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简述

作者:南怀瑾

研究西藏佛教文化,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不是约略可以说明,也不是现势所需要,现在只从几个要点摘要述说,作为常识了解而已。并且依照历史演变作阶段性说明,比较容易清理出头绪来。

自唐太宗贞观十五年间,文成公主遣嫁于藏王以后,西藏才决心建立文化,派遣宗室子弟到印度留学佛教,依梵文“笈多”字体创制文字,翻译佛经,并请北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到藏,建立密教,西藏文化从此奠定基础。但当时从文成公主入藏的几十位儒生道士们,也播下了不少文化种子,据我所知道的,西藏原始密教,有一部分咒语和符箓与坛城等(坛城具有原始宗教图腾的作用),与道教南宫正一派的很相似。同时在西藏,也可见到刻画的八卦与太极图。喇嘛们的卜卦方法,大体也用天干地支配合奇门遁甲的算法。就是到现在西藏所用的历法名称,还同我们古老的十二生肖象征阴阳气序的纪年方法一样:例如鼠(子)年,牛(丑)月,虎(寅)时等类。还有在密教未传入西藏之前,本土原来有一种巫教,俗名称之为黑教或笨教,到现在仍然存在。现在的青康两省边境,大约还有黑教徒千余人。这种巫教,与道教符篆派,更多相同之处。在元代与刘福通等的白莲教,清代的红灯照,都有关系。这类远古遗留的巫祝与方术,不单是一个蛊惑性的邪术,有时候还牵涉到政治问题。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新疆西藏边地的用兵,与明末遗老,隐迹边疆,组织教民以图复国的事有关,巫教也屡被运用。

文成公主是一个具有才能,并且有坚定宗教修养的女性,当其遣嫁西藏,从她个人来说,是一种痛苦的遭遇。以一个有高度文化水准,富于文明国度的知识女性,去做落后地区的妃子,确有无限悲苦和重大的牺牲之感。汉唐以来的和著政策,留给人们许多哀怨的思情。例如汉元帝时代的王昭君等人,都是为国家政策而牺牲自己个人幸福的伟大女性。所以后来诗人有讽刺“汉家长策在和蕃”的类似吟咏,隐隐约约都认为这种政策是民族的一种耻辱,其实,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已。文成公主的个人遭遇虽然不幸,她却为唐朝降服了西藏,亦为西藏开辟了以后的文化基础。西藏境内拉萨等地,有许多地方与寺庙建筑,相传都是文成公主或莲花生大师看了阴阳风水才决定的,并且有若干地区,到现在还列为禁区,不敢动土开辟。西藏境内的五金矿藏很多,但到现在还坚奉祖宗遗训,不许开采。

西藏自初唐从印度传入佛教,亦正当玄奘大师取经回国时期。那时印度佛学,已多为后期佛学,唯识、中观、因明,与弥勒菩萨五明之教,特别昌明。般若毕竟性空与唯识胜义实有的论辩,各擅胜场。所以西藏的佛学,一直保有这种论主派明辨的学风,思惟极须正确,辩论务必精详,往往为了一个问题,穷年累月,互相研究讨论,孜孜不休。这种治学精神,非常值得钦佩,保持印度后期佛学的遗风(可参考唐玄奘法师传)。就是现在的西藏,要考取得一个格西(法师)的资格,必须积十余年学问,当着僧俗数干人,或数万人面前,公开辩论一个佛学主要题材,经大家倾服,才公认他的学问修养,可以做格西,才取得法师的资格。关于佛经的翻译,因其文字根本脱胎于梵文,译来比较容易准确,经典也多一些,大体与内地翻译的差不多,但其精神,特别注重密教,所以密宗部分,比内地翻译多了许多。其本土先哲著作,也很丰富。不过内地译本,亦有少数为藏译所无,如般若部的《大智度论》等。唯西藏人对佛学修养,自视甚高,认为内地几乎无佛法,简直有些闭户称尊的气概。内地一般倾向西藏密宗的学者,甚至也随声附和,未免有冒昧学步,自他两误之嫌。

