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十一章 苏格拉底

作者:罗素

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是象智者那样为了钱。他确实是受过审判,被判死刑,并于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约七十岁。他无疑地是雅典的一个著名人物,因为亚里斯多芬尼在《云》的剧本里描写过他。但是除此而外,我们便完全纠缠于众说纷纭之中了。他的两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都给他写过卷帙浩繁的记述;但两人所叙述的却大为不同。而且即令两人的说法一致时,伯奈特已经提示过,那也是色诺芬抄袭柏拉图的。对两人的说法不一致处,有人是相信色诺芬,也有人相信柏拉图;还有人是两种说法都不相信。在这样一场危险的争论里,我并不冒险来拥护某一方,但我将简明地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先谈色诺芬;色诺芬是个军人,头脑不大开明,他的观点大体上是因袭保守的。色诺芬感到痛苦的是,苏格拉底竟然被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和这些人相反,他竭力主张苏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对于受过他影响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思想看来决不是颠复性的,反而是颇为沉闷而平凡。这种辩护未免太过火了,因为它并没有说明人们为什么仇视苏格拉底。伯奈特说:(《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49页)“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决不会被处死刑的。”

曾有一种倾向,认为色诺芬所说的一切都一定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缺少可以想象任何不真实的事物的那种聪明。这是很靠不住的一种论证方法。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人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言。我就宁愿意让一个是我自己的死敌的哲学家来复述我的话,而不愿意让一个不懂哲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因此,色诺芬说的话若是在哲学上包含有任何困难之点,或者若是其目的只在于证明苏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这一论点,我们便不能接受色诺芬的话了。

然而,色诺芬的某些回忆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叙说过(柏拉图也叙说过)苏格拉底是怎样不断地在研究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当权的问题。苏格拉底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对这个问题,一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说:“去找鞋匠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又会提到木匠、铜匠等等,于是最后便问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当他与三十僭主发生冲突的时候,三十僭主的领袖,那个曾向他求过学并熟知他的方法的克利提斯,便禁止他继续教导青年们,而且还对他说:“不用再讲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铜匠了。由于你反复不休地提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被你讲烂了”(色诺芬《回忆录》,卷1,第2章)。这件事发生于伯罗奔尼苏战争结束之后,斯巴达人建立了短期的寡头政府的时候。但是雅典在大部分的时期都是民主制,民主到连将军也要经过选举或抽签的地步。苏格拉底就遇到过一个青年想作将军,苏格拉底劝他最好学一些战争的技术。这个青年于是就出去学了些简单的战术学课程。他回来以后,苏格拉底带讽刺地夸赞了他几句,就又打发他去继续学习(同书,卷3,第1章)。苏格拉底又送另一个青年去学习理财之道。他对许多人,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采取这种办法;但是人们终于认定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要更容易些。

至于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的叙述,则贫困难就与色诺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我们很难判断柏拉图究竟有意想描绘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到什么程度,而他想把他的对话录中的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仅仅当作他自己意见的传声筒又到什么程度。柏拉图除了是哲学家而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就连柏拉图本人也并不认真地认为,他的《对话录》里的那些谈话是真象他所记录的那样子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在早期的对话里,谈话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人物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正是由于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始终一贯而又极其有趣的人物,是一个远非大多数人所能创作出来的人物;但是我以为柏拉图却是能.够.创作出他来的。至于他究竟是否创作了苏格拉底,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通常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一片对话便是《申辩篇》。这一片据说是苏格拉底受审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词——当然,并不是一片速记记录,而是若干年后柏拉图在记忆里所保存下来的东西,被他汇集起来并经过了文艺的加工。审判时柏拉图是在场的,并且似乎很显然,他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他记得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东西,而且大体上他的意图也是要力求符合历史的。这片对话,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却足以给苏格拉底的性格刻划出一幅相当确切的形象。

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事实是无容置疑的。判决所根据的罪状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是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对他仇视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乃是人们认为他和贵族派有勾结;他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属于贵族派的,而且其中当权的几个已经证明是极有危害性的。然而,由于大赦的缘故,这种理由便不能公开提出来了。法庭大多数都判决他有罪,这时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种较死刑为轻的处罚。法官们如果认为被告有罪的话,他们就必须在判决的定谳和被告方面所要求的惩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因此,若能提出一种法庭认为适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当重的处罚的话,那是会对苏格拉底有利的。然而他提出来的却是处以三十个米尼的罚金,这笔罚金,他的几个朋友(包括柏拉图在内)都愿意为他担保。这种处分是太轻了,以至于法庭大为恼怒,于是便以比判决他有罪时更大的多数判决他死刑。他无疑地是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显然他也并不想以看来是承认自己有罪的让步,来避免死刑。检查官有安尼图斯,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有美立都,一个悲剧诗人“年青而不著名,有着细长的头发,稀疏的胡须,和一个鹰钩鼻”;还有李康,一个没没无闻的修词家(见伯奈特《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80页)。他们坚持说,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

