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道家》

八、道教

作者:南怀瑾

我们为了时间等种种的困难,对于道家与道教的讲述,只能择其较为重要的,简介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详,非一二百万言,不能以尽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容。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形成道教的来源问题,归纳它有四个原因:(1)渊源于道家学术思想。(2)发生于政治社会的演变。(3)促进于外来宗教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学术的迷恋。关于第一个原因的内容大概,讲到目前为止,暂且告一段落。如要从魏、晋以后,经隋、唐、宋、元、明、清的发展而讲到现在,那就不胜其繁,短期无法结束,现在需要简明扼要地讲述第二个原因,以便暂做收场。

(一)汉末道教形成的因缘

如要了解两汉道家的学术思想,如何一变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须要留心春秋、战国到秦、汉以来政治与社会的演变趋势。当战国时期,由六、七百年来的周代政权与封建政治制度,因为历史现实环境的影响,与文化思想的转变,春秋王制,几已破坏无遗。由春秋到战国末年,四百年间长期大小战乱的结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乱,尤其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零落殆尽,我们衡之历史的成例,第当长期战争的结果,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给后人的凭吊啼嘘而已,如在长期战乱的当时,必致民穷才尽。我所谓的“民穷才尽”,不仅是说社会的经济崩溃,就是各种人才,也会因战乱而一齐打光。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有名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人才的造就,确是需要经济稳定的社会背景做土壤,以长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才能培养得出来,然而每每累积若干年代,培养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个胜利,或一个失败的战争中,随流而没。大家都知道,当战国时期的吴、越战争中,在历史上留下两句名言,那就是越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是,这两句话的真正价值;只能用在战争的兵源养成方面,却不能完全适合于长期建国的功效上面,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经验之谈,却有“老成谋国”与“英雄出少年”两句尖锐对立的名言,确是缺一不可的明训。

在春秋、战国之间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阐扬他们的学说思想以后,后起之秀,大多传习相仍,反不如其初也。到了战国末期,老、庄的思想,人于道家,他们学术精神,便成为介乎人世出世之间,可以出世,也可以人世的指导原则。孔、孟的思想,却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扎下根基,完全趋向人世为人,做为精神行为的标准。至于墨子,开始出于道术,终而介乎道、儒之间而别走一路,遂与燕、赵、秦、晋的游侠精神结合,逐渐形成平民与贵戚社会之间特殊社会的变相。到了秦始皇蓄意并吞六国,要想达到统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纵横谋略的途径,竞相奔走权门以谋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后,如苏秦、张仪一流的人物,也已逐渐减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当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产生呢?但是坐议立谈,号称为儒家的儒生,与拔剑而起,介乎道、墨之间的游侠,仍能在一般社会中,隐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韩非的观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忌讳言论了。然而韩非果然看到了这种民间社会风气的趋势,但是他不知道造成时代风气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这是只能疏导,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他公然犯时代趋势的大忌,要想一一绳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纵然得志行法,也必会遭遇到犹如商鞅的结果。后来秦始皇用严刑峻法,罢斥儒、墨(侠),而治新兴的天下,但终以严刑峻法,而为儒、快合作的新兴力量所推翻。总之,此中大有玄微,而存有历史政治哲学的妙用,希望学者自己留心去研究发掘。

汉兴以来,自刘邦平定天下称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兴治之功,已经在政治上占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后只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便可立身仕途,自有进身之路,所以在朝廷与儒士之间,彼此相处,已很融洽。而在社会游侠方面,还是隐然存在着东西南北等五道的潜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为彰明较著的人物,其余,默默无闻于草泽之间,安分于法外的,还是不少。可是汉高祖起自民间,他自己也来自游侠群中,深知彼此相处无事之道,所以终汉高之世,特殊社会的游侠分子,对于汉高,甚之,还有深厚的好感与拥护的热情。到了高级公子哥儿的太子出身的汉武帝手里,便完全不同了,汉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刘邦那样豁达世故,对于民间社会的游侠,大有厌恶的心理,所以他会公然地杀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游侠中人,也从此寒心隐通,渐渐便与道家者流互通声气,形成西汉末年乱源的力量。到了东汉末代,因为历史社会的演变趋势,简直变本加厉,便与方外的道士合流,造成汉末三国初期,借用旁门左道以称兵倡乱的形势了。