密教佛法部分,多半自莲花生大师所传,与内地唐玄宗时代,印度密宗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传入中国的密法,大致相同。我们的密宗佛法,由盛唐到宋元,都很盛行,到明朝永乐年间,才明令摒弃,除保有少数无关宏旨的咒语与方法外,都流传到日本。现在是这样分别:称传入日本的密宗叫东密,西藏的密宗叫藏密。藏密的特点,有些的确是东密所无:(1)藏密融会印度婆罗门教、瑜伽术等的修身方法,进而修炼精神,升华超脱,以入佛法心要大寂灭海的境界。用现代术语说,是一种最高深的身心精神科学,实验心物一元的实境。它的方法,也很合乎现代的科学化,所以现在欧美人士,如德法英美等国,倾心学习者很多,推崇备至。这一部分理论与方法,许多相同于内地正统道家传承的方法,但非一般旁门左道可及。(2)藏密中有一种调治心性之学的方法,如大手印、大圆满等等,同内地的禅宗又极同,这种方法与学理,摆脱宗教的神秘色彩,直接证验到“明心见性”的境界而且历代传承的祖师当中,亦有汉人,只是不及禅宗的神悟,始终落于签象之中。密宗到底属于秘密教,咒语的难解,效果的神奇,配合虔诚的宗教崇敬信仰精神,加上未经开发的森林地带,与雪山的神秘性,故使整个西藏,永远笼罩在神秘的气氛当中。此外,密教还有一特点,其精神虽然出离世间,其方法不是完全遗世,它是联合人性生活而升华到佛性境界的。因此他们的修持,有一部分包括男女双修的双身法,流弊所及,祸害丛生。宗喀巴大师的改革密宗,创立黄教,就是针对这种方法的反应。大家看过北京雍和宫的双身佛像,一定会有许多疑问。其实,这只是密教的一种方法,说明人的生死之际,就在一念的贪慾迷恋,转此一下子,可以使精神解脱,升华到身心物慾世界以外,趣入寂灭境界,得到不可思议的妙乐。可是正因为其方法,利用人性兽性的习惯而自求超脱,反容易被人托辞误解误做,唐到宋元明间,密教在西藏的情形便是这样。甚至,牵连蒙古在内。

宋代有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入藏,提倡正知正见,传授中观正见的止观法门,著有《菩提道炬论》,影响西藏佛法甚大,由此种下了明代宗喀巴大师改革佛法的种子。那时,有一内地学禅宗未透彻的僧徒,名大乘和尚,跑到西藏提倡中国佛法,标榜无想念为宗,号召徒众亦不少。后来与阿底峡弟子当众辩论,被驳得体无完肤,狼狈而逃。所以西藏佛学界,一直认为内地无真正佛法,这很幼稚可笑、主观的观念,即栽植于这件事上。抗战时期,黄教东本格西,到成都讲经,还是这样说法,曾引起一场辩论。其实,他们对内地真正佛法的确茫无所知。就以黄教的中观正见,所传的止观法门,与内地正统禅宗,及天台宗的止观定慧法门相较,并不见有特殊的超胜地方。

明代永乐年间,宗喀巴大师创立黄教,根据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炬论》,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与《略论》,以人、天、声闻、缘觉、菩萨道的五乘次序,贯串戒、定、慧、解脱的究竟。同时又集合密教的修法理论,著有《密乘道次第论》。加以严守戒律,清静专修,注重弥勒五论的发扬,确为西藏密教放一异彩,他的传承教法,一直流传到现在。自文成公主进入西藏,宗喀巴大师感化西藏,使西藏的文化,达到一个完整的高峰。虽然如此,历史的演变,盈虚消长,穷通变化,永无停止。

西藏密教,自初唐到现在,大致分为四派。(1)宁玛派(俗称红教),后又分为五小派。现在多半还流传在后藏及青康等边区。(2)噶居尔派(俗称白教),内分九小派。现在主要传承,在西康打箭炉木雅乡的贡噶山一带。(3)萨迦派(俗称花教),从元代大宝法王以后,一直在前后藏各地及青康等处流传。又循金沙江流域,如云南怒江、丽江等地,亦传承此派密教,极具声望。(4)宗喀巴大师所创的黄教。现在前后藏的达赖、班禅,蒙古的章嘉大师等,都是掌教的领袖。现在美国旧金山传法的帝洛瓦喇嘛,也是蒙古有权威的有道高僧。

上面所讲的前三派,都从历代沿革改变而来。但依黄教看来,认为并非正见的佛法。黄教的修法,除中观正见,止观法门以外,密教佛法,特别注重大威德金刚修法与时轮金刚修法。如第九代班禅大师在北京南京各地,先后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有十一次之多。清兵入关之初的几位皇帝,都亲自学习过密宗,如雍正、乾隆皆是此中行家。以前我在西康,据几位汉人喇嘛说:《大威德金刚仪轨》,雍正曾经亲自翻译一次,为历来密宗译本中最完善的一种。我曾为此译本,多年寻访,现在还未找到。由此可见清朝在政治上的措施,任何事都很小心,所以雍乾两朝,对蒙藏的政策,从清廷立场来看,确有其独到的成功,在此不必详论。

