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道家》

二、隐士思想与道家

作者:南怀瑾

隐士思想,历来占据传统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它如隐士的形态一样,一向采取“遁世不见知而无闷”的隐逸方式,所以被大家轻易忽略,而容易忘记。如果强调一点来说,隐士思想,与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便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要角色。至于讲到道家的学术思想,更与隐士思想,不可分离。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老,或老、庄,毋宁说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演变为老、庄,或黄、老,更为恰当。为什么我们提出隐士思想的重要至于如此呢?简单地举出三个理由,加以说明,便可易于明了其中的道理了。

(一)上古历史传说上的反证

我们的历史,自上古以至秦、汉。可称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谷梁》)与《国语》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门弟子参加修整过的五经(《易》、《礼》、《诗》、《书》、《春秋》)。后人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说法,那便是说,我们所保留的五经资料,都是具有充分价值的史料,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正史的题材;此外,如自古流传,散见于民间及诸子百家的传说当中,所记述有关的史料,是属于历史背景上反证的部分,也不能说毫无采信的价值。相传历史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展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道德、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屣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君名王,无论为政为人,最顾忌的,便是隐士们的清议与轻视。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出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太伯世家》做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做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背景,与其崇高的价值。

(二)孔子与隐士的思想

其次,如众所公认我们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心存君国的救世主义者,他要面对现实,反对逃避责任,但在他的一生里,却极力赞叹伯夷、叔齐和吴太伯等人的让位逃、隐,推崇他们的人格。他也讲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的处世方法,同时提出“宁武于,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观感等等。这是说明孔子尽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愿望,但对于隐士思想“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赞同,甚至他有的处世方法,也不得不取与隐士思想雷同的态度。所以在他周游列国的时期,遭到晨门者、荷赘者的讥刺;碰到长沮、桀溺的批评;领会楚狂接舆的讽劝,他只有会心的叹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有在桀溺对他批评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语,才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感叹。后来大家便引用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的一句话,认为是孔子骂隐士们逃世消极的丑陋判语,其实,他说这句话,并非如后世人所想象的那样丑陋与恶毒,他只是说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因为鸟是飞的,兽是走的,所谓远走高飞的消极者,与积极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决心走的是人世救世的路线。我们只要一读司马迁写《老庄申韩列传》中,由孔子对于老子的按语:“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给,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一段话,便可了解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语意何在了。并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对于隐士思想的估价,和推崇老子为高隐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马迁写在捉摸不定的老子传里,也就有了“老子,隐君子也”的结论。总之,孔子的思想,与秦、汉前后所号称的儒、道两家思想,他们在原始的本质上,对于“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囗以行”的立身处世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对于“蓬囗以行”的隐士们,和隐士思想,是具有“心向往之”的潜在情感的。

(三)隐土与历史政治的关系
 

讲到历史政治与隐士的关系,这在我们整个的历史系统里,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问题,只是大家都相沿因袭惯了,谈到历史,不是用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来读,便抱着疑信参半的态度来研究;可是无论属于哪种方式,对于历史政治上幕后隐士们的价值,都被忽略过去了。我在前面曾经强调说,隐士思想与隐士们,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但是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被道家的人们,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我们现在提出与历史政治有关的人物,也只能算是“半隐士”的一样。所谓“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后,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其余半截的生活,就出山人世,参与现实社会,和实际的政治有了牵连。关于“半隐士”与“隐士”,我们引用宋代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做为恰当的说明、放翁的诗说:“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隐士,已经辜负了自己当初逃隐的动机了,姑且不说别有用意的严子陵们,就是许由、巢父他们,被人发现了踪迹,有了“高尚其志”的“隐士”声名,也早就错到底了。这虽是陆放翁有所感而发的话,然而也足以代表“半隐士”们的一般感叹!至于历史政治有关的“半隐士”,例如伊尹、傅说、姜尚,以及间接有关的,鬼谷子、黄石公,与秦、汉以后的“半隐土”如张良、司马德操与诸葛亮。南北朝以后,列入道家人物的,如王猛、陶弘景,唐代的魏征,宋代的陈抟,元代的刘秉忠,明代的刘基、周颠,清代的范文程等等,都是其中的荦荦大者,为一般比较容易熟悉的人物。这便形成中国历史政治上特有的情形:凡在拨乱反正的阶段,或建国创业的时期,身为中国文化幕后的“隐士”们道家的人物,就见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们的精神,辅翼命世之主而创造新的时代和历史。到了治平的时期,便又默默无闻,把成果与责任,付之自命为儒生们的手里了。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演变,及其兴衰成败,成学术思想的关键,几乎有一共通不易的定例:那便是凡当拨乱反正的时期,大多是道家人物与道家学术思想的功劳;到了天下太平,坐而论道,讲究修齐治平之学的时期,就成了儒家的天下了。“隐士”的道家人物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政治具有这样举足轻重之势,除了“通古今之变”,如司马迁等少数人以外,一般人几乎不明实况,所以把真正道家的人物,与真正道家的学术思想,就一直蒙在冤枉的档卷中了。我们姑且举出正反面一、二种历史资料,以便有一新的认识,恕限于时间与篇幅,不能具体地详细讲明。

