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

第02部分

作者:南怀瑾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晋刘颂曰:凡监司慾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这是引用姜太公的话,就明罚、暗察、明赏等三明的反面而谈治乱。

明罚,是说刑罚,管理得太严,动不动就罚。罚得严厉,大家都怕,但不要以为怕就可以吓住人,老子就提过这个原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到了某一个时候,并不怕死的,所以过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发生变乱。

明察,凡事都对人看得很清楚,调查得很清楚。这就使人感觉到被扰乱、受干涉,为了避免干涉,于是逃避迁走了,不安其处,也容易形成社会的变乱,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国的政治,过去总讲厚道,要宽容一点。

明赏,动不动就奖励,这样好不好?奖励过头了也不好,人的慾望不会满足的,愈来愈不满足,一不满足就会发生怨恨了,最后便变成仇敌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对于干部的统率管理,能够做到没有好恶,过太平日子,达到平安两个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换句话说,反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办法,正反两端,有如天平一样:只要有一端高一点,另一端就低一点,不能平衡,问题就出来了。

最后引用晋朝名臣刘颂的话作这五个反面的结论。刘颂说:政府中负有监督责任的人,为什么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对于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为每个人小的过错,偶然的缺点,或者忘记事情,这是人的常情,在所难免的,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应该将这类事情,列在不可违反的范围,而纠正处罚他,否则的话,政府机构和社会上,就不会有一个称得上标准的人了。这样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为要求得太过分,反而造成了乱源。在一个单位中,领导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没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这就不行了,这就是“以治而乱”了。

专权与嫉妒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轴辏,莫得专君焉。

忠臣孝子,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标准,但也不能过分,过分就是毛病。所以齐国的名相晏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干部,固然对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过就变成专权了。就是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个干部,容易形成这个干部的专权,那就太过分了,两三个兄弟,都要当孝子,其中一个要特别孝,那么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时候,有几个太太,其中一个独擅专房,不能容纳别人,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过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吕不韦着的《吕氏春秋》(吕不韦这位秦始皇的父亲,原来是做生意的,后来把人家的国家都换给自己儿子,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着了一本书《吕氏春秋》,实际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的学问收集起来编着的。书成以后公布,有谁能更改其中的一个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赏千金,公布了几个月,也没有人去改一个字,这固然是吕不韦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实上这部书是有内容的,我主张大家要读。它也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书中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于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文武兼资论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违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这里引用韩非子的话,我们知道韩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场,以法家的观点,认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对社会人群,都没有贡献,一定要法治的社会才对,所以他有这两句名言,“儒以文乱法,快以武犯禁。”知识分子,读书人(儒在这里不是专指儒家)学问又好,又会写文章,文章写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会辩论,于是以文学知识,扰乱了法令。讲侠义的人,动辄老子拳头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压平了,所以重武侠的人,专门破坏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来,文武两方面都不对,都是不守法,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辞。

这里引用几个人的话。曹操说:一个国家,专门依靠武力的,最后弄到自己亡国灭种。看到现代史上,二次大战,当年的德国、日本,都是“恃武者灭”。专门好文的,最后也是亡国,不注重军事国防,如吴王夫差,鲁国的偃王,都是只提倡文化,不注重国防的,而最后败亡,这是“恃文者亡”。吴起的兵法上所以说,上古时候承桑氏(即穷桑氏)这个国家的皇帝,治理国政,专门讲道德,废弃了武功,结果是亡国,又如夏朝的有扈,则专门讲究武功,好勇,结果也是亡国,因此文武两事不能偏废,高明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道理,就一定以“内修文德,外治武训”八个字作政治的最高原则。军事国防是不能缺少的,文化是国内的政治中心,对外要注重国防,随时准备作战,敌人不敢打进来,自己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国的忠烈;激励人民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损害于仁德。

《钤经》(即《素书》,又名《玉钤经》)上说,文武兼备。不但国家如此,个人也是一样,中外历史上,真正的大将,都是文武兼备,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文武兼阙的,也就是文武都不够的,不可征伐,不能做大将。

人与牛的故事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康也。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这与廉洁或贪污有关,廉与不廉,这中间很难分辨,这里就举中国文化的历史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生命,这个落水的人,是一个独子,他家里非常感谢,谢了他一头牛。子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大概杀来墩牛肉给老师吃(一笑)。面孔子对于这件事奖励子路,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提倡得好,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这样很好嘛!子贡比子路有钱,当然,子贡的个性也不同,依鲁国的法令,当时的奴隶制度,赎人回去,奴主应该收赎金的,可是子贡不收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这两件事,子路收了别人的红包,孔子说他收得对,提倡好的风气是劝德,而子贡这样做应该也没有错,他谦让嘛,自己有钱,不收人家的钱。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别人不敢随便赎人了,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很难。由这个道理看起来,人应该廉洁,不苟取,一点都不要,这是对的,当然,不可以提倡贪污,不过有些时候,像子贡的不受金于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来,不然就会收到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匡衡论政风

汉朝的匡衡(匡衡上疏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汉武帝是非常英明的皇帝,而匡衡这个年轻的读书人,当时提了好几个报告,指出汉武帝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要更改,那要更改,汉武帝非常重视。)就说:孔子说过以礼让治国很难得。孔子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是天下的中心,对下面的风气,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干部,彼此之间都很礼貌,很有风度,影响到下面的社会,就不会彼此纷争:上面的人好仁乐施,下面的人就不会粗暴犯上;上面的人提倡节义,有高度的节操,下面的社会风气,则会跟着好转过来;上面宽厚柔和,下面彼此就有爱心。这四点,就是英明的领导人用不着以威严来下命令,而以自己的行为,使政治风气好转,下面就自然会受到感化。什么理由呢?因为在中央政府中的大臣们,如果意见不同,讲话时吵得脸红,于是影响到下面,就发展为打架了。上面的人如果喜欢独断独行,影响到下面的人一点都不谦让。上面如果有克胜争功的风气,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伤害别人的心理,上面的人好利,到了下面就变成偷了。这是说上位者的作风,就是政治风气的根本。

更上一层楼的道理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志也。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志,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宁那,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慎到是战国时一位道家的人物,这里是他论忠的一段话,忠孝过分了就是毛病。他说:任何一个时代,并不希望出一两个特别的忠臣。标榜忠臣固然是对的,但我曾说过,少讲文天祥这班忠臣,听了令人泄气。文天祥并没有错,应该标榜,但是要大家都做文天祥,对吗?文天祥那个时代是没有结果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提倡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开国时候的那些大臣呢?我们只是欣赏忠臣,可不想忠臣的那个时代背景如何?那个背景是很惨痛的。所以慎子说:忠臣并不能救乱世,这个道理在哪里?如尧、舜、禹三代,是了不起的圣人,而舜的父母都很坏,可不能认定这一对老头子、老太婆绝不会生好儿子,他们生了一个圣贤的儿子——舜。尧是圣人,但他的儿子很坏。桀是夏朝最坏的皇帝,他下面有不少忠臣,而他在历史上的过错却是那么大,所以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家庭好了,父慈子孝,那里会特别显出孝行来呢?老子说的“六亲不和有孝慈”,家庭有了变故的,才显示出孩子的孝行来,我们可不希望家庭有问题。再看国家,岳飞是了不起的忠臣,可是我们并不希望有岳飞那样忠臣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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