其次,便是两汉儒生进入仕途后,所造成的权门阀阅的门第风气,到了东汉时期,权门阀阅,声气相通,就以清议榆扬为手段,而霸占了汉末的选举取士的要津,使有才气的真才实学之士,既不肯巴结权势,又不屑于奔竞宦途与学阀之间,便退而隐遁,走入介乎人世与出世之间的道家路线,逐渐形成汉代社会,另有远处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态。东汉末期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后来佛教传入以后,出家为僧的比丘,与印度婆罗门教士的雏形,他们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所激发,或遗憾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于周、秦以前的“隐士”思想。至于唐、宋以后,佛教出家的男女僧众,与道教出家的男女道士,已经普遍存在,等于是法定所公认的遗世而独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制的约束,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合法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后,僧道不拜帝王,只须长揖为敬的仪礼,已经成为不必明文规定的惯例。因此,过去所走高隐远蹈的路线,到了唐、宋以后,不须再有迂回,只要退避现实,进入佛教为僧,或道教做道士,便可笑傲山林,把玩风月,远离时累了。所以宋代王安石说的,五代的杰出人才,大都人于禅林,不与世事的论调,也是大有道理的。东汉未期的朝野社会,当然有许多累积的原因,造成三国时期的乱离局面,但我们现在站在道教立场来讲,只简单扼要地举出上面一二个因素,藉以说明自张道陵所创初期道教的雏形——五斗米道的经过,实是两汉以来读书知识分子,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刺激,因此而起为无言的抗争,便建立他们自己精神王国的道教了。

张道陵,在东汉末期,本来也是一个读书分子,因为不得志于当世,便客居于四川,后来他学道于鹊鸣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书,开创画符念咒道教符箓派的先声。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很含糊地说:“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子湾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我们读了《三国志》有关于张道陵与他的孙子张鲁的记述,对于张道陵一系道教的起源,在宗教史上,并无宗教神圣光荣的一面,甚之,只有使人鄙视;当然,关于五斗米道的学术内容,陈寿是外行人,没有详细提起,可能也根本无法了解,他说到张鲁秉承他祖父张道陵的遗教,是以“鬼道教民”,那倒是五斗米道符箓派的事实,因为这一派的符咒,都是用于驱神役鬼的作用上,对于形而上道方面,并不高明。我常怀疑,周、秦之际方士修炼的方术,以及秦、汉以后,道教符箓的兴盛,是否都有与印度婆罗门教,与瑜伽术派的法术互相影响,实在很难断言;而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出家人),在秦始皇时代,已经与中国通往来,那是有资料可查的事实,而且符箓的形态,有若干与上古梵文的写法,大有相同之处,可是这些问题,暂时也把它算在题外文章,不去管它。我们再看张鲁当时在汉中所行“以鬼道教民”的地方政治形态,却是中国的政治史上,汉末地方宗教政治之研究的好资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汉末政治与道教,由于秦、汉的游侠精神,与两汉不满现状的逃世方外之士相结合,造成建立精神王国道教的说明。如《三国志》所说,张鲁在汉中的鬼道治民情形:“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后来张鲁的地方治权,被曹操打垮,他投降了,拜为镇南将军,曹操待以客礼,“封间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我们看了张鲁实行五斗米道的简短历史,实在非常有趣而滑稽,足以反映三国当时地方政治紊乱的怪现象,但是他比黄巾张角号召起义的太平道,却大有高明之处。如果陈寿所记的都是事实,那么,张鲁在汉中实行宗教性的地方政治,倒有近似“无为”之化,却能稍有合于道德的措施。陈寿著《三国志》的见地与历史笔法,当然远不及于司马迁,但是,他在张鲁等传记末了的评语,却也中肯,如说:“公孙瓒保京,坐待夷灭。度(公孙度)残暴雨不节。渊(公孙渊)仍业以载凶。只足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燕(张燕)、绣(张绣)、鲁(张鲁),舍群盗,列功臣,去危亡,保宗耙,则于彼为愈焉。”他说张鲁等人,倒能够逆取顺守,得保祖先子孙的宗祀,在当时群盗如毛,都是有始无终的乱世当中,比较起来,的确算是杰出的人物。然而陈寿还见不到张鲁后世的子孙族类,竟能南迁于江西,历宋、元以后,受朝野的尊敬,成为龙虎山正一派的张天师世家,累世备受宠封,可与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相提并论,都成为中国文化世家巨室的特殊家世,一岂非他的先世张道陵的道术,应有丰功阴德的余荫,才能如此吗?

陈寿著的《三国志》,自有陈寿的立场和主观,他笔下所述说的张道陵,等于是以“假道为骗”的术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便不同于陈寿的记载了。

如说: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送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慾合之,用葯皆靡费钱帛。陵家素贫,慾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输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涵,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患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我们看了葛洪所写的记载,便可了解陈寿记述张道陵的事实,不但简要不详,而且是有立场和成见的。张道陵的正一明威道术,到了晋朝,更有扩展,晋室的名公巨卿,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谢等巨室,也都历世信奉不衰,以书法著名的王羲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写《黄庭经》,并不是专为习字而好玩的。

此外,我们再看葛洪所载张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历史文化的功绩观念来讲,便会觉得他与文翁化蜀,同样具有文化教育上的价值。

如说:

“陵又慾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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