现阶段中的西藏,大体仍很保守,但上层社会,确实具有高度的文化知识,如一般大喇嘛与贵族们,能通英文者很不少,对于世界现势并非不了解,或者比一般看法,更有深刻的理解。不过他们是安于平静无忧的生活,不想与外界多接触,大有希望外界遗忘了他们一群的气概。他们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是发疯,科学领导世界人类会快速地走向灭亡之路。西方人偏重专制式的教条信仰,是盲目的迷信,缺乏智慧的分析,佛学是注重智慧的追求使精神和人格升华,不是盲从迷信的。他们内心深知要西藏永远安定,只有中国强起来才有保障,是有时间空间性的。并且有若干问题,实在也是以往处置错误,与边地汉人的互相误会逼迫出来的。

西藏的大喇嘛们,毕生修习密教佛法,是具有长时期严格的学术修养,加以数十年做工夫,实地体会的经验,的确不能忽视。他们一个正式的喇嘛大师,从七八岁开始识字授学,就读佛学,必须有十二年专心一志的研究,对于佛学大多要全部了解。等到学成以后,参加大法会的考试,取得格西资格,才可以讲经说法。再要专修佛法,还须从师学习密教,专其心闭关或住岩洞修持,往往有达数十年以上的。所以他们对于“教、理、行、果”的过程,是经过笃学、慎思、明辨的严格程序。行为和技能的修养,根据大乘菩萨道,必须依次学习五明:(1)声明(包括文字学,乃至外文等)。(2)因明(包括佛学教理的逻辑及至普通哲学等)。(3)医方明(包括医葯,方技,红教的还有剑术武功等)。(4)工巧明(包括绘画、雕刻、织毛毡等)。(5)内明(心性修养佛法的最高境界)。一个真实有道行的喇嘛,具有这许多学术修养,实在不应该视为文化落后的人物,否则,不是盲目地自满自尊,就是盲目地轻蔑他人。学问之道,首重虚心既不能自卑自轻,也不能自大自满,必须要虚怀去接受,才能贯通。喇嘛们虽然为纯粹虔诚的佛教僧徒,但是还须在普通佛教戒律以外,受有密教的特别戒律。为了护教护法,他们可以随时放弃不杀戒,脱去僧衣,为抵抗侵略,扫灭魔军而争斗的。

清末明初之间,汉藏文化,渐起沟通现象,北京有西睡文化院的成立,直到抗战期间,在成都还挂有这块招牌。民国初年,西藏喇嘛白普仁尊者,与多杰格西,到北京弘扬藏密,引起一般僧俗的兴趣,所以有汉僧大勇法师赴藏学习的创举。大勇到了西康就圆寂了,抗战期间,据说已经找到大勇的转身灵童,又入藏学密去了。以后有法尊法师、蜀僧能海、能是、超一等入藏学习,他们都是学习黄教,后来都名重一时。其他僧俗等,也有很多到康藏学密宗,或学红白等教,或专攻红教。不过黄教的喇嘛们,始终看不起其他各派的教徒,认为他们佛法已有偏差之嫌。甚至,视同外道。同时康藏各派的喇嘛活佛们,也源源而来内地传法,如红教的诺那活佛,白教的贡噶活佛,花教根桑活佛,黄教的东本格西、阿旺堪布等等。其中除诺那活佛,我是间接从学以外,此外几位,都曾亲自依止学过。据贡噶活佛同我说:内地人士,大乘根器很多,例如破哇一法,在康藏修持,得到成就者,十人中之二三而已。而在内地,学者差不多都能有小成就,实在可喜。我当时说:此所以达摩大师来中国传佛法心印,说东土有大乘气象也。上面所述这几位大师们,少数都经历西南诸省会传法,也有深入中原,到汉口、上海等地的。影响所及,近年密宗佛法的盛行如雨后春笋。若干人士,对内地自己的佛法,欠于真实了解,偏颇地倾向密教,视为最高无上的心理,似乎有嫌于高明。其实,多是不认识自己,对于藏文又欠修养,故有这种变态。这种现象与风气,恰与盲目地崇拜西洋文明,抛弃国粹,时间和情绪,都在同一时候产生,实在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病态。再说汉僧赴藏学习的学僧当中,有少数人受到当时政府驻藏办事处的资助,回到内地弘扬密宗的,以法尊与能海二人,各有各人的成就。他如超一法师,亦可弘化一方。法尊从事翻译,能海从事传法。还有一位学僧名满空的,对于红白花教了解颇多,一般所用密教法本,多是他的翻译手笔。他们的藏文程度与佛法修养,究竟如何?我不能武断,可是翻译法本,大都晦涩生硬,并不高明,觉得美中不足,内中有很多问题。倒是在藏学密的英美人士的译本,反较为清晰,但又偏于科学的机械式,难以标明理性的最高境界。可是翻译事业难以甚善甚美,不禁更为追怀前贤如鸠摩罗什、玄奘士师们的伟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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