关键。但也有认为老子这两句话,是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教条,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尤其是后世修炼神仙丹道学派的道家们,认为说话是最伤元气的行为,而且是促使短命,造成不好运气的最大原因。所谓“数穷”便是气数欠佳、运气坎坷的表示。因此修道之士,便有“开口神气散,意动火工寒”的严厉训诫了。这种说法,是否绝对合理,姑且引用古体文的“其然乎,其不然乎”两句话来做结论,由大家自去思考取决了。

如果转进一层,了解到“橐囗”与风箱的作用,那么,便可明白老子所说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话,并不完全是教人不可开口说话。只是说所当说的,说过便休,不立涯岸。不可多说,不可不说。便是言满天下无口过,才是守中的道理,才与后文老子所说“善言无瑕囗”的意旨相符。否则,老子又何须多言自着五千文呢!譬如风箱,在当用的时候,便鼓动成风,助人成事。如不得其时,不需要的时候,便悠然止息,缄默无事。倘使如“灌夫骂座,祢衡击鼓”,说来无补于事,那便有违“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明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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