1.历史上畏惧“隐士”思想的反面

周代:“太公望(姜尚,字子牙,因功被周室尊称为太公),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族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这一历史故事,便是说明姜太公得封为齐君以后,要杀齐国的“半隐士”华士。他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请他三次又不出山,这便使“半隐士”出身的姜太公动了杀心了。因为姜太公是行家,他懂得“半隐士”的利害,又加上他初到齐国,旧有的地方势力,还没有投诚,他决不容许这种不合作的作风养成。所以周公吃惊地问他,你何以随便就要处决一个“高士”呢?他就说出他的意见,认为假使像华土这种人,还要褒扬他,那么,我还要做齐国什么人的君王呢?这真是痛痛快快地说明统治者的苦经,同时,也由此可以了解上古对“隐士”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在战国末期,齐国派使臣到赵国去,赵国的女主赵威后,在接见齐国大使的时候,还没有谈到正题,赵威后便问了几个有关齐国政治的问题,最后,便说:“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个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杀华士的说法,是同样的观念,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权者对于“半隐士”的畏惧,和惧怕侠义道的情形,是同样的心理。其实,齐国的“半隐士”于陵子仲,已经大非姜太公时代的华士可比,赵威后挑拨齐国大使,也许正是惧怕这个“半隐士”于陵子仲的才能,对于齐国与赵国之间的外交政治上,是一个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于去掉故国贤人的心理意识上,便冲口说出这种政治心理作战的话来了。

2.历史上尊重“隐士”思想的正面

帝尧想要让位于许由,周初用姜太公的建议,尊重伯夷、叔齐的志节,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知道的事件。秦始皇一怒而坑不听命、不合作的儒生,因此又大失人心,汉高祖要想换立太子,结果日后用了张良的建议,把那高隐在商山的四皓,素来不理汉高祖的四个“半隐士”,死拉活扯地拖下山来,做了太子的老师。这样,便使汉高祖不能不屈服,只好变更计划,也就不敢再谈换立太子的事了。此外,如历代帝王向山中的“隐士”,动问国家大计的,也例不胜举,有名的如陶弘景,称为山中宰相。因此,在历史文化的著作上,便有上古的“隐士”,秦、汉以后的“神仙”,唐、宋时代的“高士”与“处士”等无位而得高名的称号产生。尤其在宋代,有一类的“处士”,以“半隐士”的姿态而得到一举成名的光荣,致使后人笑他们有“功名捷径在烟霞”的讥刺。以及后来两宋理学家们,讲学不仕的作风,都是由这种传统文化幕后主角的“隐士”流风所造成的。清兵入关以后,英明的康熙,屡开博学鸿辞科来网罗不称臣、不投降的汉族知识分子,也便是对付“隐士”的一个政策。

我们为了说明道家学术思想的渊源,稍微多加牵扯了有关于隐士的问题,暂且到此为止。至于“隐士”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利弊,一时很难详细来说明,总之,姑且拿老、庄做代表的道家“隐士”思想,与孔、孟做代表的儒家思想来说,他们最高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动机,所谓救世治平的宗旨,其实并无两样。所不同的,就是采用的方法与态度,各自别有主张。儒家的孔、孟,他们的作法是积极的强行人世,冀图挽救世道人心;道家“隐士”们的主张,是因势利导,处之于无形。所以道家的方法是用“弱”、用“柔”,结果往往被用错,而致于柔弱不堪,这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在好的,有利的一面来讲,它正是《易经》乾卦上。用九”的精神,所谓“见群龙无首,吉”。“龙德而隐者也”。因为它不在任何的那一个交位上,所以它能够绝对的冷静,绝对的客观,在幕后领导九五的变化。倘使它也人了交位,当然便被变道所构,自身难免不受其变,而无补于时艰了。我们研究道家的应用,必须先要了解这个精神,才能谈道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利弊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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