我们无须再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于真实的苏格拉底骗人的关系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上自寻烦恼,让我们来看柏拉图是怎样使苏格拉底答复这次控诉的吧。苏格拉底一开始就控诉他的检查官是逞辩,并且反驳别人指责他自己的逞辩。他说他所具有的唯一辩才,就是真理的辩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习惯的态度讲话,而不是以“一套雕词琢句的演说词”①来讲话,他们也不必对他发怒。他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而且从来不曾到法庭上来过;因此,他们必须原谅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讲话。

他继续说,除了正式的起诉者而外,他还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诉者,那些人从这些法官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就到处“宣扬着有一个苏格拉底,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思考着天上并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坏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他说,人们以为这样的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舆论提出的这种老一套的指责要比正式的判决更危险得多,尤其危险的是除了亚里斯多芬尼以外,他并不知道这些话是从什么人那里来的。①在答复这种老一套仇视他的种种根据时,他指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科学家——“我与物理学的探讨毫无缘分”——而且他不是一个教师,他并不以教学挣钱。他接着嘲笑了智者们,不承认智者们具有他们所自诩的知识。然则,“我之所以被人称为有智慧并且背着这种恶名的理由是什么呢?”

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尔斐神坛求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德尔斐神坛答称再没有别人了。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为他自己一无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谎。因此,他就到处访问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证神是犯了错误。首先他去请教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被许多人认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却自认为还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很快就发见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并且和蔼地而坚定地向他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结果是他恨上了我”。随后苏格拉底又去请教诗人,请他们讲解他们作其中的各个篇章,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这样做。“于是我便知道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与灵感”。于是他就去请教工匠,但是发见他们也一样地使人失望。他说,他在这段过程中结下了许多死敌。最后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象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种对于自命为有智慧的人所进行的揭发工作耗尽了他的全部时间,使他沦于极端的贫困,但是他觉得为神谕而作见证乃是一桩责任。

他说,富有阶级的青年无事可做,都高兴听他揭露别人,并且进而也照这样做;这就增加了他的敌人的数目。“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他们所自诩的知识被人揭穿。”这些就是第一类起诉者的情形。

苏格拉底于是就进而诘问他“那位自称是好人和真正爱国者”的检查官美立都。苏格拉底问道,谁是改.善.青年的人。美立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后,在逐步紧逼之下,就不得不说除了苏格拉底而外,每一个雅典人都是改善青年的人;于是苏格拉底便祝贺雅典城的好运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人要比跟坏人更好相处;因此,他决不会如此之愚蠢,以至于有.意.要败坏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无意地,那末美立都就应该教导他,而不应该控诉他。

起诉书说苏格拉底不仅否认国家的神,而且还宣扬他自己的那些神;然而美立都却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且说:“他说太阳是石而月亮是土”。苏格拉底答道,美立都大概以为自己是在控诉阿那克萨哥拉了吧,阿那克萨哥拉的见解是花上一个德拉克玛就可以在剧场里听得到的(指幼利披底的戏剧)。苏格拉底当然指出了彻底无神论这种新的控诉是与起诉书相矛盾的,然后他就谈到比较一般的论点上来。

《申辩篇》其余部分的调子主要地是宗教的。他当过兵,并曾遵照命令坚持他的职守。现在“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而现在要放其他的职守,那就会象在战斗中放弃职守是一样地可耻了。怕死并不就是智慧,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死会不会是更好的事。如果以不再继续他已往所做的那种思考为条件而允许他活命的话,他就要回答说:“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①而且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与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在这个国家里从没有出现过比我对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他继续说道:

我还有些话要说,对这些话你们会要喊叫起来的;但是我相信,听我说话是会对你们有好处的,因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喊叫起来。我愿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杀了象我这样一个人,你们就损害了你们自己更有甚于你们损害我。没有什么能损害我,不管是美立都还是安尼图斯——他们都不能够,因为一个坏人是不许损害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人的。我不否认安尼图斯也许可以杀死我,或者流放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权利;而且他可以想象,并且别人也可以想象,他加给了我很大的损害:但是我却不同意这种想法。因为象他这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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